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四四
    背着“茶背子”（打捆茶包）的背夫、制造茶具的窑炉、围木成炉炼铁的场景……记者走进雅安市博物馆，见到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数百张记录茶马古道的黑白照片，他们正筹备在明年春节期间搞一个“孙明经茶马古道照片展”。“这些照片，是一位名叫孙明经的学者在1939年拍摄的。”馆长李炳中说，当年，年仅28岁的孙明经，行程万里，用电影胶片和照片胶卷对茶马古道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
    艰难时局中背负重托
    出身影像世家的孙明经，以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为事业目标。年轻的他被蔡元培等学界泰斗发现，成功独立拍摄了30多部“国情调查电影”，后来更承担起用电影和照片的拍摄来考察茶马古道的重任。
    雅安市博物馆目前所拥有的这200多张老照片，是由孙明经的儿子孙健三提供的。已经70多岁的孙健三，是一位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的摄影师。
    “那是一次在艰难时局下进行的科学考察。”孙健三介绍说，1939年，广州、长沙、武汉、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仅存经济十分落后的西部辽阔地区。抗战要继续下去，该去哪里寻找财政税源，为抗战提供经济与物资保障？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法学家郭有守博士，深谙“救亡与税源之道”。他在抗战前方和后方都极度吃紧的情况下，把高瞻远瞩的目光投向已发展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各种川康考察团、考察队开始进行 “茶税救国”考察。可在10多批西行考察不尽如人意之后，有关方面决定，组建一个高规格、大规模的考察团对茶马古道沿途税源与资源做一次深入细致的大考察。
    孙健三说，郭有守等人决定在这次考察中用电影和照片进行记录，他们选择了孙明经。
    那时孙明经只有28岁，这些学界泰斗为什么会信任一位年轻人？
    “我们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影像家庭。”孙健三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和奶奶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因为共同喜好摄影而结识，“爷爷孙熹圣是最早和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第一个把英文‘CINEMA’叫‘电影’的中国人。”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孙明经自小就接触照片和电影。在住家的大院子中，还有一户陆姓人家，与孙家是世交。陆家有一个大孙明经8岁的男孩陆长顺，自幼对照相“发烧”，只要出门拍照必带孙明经同行，并教孙明经使用各种相机。于是，孙明经在5岁时就有了用多种相机拍照的机会。到15岁时，孙明经已经确立一生的事业目标--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由于当时中国的大学中还没有相关的专业，他在金陵大学化工系修满学分后，再入电机系，修满学分后，再入物理系，历时7年，修满3个系学分毕业。其间还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等科。
    后来，他的才华为蔡元培、郭有守等人发现。在泰斗们的引领下，孙明经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拍摄了大量教育电影、摄影作品。在参加茶马古道考察前，他已经有了独立成功拍摄30多部 “国情调查电影”的经历。这一次，泰斗们再次给他一个重任——用电影和照片的拍摄来考察茶马古道。
    然而，193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人自己连一英尺电影胶片和一卷照相胶卷也不能制造。大上海的电影人绝大部分撤到重庆后，因为没有电影胶片无法拍摄电影，仅能演出话剧，才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中辉煌的“话剧黄金时代”。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有守等学界泰斗们，却一次性给予孙明经16毫米电影胶片多达12000英尺，120照相胶卷多达200个！因为，在学者们看来，当时只有电影和照片才能让大后方的官员学者和广大军民都可以切实看到茶马古道上那能足以长期支撑抗战的滚滚税源与资源。
    这对一个年轻学者，是何等的分量与重托？
    所以，当考察团在原定考察路线半途遭遇“兵灾”，全团折返时，惟有孙明经毅然独自继续深入，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前行。最终，他完成的实际考察路程比原定路线还多了近千里。
    不用马匹马帮运输的边茶
    从1939年6月初到12月底，孙明经风餐露宿、翻山涉水，带着几十位学界泰斗们开列出的考察课题，手握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进行茶马古道科学考察，行程超过万里。最终，他完成8部考察电影，拍摄2200多张照片。
    行前，几十位学界泰斗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研究所得或希望研究和需要实地考察求证的问题给孙明经。比如，茶马古道上的茶从种植到贸易税收的所有环节，源头与沿途的民俗民风等等。
    孙明经用了4个月的时间消化吸收这些问题，当他1939年6月从重庆出发时，已经怀揣一份详细的考察电影拍摄提纲，以及必须用拍摄来求证的内容预案。第一个让他感兴趣与好奇的问题，即是茶马古道是什么样的“道”？
    考察路上，他发现这条通商贸易的茶马古道，从雅安到康定这段路上却并没有用马匹或马帮运输茶。经营雅安边茶的茶商告诉孙明经，在平路上一匹马可驮12条茶，而在雅安到打箭炉（今康定）的路上，一匹马最多却只能驮2条茶！用人则不同，这条路上一个男背夫最少可以背12条茶，多的可以背19条到20条。女背夫少的可以背7条，多的可以背10条。一个强壮的男背夫的运茶能力，一人一趟是一马一趟的10倍！
    孙健三告诉记者，当时孙明经参加的是考察团中的地理组，一路上用坡度仪边走边测，最陡的一段路居然有65度，一般坡度也有20到30度。而且，雅安至打箭炉的路，一般三尺左右宽，有的路段仅两尺宽。地理组中一位武汉大学老师自备有一匹马，到了坡陡路险处，他不仅不敢骑在马背上，遇到很陡的路段，他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拉马，马才能艰难地登上陡坡。“看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条路千百年来不用马匹运输边茶。”
    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被孙明经一一摄入镜头中。
    “父亲最难忘的是背夫们的吃饭与‘方便’。”孙健三说，每天从开始起程到下一个住宿地，背夫们才能卸下“茶背子”。中途要方便时，不论男女，一律站姿进行。背夫们途中休息或进餐或饮水，仅能用一具铁头木杵支在背架下面，借此喘息。木杵长年与路面上的石头磨擦，把路上的石头表面磨出一个个圆窝窝来。“背夫们告诉父亲，辨认识别那条路是否是茶马古道，只要看看那条路上是否有很多杵窝即可。”
    古道上有很多“家背子”，即丈夫妻子同为背夫，双双同行。“家背子”中，还会遇到两个家庭大小六口人一路同行相互关照--两对夫妇各带一个娃娃。男娃娃女娃娃年纪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娃娃们背上的货物，最少的仅半条边茶，多的则有五六条。
    70年前的四川留影
    在4次万里拍摄考察中，孙明经有两次都行走在四川。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动态和静态影像史料，更为今天如何用好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留下了思考。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如今发现的这些老照片，是经历文革劫难后幸存的，不仅有茶马古道，还有自贡井盐的留影。
    原来，在考察茶马古道前，孙明经就已经在四川进行过其他考察。1938年4月，他刚刚从南京撤退到重庆，就被郭有守等人安排带着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奔赴富顺县和荣县考察拍摄盐业生产与税源。
    在自贡，孙明经呆了3个多月。他带着两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照相机，走遍了自贡地区所有盐井，拍摄了从钻井、采卤到制盐的整个过程，拍了880张照片，以及科考调查电影《自贡井盐》。回到重庆后，他将自己记录下的镜头广泛放映和展出，生动再现了自贡井盐生产盛况和制盐生产中展示出的先进技术，增强了国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2005年，孙明经拍摄的照片《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入选“20世纪全球华人经典作品展”并获奖。
    孙明经留下的四川影像资料还有很多。他拍摄的人文风俗电影中，《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铁矿金矿》等，真实展现了当时雅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风民俗、物产资源。他还拍摄了地理风光纪录片，有《成都到兰州》、《灌县水利》、《峨嵋山》、《川江一瞥》等。
    孙健三说，抗战期间孙明经在四川生活了较长时间，在这里进行教学科研，并开创了中国电影、电视、摄影、电子计算机等高等教育学科以及创建最早的课程，因此对四川有深厚的感情。
    1944年6月，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看了孙明经5年前拍摄的《西康》，当场邀请孙明经重新访问西康，放映原来的电影，再次拍摄西康。两个月后，孙明经带领电影部师生10人上路。可惜的是，孙明经此次拍摄的影片全部失踪，只留下300多张照片。
    李炳中告诉记者，在2010年看到《走进西康》这本书后，知道了孙明经和他拍摄的老照片，于是辗转联系上孙健三。恰好，孙健三这些年也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愿意把这些茶马古道的照片提供给雅安市博物馆，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如今，博物馆还准备根据老照片编纂系列图书，以便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
    而有关自贡的老照片，孙健三也把使用权无偿捐献给了自贡市政府，根据老照片撰写的图书《遍地盐井的都市》也已经出版。
    “我希望父亲留下的照片和电影资料，能为今天的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帮助，这才是真正发挥了它们存在的价值。”孙健三说。
    【人物简介】
    孙明经，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也是一位实证科学考察者。他手握电影摄影机与照相机，遍旅华夏文化历史。在34岁之前，他有过4次行程超万里的用电影与照片拍摄记录的实证考察；在36岁之前，他独立摄制了63部十分珍贵的电影与多达万余幅实证科考照片。孙明经与四川也极有渊源。他一生中的4次超万里考察，有两次是在四川。他除了拍摄茶马古道外，还拍摄过成都、自贡井盐、乐山、峨眉山、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