■杨剑锋

   最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战略目标定为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而非甘肃的夏河、临洮地区有多方面的重要原因。

   客观原因是两广出师抗日（即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 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所引起的时局变化。在西北地区，蒋介石令原防守甘南的胡宗南率部进入湖南后，守敌王均、毛炳文势孤，在西南地区，由于范石生、陈渠珍及王家烈旧部响应两广，且中共川南特委领导的川滇黔边游击队与原红二、六军团在筹建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时所建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会师后，更名川滇黔抗日先遣军活跃于云、贵、川结合部，声势浩大。蒋介石行辕参谋团惊呼“黔省土匪复炽”，急令原在雅安、康定“围剿”二、四方面军的薛岳率部进入贵州，李抱冰率部离康至雅安待命，令沿金沙江南岸封锁二、四方面军的樊嵩甫、郭汝栋、李觉、刘建绪赶赴滇黔边之盘县待命。蒋介石调走“围剿”部队，这就大大减轻了红军北上甘南时前方与后方可能出现的敌军压力，构成了红军北上甘南的客观有利条件。

   从主观条件看，张国焘于6月6日正式撤销以他为代表的第二“中央”后，在行动上不可能不受中共中央制约。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是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中共中央这一电报，全面阐述了西北政治，军事形势，是对张国焘6月10日电示北上夏、洮西北部战略方针的明确回答。

   据徐向前回忆：总部讨论了中央这一电示后，又改变了北出方向，决定乘虚出岷州地区，横扫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并请一方面军向天水方向活动，进行策应，最后确定了北上甘南的战略方针。6月28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在《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中正式宣布：“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全盘接受了中共中央6月19日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电示。

   至7月下旬，北上红军先后离开西康境域，经过艰苦行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逐渐聚集于川西北与甘南结合部地带。10月8日，四方面军的四军十师在会宁青江驿、静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胜利会师。18日，二方面军的六军在会宁老君铺同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胜利会师。一方面军先后与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宣告蒋介石饿、困二、四方面军于雪山草地间这一图谋的彻底失败。从此，三大主力红军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在中国革命史上，又创造出了一个个更为波澜壮阔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