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康巴是一片历史悠久而仍神秘的土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着白狼部落、牦牛部落等独特的部落。他们的故事流传于民间。因考古技术、考古知识、考古装备等的限制，康巴大地上的太多秘密至今仍深埋于地下。历史是存在之家。现今，我州涌现了一批有志于揭开康巴历史的民间学者。他们用一己之力，从一个视点，窥视康巴历史的一角。通过他们的努力，终究可以以人文的视角描绘出康巴的全貌。为此，本刊特开辟了“探寻康巴历史·弘扬康巴文化”专题策划，为通向康巴的过往打开一扇门。
    在泸定沈村地区发现和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像战国巴蜀栁叶形虎纹铜剑、西汉五铢钱、汉墓、汉砖、汉瓦以及农业学大寨时期抬田改土挖岀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古戈矛、箭矢等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它们是筰都夷地区远古历史的见证。近年发现于沈村的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虽历史和年代不如上述文物那么久远，但更具文献参考价值，它详尽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解开了沈村地区从明代洪武二年起，到清朝宣统三年，赵尔丰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止，计500多年时间内，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之谜。
    ▶远古筰都--沈村◀
   《四川郡县志》载：“蜀之先，始于人皇，其说渺矣。《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有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国也。’《五帝本纪》又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舜置十二牧，《禹贡》分九州，《周礼·职方氏》九州，蜀皆列梁州之域。周武王伐殷，微、卢、庸、蜀、羌、牦、彭、濮并从。其地皆在蜀境矣。……秦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蜀兼有巴、蜀二郡及巫、黔中之地。汉高帝入关，封汉王，王巴、蜀、汉中之地。天下既定，袭秦封建郡县之制，蜀仍置巴、蜀二郡。高帝六年，分蜀郡置广汉郡。建元六年，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邛都（今西昌）为越西郡，以筰都（今沈村）为沈黎郡，以冉（今汶川）、駹（今茂县）为汶山郡。……元封五年，分天下为十三部，置刺史，改梁州曰益州，蜀列益州之域。天汉四年，废沈黎郡，置蜀郡西部都尉。”
    沈黎郡治筰都沈村位于汉时沫水、唐时的大渡河东岸，距今泸定县城20余公里。为古梁州西部的边陲重地和古道要津。秦时首任蜀守张若沿蜀西古道攻取筰都后，即在沈村置筰都县。这便是蜀人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所说的：“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尚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任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招抚西夷，西至沫水（《水经注》：即今大渡河）、若水（《水经注》：即今雅砻江）。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时隔24年后的元鼎六年，太史公司马迁又从长安岀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筰（今泸定沈村）、昆明。”他的大西南之行，为后来《史记》中《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四川省社科院任新建先生在《论康巴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由于秦汉之际，康区东部的羌部与蜀邛的接触多在大渡河东岸地区，其人多靠溜索来往于两岸，内地人见而骇异，故称其人为筰人。于是大渡河两岸北至金川，南至石棉一带的羌部俱被称作‘筰’。 筰人与蜀邛之人市易之地，在大渡河东岸今泸定之沈村。……”任新建的父亲、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所谓旄牛徼外，指今石棉、泸定与康定鱼通、孔玉这段大渡河谷所住的白狼部族。在汉初为旄牛种，其本部在今康定折多山外的木雅乡，为纯牧国。由于需要与蜀地进行市易，便开辟了从雅加埂逾大雪山，下磨西面，到大渡河岸的一条能行牛马的路，在泸定咱威与沈村间架设溜索桥成功后，沈村成了西南最大的农牧市易中心，称为‘筰都’。 汉武帝在此置沈黎郡，领20余县。（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任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论述：“沈村，汉沈黎郡治也。大渡河水流湍急，惟此处稍平缓可渡皮船，亦可施索于两山之间，故沈黎郡治又称‘筰都’。 并因商业之盛发展成为‘筰国’， 为汉开沈黎郡奠基。直至唐代，汉藏交通仍以沈村大渡口为要道。……”任新建父子二人的论述，不仅界定了“旄牛徼外”， 还对旄牛国、筰都侯国的历史、交通、商贸集散中心地等进行了考证，并指岀汉武帝在“筰都” 沈村置沈黎郡，所辖地达20余县。旅居异国、英年早逝的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先生在他的学术文集《古代的巴蜀》中指岀：“……在青铜时代，四川的古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这就是川东丘陵地带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筰文化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说明了远古筰都沈村一带的筰文化在青铜时代就颇具影响和代表性了。
    ▶沈村的过去和现在◀
    沈村从远古至唐宋到明清，东西有蜀西古道，即后来人们所称的茶马古道，往东直通雅州和蜀郡成都，往西可抵广袤无垠的旄牛徼外；南北有康宁古道，当地人称“下河道”， 往南可到建昌（今西昌）和云南，往北可达丹巴、金川等地。明清两代均为沈边土司驻牧地。听前辈人讲述：明、清时期的沈村，东有白马祠（即今白马庙），南有阳司庙和宁远寺（后改为学校），西有三官楼，北有八角楼。一条正街分上堡子，中堡子和下堡子。上堡子有药铺、商店、旅馆；中堡子有土司余老爷家的祠堂、杨副爷的走马转角楼别墅和各类商铺；下堡子有余土司的上衙门、下衙门、易头人的豪宅和董馆（相当于今之学校）并杂有茶房、酒店等。四条巷中均有一些店面，中街巷子下边邻近上衙门处有官店，专供达官贵人及“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 者住宿。官店前面，八角楼西南侧是宽阔的塔子坝，这便是古代茶马互市的交易处，足以容纳数百头旄牛和筰马。塔子坝南侧有藏式白塔，白塔南侧便是恢弘千年的茶马古道。白塔西侧是三官楼，据说三官楼高大宽敞，是历史上藏、汉物资交流的场所，后被入侵者焚毀。笔者近年多次登上沈村南端寨子包顶的古寨遗址，眺望筰都沈村和宜牧古渡，抚今思昔，曾留诗一首——《古寨怀古》：
    寨子包望大渡头，只见河水不见流。
    筰国平畴种黍稻，宜牧筰马与牦牛。
    茶马互市塔子坝，物资交流三官楼。
    华羌自古一家亲，同舟共济固金瓯。
     沿白塔南侧的古道西下一里许，便是“千古长河第一渡”—— 沈村宜牧古渡，为旧时华羌共济之处。而今是“古渡尚存无船泊，天堑难越有桥通。”交通更加便捷。
    “一条正街四条巷”的沈村古堡，位于大渡河东岸距河100多米高的台地上，东倚海子山，西临大渡河，南靠寨子包，北有慧蜂河。寨子包的南侧和西侧为陡峭的绝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秦以前为羌、旄部落古筰国，秦为筰都县，汉设沈黎郡，唐置大渡县，废县后仍留兵戍守，史称大渡戍，直至解放初期，在宜牧古渡旁的大渡河岸上还残存有古代的营垒遗址。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川节度使高骈又于戍所筑大渡城。宋代，太祖玉斧划界 曰：“此外，吾不有也。”舍弃了大渡河西岸的大片土地，但大渡河东岸的沈村，仍为中原王朝的疆土。明、清两代均为沈边长官司驻牧地。
    解放后，沈村为兴隆镇一行政村。公社化为兴隆公社沈村大队，辖五个生产队。建镇后，为兴隆镇沈村。前几年，行政村改自然村，沈村被分作三个自然村。原沈村五组为乌支索村，原大田坝一、四组被定名为沈村，原沈村二、三组，即有千年悠久历史的沈村，汉时沈黎郡、唐时大渡县治，明、清两代沈边长官司驻牧地，被莫明其妙地改名为“堡子村”， 致使今天的一些文人雅士，访古探秘到了现在的“沈村”， 找不到当年的土司衙署、白马古塚、古寨遗址、茶马古道、宜牧古渡和古老民居……，无功而返。有人还认为笔者吹牛撒谎，其实这是“张冠李戴” 所造成的。笔者就曾先后带领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 栏目组编导矫捷、重庆电视台刘均、《四川法制报》龚伯勋老师、《甘孜日报》杨丹叔老师等前往千年古堡——沈村寻访参观。
    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在《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四十八节中写道：“自龙巴铺突兴，道改，而后沈村集市移；土司废，而后沈村寂也。……”但文中所提到的古迹遗址，有的保存完好，有的残存，有的地址、地名尚存，建筑已不复存在。
   ▶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
   沈村余氏《家史》，为成吉思汗二十世孙，沈边第十五代土司余国玺及其弟余国瑞、余国琳三人根据各代传承的《家史》系统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间撰写而成。以后各代相继撰写，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统三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改土归流，对泸定境内的余（沈边土司）、周（冷边土司）、古（咱里土司）、汪（理塘土司安置化林）四家土司“废其职而收其权，并优于世俸” 止，历时542年。将余土司前后相传计二十代的历史和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简要的记载。余氏《家史》称得上是沈边土司和沈村地区542年间的一部简史，它填补了沈边地区历史上很多空白，结合《万历合约》，解开了沈边地区的一些未解之谜。这是它有别于一般《家史》或《家谱》的地方。如果没有余氏《家史》, 笔者就很难写岀《沈边土司——进入康巴东大门的蒙古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泸定》两篇文章, 甚至考证和撰写《话说“老丙午年” 》一文也会信心不足。因为余氏《家史》中的很多记载，在《明史》、《明实录藏族史料集》、《雅州府志》、《打箭炉厅志》及《天全州志》、《泸定县志》中是无法找到的。像乾隆“丙午年”， 即泸定一带的老年人所说的“老丙午年” 磨西大地震，余氏《 家史》中就比其它资料记载得准确而详细，其文载曰：“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五月初六日午时（上午11点-下午1点），地大震，房屋俱坍塌。磨岗山（即今磨岗岭）坍，压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坝，势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凌晨1-3点），始冲开而去，将田地冲没大半。是年，复修宜牧堰田，培补房屋。”笔者在写《话说“老丙午年”》 一文时，查阅了《天全州志》、《雅州府志》、《乐山县志》、《明实录》、《四川通志》及得妥铁桩庙古碑等有关资料，其记载都没有《余氏家史》记得准确而详尽。
   2006年，笔者从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为改族别而带到泸定县委统战部的一大捆旧地契、纸约中，发现了具有史料价值的《万历合约》（以下简称《合约》）。同年写了《宜牧古渡和万历合约》一文，发表于2006年10月19日和11月14日《甘孜日报》，文中对古渡和《合约》均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以后又征得余启仁同意，将《合约》带到成都《四川法制报》龚伯勋老先生处，我二人共同研究并拍了照片，合写了一篇简介《合约》的短文，刊发于《四川民族》杂志和《四川法制报》。因《合约》破损，暂时无法修复，只好带回筰都沈村物归原主，还给了余启仁先生。后被泸定县政协主席孙光骏先生收购，现作为泸定县档案馆“镇馆之宝”藏于馆内。
   发现《万历合约》后不久，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铁木荣（成吉思汗25世孙）处保存有更具史料价值的余氏《家史》。同年秋天，《四川法制报》龚伯勋老师来到我沈村宜牧家中，我们未经预约前往采访铁木荣先生。他只让笔者二人参观《家史》的封面和扉页，其中内容却无缘目暏，龚老只好返回成都。事后笔者又多次前往访谈，征得铁木荣同意，在他的屋内翻阅了整本余氏《家史》并摘记了部分重大事件内容，然后带到成都。为了下一次阅读余氏《家史》时有所收获，笔者请龚老帮我选购了一部数码照相机，带回沈村。当再次获准在铁木荣家中翻阅余氏《家史》时，择了一个晴天，带上照相机去到他屋内，征得他同意，将他珍藏多年的余氏《家史》逐页进行拍照后，带到相馆放大、打印、装订成册。从此笔者有了一本完整的余氏《家史》。为过去写《沈边土司——进入康巴东大门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泸定》、《话说老“丙午” 年》和现在写本文（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提供了可靠详实的依据。
    余氏《家史》全本以毛笔行楷书写而成，字迹流利，刚劲有力。从沈村余氏始祖余伯锡自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到末代土司余应玺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追缴印信止，计542年历史。《家史》中对沈边土司前后共传二十代的各代承袭、土司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如：“冷碛土目纠伙始阳高土司、黎州马土司合兵攻围沈村，勅书图册烧毁无存。”重大自然灾害，如：“五十一年（乾隆丙午，公元1786年）五月初六日午时，地震（即磨西大地震），房屋俱坍塌，并磨岗山（即磨岗岭）坍，压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坝，势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始冲开而去，将田地冲毀大半。……”家庭大、小事，从行军打仗、进京朝贡、加官进爵、寻根访祖到婚丧嫁娶、添人进口、买田置地、修房造屋等均有记载，直到最后“……四川总督部堂赵追去铜印一颗。呜呼！我先祖创业数百余年，功苦不昧，而今一旦失去，不亦恨乎！因感录《七言》：‘先祖创业数百年，血战疆场费辛艰。而今一旦失却去，不知印信尚否还。’……”细读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联系沈村先辈们的传说、文物古迹和地名、物名，500多年间在沈村地区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
     ▶寨子包顶的烽烟◀
     几天前，为了叙写的真实准确和寻找感觉，笔者又沿崎岖荒径登上了沈村南端的古寨遗址——寨子包顶。寨子包高出大渡河水面约500米，高岀沈村古堡台地约200米。顶部呈椭圆形，寨墙环山而建，南面为绝壁，东、西、北三面围墙长250多米，墙厚3.4米，残高2.5米，用大小石块垒砌而成。年深日久，石头表面长满了黑褐色石花，寨墙内外荆棘杂草丛生，是蛇虫鼠兔藏身的好去处。顶部平坦，有残垣败壁房基四间，长19米，宽13.3米，残高1.8米，厚0.5米。“在遗址内发现汉代绳纹陶片，明成化年间瓷碗残片，大量明清青花瓷片及布纹瓦片。系一军事营垒，从出土陶器分析，此营垒应早于明代，……”（引自《泸定文史资料选集》）站在寨子包顶，居高环顾，远近风物一览无遗，周边动静可闻可睹，应该是古代沈村最好的瞭望哨和烽火台。
    寨子包东面为康宁古道，可通汉源、越西（解放前沒有石棉县，大渡河以西，塆东河以南为越西县；大渡河以东，雨洒坪以南为汉源县）。西面为宜牧古渡，渡河往南沿旄牛古道经咱威、魁巫（今奎武）逾磨岗岭往北，经磨西面、喇嘛寺（今新兴乡）翻雅加埂可达广袤无垠的木雅贡嘎；渡河沿大渡河往北经杵坭、子牛、下田坝进沟，再经磨河沟、上松林翻大盐井可合雅加埂古道，这是宋、元年间的茶马古道。2010年，笔者和王永模、邓明前二位先生三人曾亲自寻访，在这条古道边的石头上发现大量的拐杵窝和规模较大的储茶仓库遗址。寨子包的北面为沈村古堡、慧蜂河和沈村田坝。田坝以北的绝壁悬崖叫佛耳崖，崖槽以北为冷碛周土司领地。沿佛耳崖山脊直到马厂梁，为冷边、沈边二土司的交界。据前辈们讲，旧时寨子包顶常年有人守护、观望。在一平坦的台地上，堆满了柴草。一旦发现有外敌入侵，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立即将柴草点燃，熊熊的火焰、滚滚的浓烟腾空而起。这时沈村古堡的土司、头人等便指挥武装力量、组织平民百姓中的年轻力壮者操刀持盾，利用有利地形迎战入侵者。中老年男丁便掩护老弱妇孺往海子山上撤退。一般入侵者路径不熟，怕误入埋伏圈或滚木擂石地带，都不轻易追赶。沈村海子上的百姓，都是余土司的亲戚或臣民，只要沈村有事，他们都要前往接应和援助，历来如此。
    沈村由于地当川藏茶马古道，稻田肥美，物产丰饶，宜牧古渡又为古道要津，在冷碛和龙巴铺兴起前，即晚清以前，均为中原王朝的边陲重地，以华羌为主的多民族商贸中心就在这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秦以前为筰国之都。《华阳国志》载：“三十年，疑蜀侯造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筰及楚江南地也。”这个“筰”，便是沈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为弄清川边泸定沈村一带的历史，曾于民国27年冬到泸定考察，“历时一年，遍履（泸定）全境，搜奇探秘，小有所获。大都发前人所未觉，……”（《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 序言】》）才得岀：“沈村，汉沈黎郡治也。大渡河水湍急，惟此处稍平缓可渡皮船，亦可施索于两山之间，故沈黎郡治又称‘筰都’。……”（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的结论。又《华阳国志》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谓‘邛、筰……秦时尚通为郡县’ 盖自张若始。”注中还对“三十年” 作了说明，“周赧王三十年，当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经査后，才知道张若取筰及在筰都置县，即公元前285年。汉代司马相如奉使招抚西夷，西至沫水、若水,为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太使公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及汉杀筰侯、诛邛君，以筰都为沈黎郡、邛都为越西郡，为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蜀西边陲重地——小小筰都沈村曾经牵动秦皇、汉武的神经。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载：“大历14年冬10月丁酉，吐蕃合南蛮之众号20万，三道冦茂州、扶、文、黎、雅等州。连陷州邑，……”蕃军攻占沈村，打到了雅州。唐德宗“发兵4000（由李晟将之）助蜀，大破之。”从引文看来，似乎轻而易举就取得了胜利。事实远非如此。近年岀土于泸定县冷碛镇甘露寺村甘露寺西南侧的唐墓残碑记载：“……，军次雅州，尤艰难劲敌。公独设奇计，尅伐奸谋。领麾下貔武50余人，从雅州和川路（在今雅安市天全县境内）入云翠山，束马悬木，俯至种落，审观贼势，固伏要害，招彼乌合犬羊，后殿叶心，回戈飞越（即今飞越岭）以西，冦戎震荡，搪书前闻，官军乃进。不逾岁序，肃清故地。……公威威抱德，实为澄村（沈，古音澄。澄村即今沈村）……”尽管禁兵统帅李晟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亦善将兵将将，但到雅州（今雅安市）遭遇强劲之敌据险以守，打得十分艰苦，旷日持久，无法取胜，才派精兵从和川路翻马鞍山“回戈飞越以西”， 截其退路，断其粮草，使蕃军腹背受敌，才收复了澄村（沈村）并追击蕃军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笔者查阅史料记载，经过文物证实，进行实地寻访后，站在“千古长河第一渡” 的宜牧古渡口，写了《七言·古渡怀古》：
    宜牧古渡长河水，无语静静往南流。
    青山万重隔不住，筰索一道连平畴。
    唐蕃激战澄村畔，骸骨深埋大渡头。
    折戟沉沙作沃土，华羌和谐谱春秋。
    沈村南端的寨子包，就是沈村的暸望哨和烽火台。小股外族入侵，吹响牛角报警；大批蕃军压境，就赶快燃起烽烟。从残垣败壁中发现的汉代陶片及明清瓷片，证明了寨子包从远古直至明、清，均为沈村的重要军事设施，为保卫沈村百姓的平安和战时撤离险境，曾作岀过卓越的贡献。（本稿配图中有部分为翻拍）（ 董祖信/ 文 唐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