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一个婴儿的诞生殊为不易。

当我明白“脐风疾”的肆虐，曾经对乡村新生儿所造成的危害，我不禁感慨于生命的脆弱！我也常暗自庆幸，自己能够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这要感谢接我出生的文章奶奶，在剪断我的脐带之前，能用沸水煮过那把剪刀。

在我的故乡湘南山区八公分村，接生婆俗称接生娘，无疑一律是上了年岁的妇人。村中每有妇女生孩子，最要紧的，自然是请接生娘。传统意义上，接生娘并不是一项谋生的职业，却是令人尊敬的职业，她们给人接生，多是出于一种善举，并不一定要求得报偿。那些顺利生下孩子，孩子又健康成长的人家，作为感激，日后当然会请接生娘吃一餐饭，或在过年时送一块猪肉做谢礼。若是孩子夭折了，对一个家庭来说，本已是悲伤的事，又哪还有心情请接生娘吃饭，给她送礼呢？

旧时的故乡，产妇都是在自己家里生孩子，因此，接生娘便不可或缺。在我童年时代，村中曾先后有好几个接生娘，年迈的文章奶奶，普英奶奶，比她们小一辈的，则是全英和己玉，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多次生育，富有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故乡周边一带村庄做接生的，则是我的大姐荷花，她是真正掌握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乡村医生，也是故乡最后的接生娘。

故乡地处偏僻山村，远离城镇，曾经漫长的岁月里，乡人经济贫困，缺医少药，孕妇的生产，自然也是听天由命。那时的妇女，虽说生得多，但夭折的孩子也多。一些婴儿在出生头七天就死了，死时面带苦笑，颈脖后仰。在故乡人看来，这些孩子大都死于一种俗称“脐风疾”的病。听母亲说，我曾有两个名叫“荷香”“绣花”的姐姐，就是先后死于“脐风疾”。在我童年时代，村北一片枞树山，是历年埋葬早夭孩子的场所，许多生命之花，凋谢在这片林子里。要是村中产妇遇上难产，就更凶险了，弄不好大人孩子双双殒命。难怪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念叨：“女人生孩子是闯鬼门关，闯过了，吃鸡婆汤；闯不过，见阎王。”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过去乡村新生儿成活率低，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乡村的医疗条件差，接生娘缺乏必要的医学常识。这也难怪，她们本就是些不识字的文盲，做接生全凭经验。婴儿出生后，接生娘处理脐带，或是临时找一把家用的剪刀剪断，或是直接用双手食指各绕一圈从中硬生生扯断，或是用尖锐的长指甲掐断，甚至有用牙齿咬断的，而后用苎麻丝在伤口处一扎，覆盖一张黄纸钱，再简单擦洗一下孩子，包在旧布襁褓中，就算完事了。这类处理脐带的方式，简单粗暴，既无消毒的观念，更没有药物，就很容易造成脐带伤口感染。尤其是使用没有消毒的剪刀，兴许还生了锈，极易造成新生儿感染破伤风，就是俗称的“脐风疾”，是长期以来新生儿死亡率的主要病因。

庆幸的是，在我出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故乡所在的大队已有合作医疗点，或许是受赤脚医生煮针消毒的时风所染，为我接生的文章奶奶此时已懂得用沸水煮剪刀消毒，而不像往日给我那早夭的姐姐绣花接生那样，用长长的手指甲硬生生掐断脐带。

那时，我家所住的老厅屋里，一共住了五户人家，文章奶奶就住我家的对门。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大我十七岁的大姐见证了我出生的过程。那会儿，母亲已经临产，父亲请来文章奶奶接生。文章奶奶吩咐烧一砂罐水，将我母亲平日缝补衣服的剪刀找来，投入水中一番煮沸，凉后待用。母亲是坐在卧房的宽板楼梯上顺利生下我的，文章奶奶接下我，拿过那把剪刀，将我的脐带拉直比画到脚弯处剪断。从此，我便脱离了母亲的胞衣，成了这人世间的一员。以后，据说我在襁褓里食量大，尤其喜爱吃母亲咀嚼过的饭，像张着大嘴巴嗷嗷待哺的黄口乳燕一般，一副总也吃不饱的饿样子。有一回，文章奶奶满是怜爱地逗笑我，说我怕是吃得下一鼎罐饭哩！奶奶金口一开，我也就有了一个叫“鼎罐”的小名。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村里的男女老少，无不这样叫我。

我对文章奶奶的记忆不多，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只模糊记得，她是一个身形瘦小的小脚老人，满脸皱纹，平日黑衣黑裤黑头帕，走路颤巍巍的样子，声音细小，慈祥和蔼。她的屋门上面，筑有燕窝，年年燕去燕来。每当乳燕出生的时候，燕子呢喃，厅屋里十分热闹，她就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用竹竿捅那燕窝和燕子，会有罪过的。

另有一件事情，我也印象深刻。一年中，每当母亲做了时鲜的食品，譬如盛夏做了烫皮，母亲在神台前毕恭毕敬地敬过祖先神灵之后，总会用饭碗装一块刚出锅的热烫皮，嘱咐我好生端着，给文章奶奶送去。母亲历年所生的孩子，都是文章奶奶接生的，这份恩情，母亲一直铭记。

村中年年都有孩子出生，文章奶奶过世后，接生娘自然又有其人。其时，远在十里山路之外的公社卫生院，偶尔也会召集各村的接生娘做简单的培训。经过培训的接生娘，这时有了一个新名称，叫接生员。接生员从卫生院领来纱布、碘酒等几样简单的接生用品，堪称现代医学照在乡村新生儿身上的一缕曙光。应该说，自从有了接生员制度，乡村新生儿成活率大大提高了。不过，若是碰上孕妇难产，这些乡村接生员，通常也是无能为力。在我童年时代，我所居住的那栋老厅屋里，就发生了一桩初产妇母子双亡的悲剧。

我的大姐荷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做接生娘的，其时已分田到户，三十多岁的她在务农之余，在家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大姐十几岁时就被推荐到卫校学习，并在永兴县人民医院实习，回村后，做了大队合作医疗点的保健员，也就是以务农为主业的赤脚医生。以后，她出嫁生儿育女，家在与我们村庄仅一江之隔的对岸小村油市塘。有好些年，因四个子女尚年幼需要照料，而我大姐夫又在远地当工人，她一度中止了行医。

分田到户后，大姐领了行医执照，在家办了小诊所，周边村民有个小病痛，往往都来找她打针问药。许多时候，日里夜里，她还要挎着那个红十字会的医疗箱，走几里山路去给村民看病，或者给产妇接生。也就是从这时起，她成了周边山村广受尊敬和信赖的接生娘。

大姐在故乡一带接生的十几年间，一个个崭新的小生命，由她迎接到人间，没有一个夭折的，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幸福。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交通便捷，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人口出生率下降，乡人对生育更为重视，家中若有产妇即将分娩，一般都是及时送往乡镇医院。从此，“接生娘”一词也在故乡渐成历史。之后，我的大姐来到了永兴县城，先是应邀在私人医院和药房坐诊，后来做了一名专职的牙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