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元时实施的土司制度，在民族地区进一步推行。“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统治基础相对稳固。总的说来，在其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多年里，大渡河及其周边地区，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大的战事。
    打箭炉地方的土司，同大明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洪武初年，打煎（箭）炉的长河西土官、元时的右丞相剌瓦蒙就派遣他的理问高惟善向明太祖朱元璋进贡方物（土特产品），得到皇上的宴请和赏赐。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剌瓦蒙又派高惟善和从子、万户若剌进京朝贡。于是朝廷便命在长河西等处设置军民安抚司，以剌瓦蒙为安抚使，并赏赐文绮四十八匹，钞二百锭；还授予高惟善礼部主事的职务。高惟善做了京官之后，在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朝廷派遣他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各处，到第二年才回朝。高惟善是位精明能干，很有政治远见的官员，回去之后，就提出了一套安边之策。这对大渡河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稳定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高惟善认为“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就是说，要得边疆安定，朝廷一要在其所统治的地区屯兵戍守，二要实行恩威相继（说白了就是软硬兼施）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屯守既坚，虽远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并以历代在鱼通、岩州等大渡河一带治守的情况作了论证。他回顾说，今天的鱼通、九枝以及岩州、杂道两长官司的疆土，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这些地方：在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静、岩州的汉民，往往被驱赶到九枝（当在今汉源与泸定相连的飞越岭周围）、鱼通防守汉边；到元初，在鱼通等地设了两个万户府，仍然在盘陀、仁阳设置寨栅，由边民戍守，其后各枝首领率众进攻仁阳等寨栅，同时川蜀兵起，乘势侵扰雅（雅安）、邛（邛崃）、嘉（乐山）等州，使一方不得安宁。这都是朝廷没有派兵屯守所致。再说本朝，自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开始，随着碉门土酋的归附，在岩州、杂道又设置了两个长官司。虽设置了十年有余，可“官民仍旧不相统摄”，这都是因为“因袭旧蔽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之所以不能实行有效统制，原因就在还沿用过去那套蔽端很多的老办法。近期归附的尚如此，那些远处还未归附的又有啥理由叫他们臣服？！怎么办呢？他主张在岩州（泸定岚安）宁远等处这些自古以来州治所在的地方，派兵镇守，修筑城堡，开垦山田。这样一来，便可“使近者向化而先附，远者畏威而来归，西域无事则供我徭役，有事则使之先驱。抚之既久，则皆我用”。进而他从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实行此策的重要意义：
    其一，可筑起四川的安全屏障。岩州、宁远等处远通乌斯藏（西藏）、朵甘（甘孜一带），近抚长河西。在这里筑城屯守，可拓地四百余里，得番民二千余户。这样一来，不仅黎、雅有保障，蜀地也永无西顾之忧了。
   其二，可从生计上控制番民。因为这带番民所处的老思冈，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全靠贩运碉门的乌茶、蜀的细布去交易羌货为生。若在岩州设立市埸，这些番民的衣食即全仰仗于我，哪敢为非。
   其三，便于“以蛮治蛮”。“以夷治夷”是历代统治者的一项狠毒的治边之策。高主事自然深谙此道。他认为“以长河西、伯思东、巴猎等八千户为外番犄角，其势必固”。在这种稳固的态势下，就可“招徕远者”。如果远处的“外番”不来归附，这八千户即可“近为内应，远为乡导”，这便是所谓的“以蛮攻蛮”的“制边之善道”。
   其四，有利于茶马贸易的发展。高主张，天全六番招讨司的八乡之民，宜全部免除其别的劳役，令他们专门蒸造乌茶，运到岩州，置仓收贮，再拿去贸马，这比在雅州易马获利可成倍的增长。而且，这样一来，距原易马的打煎（箭）炉就近多了，那马价相应会增加，番民见有利可图，前来交易的人必然增多。
    其五，税收倍增，戍守官军供给有保障。在岩州立仓易马，番民从这里贩茶出境，运到这里的其他货物也会增多，这样一来税收自然会成倍增加；还有，鱼通、九枝地方番民种田耕地，以往从不纳粮交税，若每年令他们交纳租米，再令军士在大渡河两岸开垦一些荒田，戍守官军的供给就可解决了。
   其六，促进交通、邮传的发展，便于防遏边乱。在岩州立仓易马后，为方便人马往来，从碉门到岩州的道路，必需缮修开拓；再根据其远近，设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交通、信息一通畅，边境有事，即可迅速处置，可保无虞也。（龚伯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