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扎觉母寺外景图。

◎聂晓民

近日，1936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发布的一则关于觉母寺的布告，引起了纪念馆、党史界等多人关注，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少将分析此布告是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的刘伯承书写。

1936年2月，为执行红军总部的《康道炉战役计划》，以刘伯承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员的红30军从雅安宝兴翻越夹金山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攻取道孚、炉霍、甘孜地区。3月1日，红30军攻占道孚，25日，攻占炉霍，30日进驻甘孜县。红30军来到甘孜县合则觉母寺院附近，为打开当地的局面，红军坚决执行纪律，不干扰百姓。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政治部以军政委李先念的名义，颁布了保护觉母寺（尼姑庵）的布告。布告说“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

布告长11厘米、宽11厘米、高8厘米 。该布告主要内容是要求指战员保护当地的喇嘛教寺庙——合则觉母寺，不得擅自进入和侵扰。“觉母”是藏语，含义为“尼姑”。该布告由甘肃省军区于1959年征集并送解放军总政治部，后由原总政治部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2016年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时展出。

该布告和其他的布告在书写形式上有所区别，不是现在常见的横向的，是竖向的，按照上中下分三部分，发布方、责任人、发布内容。它的落款也就是发布方的单位在上面，左右对称，盖章可以辨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中间是发布人李先念的姓李，比其他字大一倍，以示突出。在下方是布告的内容。书写者以行书书写，一气呵成，整体结构匀称，字体大小适中，内容简明扼要。布告历经多年，保存完好，说明寺院的收藏者对布告的内容认可，对书写者书法充满敬意。

据刘伯承元帅之子、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刘蒙少将确认，该布告应为刘伯承元帅亲笔书写。刘蒙少将从小在刘帅身边练习书法，对刘帅书法的特点有深刻认识，他介绍说，从书法特点看是刘伯承书写，“爸爸从5岁读书写字，爷爷刘文炳是晚清秀才，也是一个书法家，现在开州的一些碑刻还留有爷爷的书法，爷爷

的书法对爸爸的书法影响较大”。如“人”的撇捺是刘帅特有的，和刘伯承此后书法作品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出是刘帅的书法。刘蒙本人的书法也继承了刘帅的风格。

以上是刘帅1949年的书法，距离1936年13年的时间，“不” “此”二字，明显与布告上的风格一致。国、合、军等单个的字，在建国后的书法作品与布告比较，都可以在刘帅其他书法中看到明显出自一人。

此布告为刘伯承书写，和刘伯承在军中的职务是对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指出，1936年2月，在四川省雅安的任家坝，四方面军制订的战役计划，里面有刘伯承为先遣军司令员的记载。《红军长征史》《刘伯承年谱》都有刘伯承为先遣军司令的记载。刘蒙少将参与《刘伯承传》的撰写，对长征路上父亲多次担任艰巨任务有深刻记忆，比如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在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父亲对四川熟悉，在四川军队有影响，做北上抗日的先遣军司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此外，从时间上看也是吻合的。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记载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给部队的一系列电报表明，刘伯承与李先念是按照命令2月19日翻越夹金山到达维，之后前往丹巴，2月底翻越党龄雪山，3月1日红30军占领道孚县，3月4日张国焘电报指示刘伯承、程世才等率部队取炉霍，3月25日部队占领炉霍，之后3月30日在当地民众支持下和平进驻甘孜。李先念带领30军余部在道孚县筹粮，30军先头部队到甘孜，做当地的团结工作，求得粮草和民众的支持。

这些在刘志坚《风雨征程》一书得到印证，刘志坚的书中讲到李先念出具布告的内容。在抵达甘孜之前，刘伯承和刘志坚在途中遇到一座东固喇嘛寺，有为数不少的武装喇嘛。为了避免流血，先遣军司令刘伯承提出，要想办法做喇嘛的工作，通过喇嘛打通藏民群众的思想。并用他的名义给东固喇嘛寺写了一封信，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和政策，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保护他们的利益，由通司(藏语翻译)送去。这封信真起了作用，部队到东固时，喇嘛果然没的抵抗和逃跑。到达东固后，刘伯承要刘志坚陪他到喇嘛寺去见当家喇嘛。进寺后，先到寺的正殿向佛像鞠躬行礼，然后进一步向当家喇嘛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政策,重申保证不侵犯喇嘛和藏民的利益，并提出请他们往甘孜大喇嘛寺送信。这样做的效果果然不错。当刘伯承和刘志坚带30军先头部队到达离甘孜县30里地的普玉隆时，甘孜喇嘛寺的两个当家喇嘛骑马来迎接了。刘伯承又要刘志坚陪他到喇嘛寺去，由于工作做得好，甘孜喇嘛寺的喇嘛和藏民一个也没有跑。

长征期间，红军在沿途书写、散发了数以万计的标语、布告、传单，这是向沿线民众宣传党和红军主张、争取支持的主要形式，刘伯承亲笔书写的布告是红军高级指挥员在

长征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有名有姓的文物。除此之外，刘伯承元帅的题词书法作品只在一些红色纪念地留存，如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江苏省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等，长征时期留存的极少，更见其珍贵性。

泸定桥红军长征纪念馆夏芸同志对这个布告很热心，她分头对道孚县、甘孜县几个觉母寺名字的查证，没有找到合则觉母寺。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的杨剑锋同志对甘孜县的觉母寺的情况做了调查，发现在甘孜县城西侧10公里的柯则村是最接近“合则”发音的，而且在柯则一带曾经有觉母修行的场所。甘孜县民族宗教局扎西拥措同志经过实地走访，在郎扎觉母寺发现了“合则觉母寺”的重要线索，据郎扎觉母寺的活佛介绍，合则觉母寺原属于现呷拉乡柯则村，1986年合则觉母寺管理者为苏吉彭措，苏吉彭措为郎扎活佛的老师，1986年8月班禅大师到甘孜县视察工作，经请示班禅大师同意，苏吉彭措委托郎扎活佛将合则觉母寺与郎扎觉姆寺合并。这证实了甘孜县确实有一个合则觉母寺，同时也证实了布告的真实性。

今年3月25日，刘蒙少将为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写了确认文字：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

我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较老会员，八岁时从父亲开始临池，对父亲的用笔和结字比较熟悉。

红军在合则觉母寺的布告，从1936年3月我父亲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司令、布告的书法与此后的书法绝然相似，结合红军和平进驻甘孜的史实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我认为此布告为我父亲刘伯承所写。

刘蒙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