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娜 记者 唐闯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人们不断把电影和电视的镜头对准一座由十三根铁链拉起的长桥，试图从这里找到些什么。人们说，这十三根铁链托起了一个新中国；人们说，在这些环环相扣的铁索上，隐藏着关于昨天、今天以及明天的密码，不断破译它的人们将找到生命的意义。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上，那些曾经走过长征路的生命又将述说些什么呢？
    “万水千山”总是情
     2015年2月3日，新疆霍城县水定镇阿扎克社区组织观看一部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电影《万水千山》。社区干部、驻工作组成员、辖区居民等40余人观看了电影。
    看完影片，居民米吉提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提高民族团结意识，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快乐生活。”
    在另一个地方，影片开始部分红军飞夺泸定桥情节的所在地泸定县县城正是一派热闹的气氛：再过十多天，春节将至，人们在广场上悠闲的晒着太阳、玩纸牌，孩子们在父母的身边奔跑嬉戏。到了晚上，汉、藏、彝各族群众聚集在一起，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开始跳舞。
    《万水千山》里的长征
    新中国成立伊始，历数红军走过的大山和大河，人们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
    红军在长征时翻过的山有18座，主要有：五岭山地的越城岭；云贵高原的苗岭、大娄山、乌蒙山；横断山脉东部的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以及岷山、六盘山等。
   红军在长征中渡过的大河有24条，主要有江西的章水、贡水、信丰水；湖南的潇水、湘江；贵州的乌江、赤水河；云南的金沙江；四川的大渡河、小金川；甘肃的渭水等。
   1959年，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彩色电影定名为《万水千山》。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并未全景展现红军走过的18座大山、24条江河。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浓缩为一水一山：大渡河与夹金山。
    而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及土改、大跃进运动。从1959年开始，中国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整个50年代，战争、饥荒并没有远离新生的中国，人们必须翻越这现实中的“万水千山”。
    影片一开始，红军已经顺利拿下安顺场。由于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加之江水湍急，船只太少，红军放弃渡河计划，直奔泸定桥。与国民党部队抢时间是夺取泸定桥的关键，影片通过红军和国民党部队隔岸喊话以及一场大雨来对比双方的战斗意志。影片特写镜头对准夺桥牺牲的战士，在国民党部队烧桥的情况下，红军一鼓作气夺取泸定桥。
    在准备夺取泸定桥之前，炊事员老周和王连长有过一番对话。老周不明白要走到哪儿才是目的地。王连长告诉他，部队如此长途跋涉是为了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完了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到了目的地。
     在影片里，战斗既是军事层面的斗争，又是思想领域里的“交锋”。而思想上的斗争则成为了影片解读长征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过草地之前，通讯员小周与一位藏族姑娘进行了一番对话。藏族姑娘告诉小周，草地难走，到处是烂泥，陷下去就没命了。姑娘有些疑惑：干嘛要走？留在这儿不好吗？小周告诉藏族姑娘，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你们这里没有日本鬼子，留在这里干什么？
    此时，王连长也开始闹情绪：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已经和四方面军会师，力量已经壮大，没有必要继续北上。在与副营长交谈时，王连长才理解了继续北上的意义。
    “北上抗日”，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是电影《万水千山》对长征意义的解读：只有人人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所有的艰难困苦和牺牲才有了意义，生命才由此获取了自己的价值。而“天下兴亡”的担当情怀，为集体而牺牲个人的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了指导员李有国的一言一行之中。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李有国，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受伤，他先是决定留在藏族老乡家，不给部队添麻烦。在组织上和战士们坚决带他上路后，他拒绝了团长让八个同志抬他的好意，拖着发烧的身子在草地上艰难地行走，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不断地和战士们竞赛。即使在生命的垂危时刻，他还坚持着指挥了一场战斗。“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影片中，“信仰”是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过草地的时候，李有国与一位战士有过一次短暂的谈话。拖着虚弱病体前行的李有国发现，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是过雪山的时候担任向导的老乡。李有国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来吃这个苦。”老乡回答：“为了子孙后代过得好点。”
    五十年代的中国再一次面对战争和饥荒岁月，“为了子孙后代过得好点”是那个时代回望长征的历史时收获的信念，是人们对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英雄最为朴素的致敬。
  《万水千山》的影响
   根据《大众电影》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当时在创作上正面接触重大党内斗争尚属禁区，并对反映红军长征有“不成文”的规定：在世中央领导同志不能上银幕，并且只能写到团长一级，这样涉及路线斗争最为集中的“遵义会议”就很难反映，况且有关会议的具体情况及细节那时也不清楚。
   因此，影片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避开对长征进行整体把握，总体上采用“以小见大”的格局，以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和克服自然条件困难，取代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剖析和红军内部各种矛盾的揭示，这决定了影片对长征的历史无法全面而准确地表现。
    同时，由于该片以话剧《万水千山》为蓝本，原剧为适合舞台演出，把长征途中的许多事件分别集中在较小的固定场景之中。改编电影既要涵盖这些内容，又须适当打破时空局限，围绕几个主要人物展开必要背景。
    尽管受到诸多制约，成荫等在创作中仍然尽量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将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直观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努力淡化人物性格冲突、突出自然环境矛盾，弱化戏剧性，真实展示人物与自然环境奇特艰险，衬托长征壮举的悲壮气魄与史诗色彩。为保证质量，影片主创人员为拍摄好这一题材，亲自沿长征道路跋涉四千多公里，亲身经历途中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
    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许多老红军纷纷提笔写评论，回忆往事。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万水千山》热。1977年，《万水千山》再次被搬上银幕。这一次，主人公李有国教导员没有牺牲，而是跟着毛泽东胜利到了陕北。重拍的电影，从湘江之战写起，全景式地表现大渡河、乌江、雪山、草地等战斗，对于党内路线斗争也有所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电影《万水千山》拍摄，并艰难地迈出它追忆长征的步伐的时候，面对百废待兴的现实，面对一穷二白的生活，面对国内外种种不利局面，人们却并未停下“长征”的步伐。
   在新疆的大漠戈壁上，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王震和他的战友们，又领着十万子弟兵脱下军装，种出了绿洲、粮食，建起了城市和家园。参与建设的士兵中，有些人也曾走完了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在战争和饥荒交织的年代，中国人对长征的追忆就这样伴随着建设家园的步伐声开始了。
   永不停息的“大渡河”
   2009年1月，央视《流金岁月》栏目请来了1980年拍摄影片《大渡河》的几位主要演员，这些演员中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扮演者韩适、赵申秋，也有普通战士和女红军的扮演者邱国强和赵颖。
   当年参加夺桥战斗的英雄李长林的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他们一起与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回忆影片的拍摄过程，追忆当年红军战士走过的铁索桥。
   在节目的最后部分，主持人请出了当年接待这些演员的泸定县党史研究员王永模。当年参与电影《大渡河》拍摄的演员们与王永模热情握手、拥抱，并从王永模手中接过了从大渡河中打来的清水。
演员赵申秋以水代酒敬了三杯：一敬伟大领袖；二敬革命先烈；三敬今天的幸福生活。捧着一杯清水，演员韩适动情地说：“这水是活水，是养活人民的水。”演员邱国强说：“舍不得喝，准备把大渡河的水封存起来，它会让我们记住牺牲的先烈们。”演员赵娜说：“举杯缅怀所有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女战士。”李长林的女儿则替父饮水，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因为一座桥，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因为一条河，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里交织着80年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回声。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正激情勃发地开始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之路。
  1980年1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工作人员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并宣布一律平反。
   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中国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鲜活的“长征”
   1996年， “史诗化”的方式拍摄的电影《长征》以这样的旁白开头：“公元1934年初冬，在人类生活的这个古老星球上，在中国南部国土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血战，就在这一年秋天……”
   长征电影史无前例地把长征推到了全人类的背景之上。这宣告着：中国人追忆长征精神的视角已不再局限于“自己”，而是尝试着在全人类的历史视野之中加以提炼、升华。
   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人类生活的这个古老星球上，正在发生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深刻巨变。
   1990年，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分裂45年的德国终于统一。
    1991年1月17日，巴格达时间凌晨2时40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起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进攻，战争以伊拉克的失败而告终。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
    1998年7月至9月，中国长江及淮河发生大洪水，造成4150人死亡。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以意识形态划分国际阵营的局面荡然无存，国际格局重新洗牌。中国国内自然灾害频生，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进入了承上启下关键时期，“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入制定和实施阶段。
     面对一系列变化，中国将何去何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东方。而中国人则再一次眺望属于这个民族，也属于全人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长征又将向这个时代，向全人类述说些什么呢？
     电影《长征》走上荧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1995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电影《长征》，泸定桥上的十三根铁链再一次在大荧幕上晃动着时代的节奏，回响着历史的脉搏。
     与之前的诸多影片不同，电影《长征》在处理飞夺泸定桥的战役时，出人意料地避开了正面夺桥战斗的镜头。影片将更多的镜头对准了夺桥之前的急行军和夺桥之后的种种场景。
     夺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站立在泸定桥上，毛泽东的脚用力跺了跺战士们铺下的桥板，随后，他深情地抚摸着铁索，战士们英勇夺桥的画面与毛泽东凝神回想的表情交错出现。此时，毛泽东的双眼早已饱含热泪。毛泽东感叹：这是奇迹啊！
     随后，泸定桥上有了一番对话。
     朱德问周恩来在想些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什么敌人只拆桥板，不砸断铁链呢？毛泽东说，这是苍天保佑红军，此乃天意。周恩来说，主席为何不赋诗一首，赞叹我们英勇的红军。毛泽东回答，是应该赋诗一首啊。朱德却说，现在还不是赋诗言志的时候，朱德随即介绍军情。
     后来，这首在泸定桥上没有吟出的诗出现在了影片结尾处。红军走到陕北，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毛泽东挥笔写下脍炙人口的《七律·长征》。
     影片中，毛泽东等人在泸定桥头的一番对话，实际是对飞夺泸定桥这一举世闻名的战役进行了新的挖掘和思考。
     在红军到达泸定桥之前，红军的每一次决策都是相机而动，红军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既是可能的建立新根据地的所在，也是不得不立即转移的临时落脚点。这种新的挖掘和思考又和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冲突，和自然环境的残酷以及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共同跌宕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从而使影片获得了史诗般的气魄和力度。
     与此同时，影片将毛泽东等人置于这种种的情景之中，并站在精英化的视角之下，着力点染了毛泽东个人面对误解、非议以及红军错误的选择时，挺身而出、敢于担当的人格气魄。影片试图通过毛泽东个人的气质特点揭示红军为何能翻越千山万水，走出这二万五千里的史诗。
     如此立意，其背后蕴含的逻辑也是清楚的：在某种意义上，面对偶然多变的现实世界，一支军队的创建者，一个国家的缔造者，他们的性格气质往往将决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是否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并在前进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的名言，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广为人知的一句话，以此来概括电影《长征》对长征新的理解亦不为过。通过该部影片，人们意识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就是在逆境中不断挣扎，不断失败，不断探索，不断走向前方，走向和平与希望的历程。
      在此意义上，电影《长征》刷新了人们对长征这段历史固有的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折射也应合了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时，中国做出的历史性的选择。电影《长征》发出了关于长征的新声，也发出了时代的心声。
     电影《长征》跨时代的意义
     “长征精神是永恒的，它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长征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作为该片导演，翟俊杰觉得，拍长征大有拍头。“如果没有信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正是那么一份信仰。”
     为了拍摄电影《长征》，翟俊杰阅读了几百万字的长征史料，还请教了一些军事专家，请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的同志。他发现长征实际上有三方面的斗争：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做斗争，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以及与来自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而第三个方面更能体现长征的本质。
    翟俊杰说，这不是猎奇，也不是戏说，而是尊重历史真实。影片将毛泽东对“信仰”的坚持放在了这三个方面的冲突中加以表达。在影片中，领袖人物的人格既是整个红军精神的折射，也是信仰这一主题的载体。
导演翟俊杰严谨的态度，帮助他找到了红军长征的另一个关键点。在影片中，遵义会议即将召开，在这个长征中难得的宁静的夜晚，朱德和周恩来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毛泽东。朱德总结时说，老毛这个人按实际情况办事，往往能出奇制胜。
     实事求是，既是影片中所表现的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也是该片拍摄风格的表达。演员唐国强为演好毛泽东，下了苦功夫，除了认真研究几十万字的史料，对人物进行分析，他刻苦练习“毛体”书法，在拍摄中做到“不用替手、替人”。为贴合人物真实形象，唐国强进摄制组后努力减肥，每天游泳来消耗体力，饿的时候只能喝点水，吃几颗小西红柿，用这种方法，他在四十多天里瘦了二十多斤。
     由于导演、演员都努力追求真实，影片所表达的长征以及对长征内涵的揭示获得了史料和文献意义上的生命力，这是该片区别于其它长征题材影片的一大个性。
     同样，由于追求真实，影片《长征》中的领袖走下“神坛”，经历长征中的痛与爱，折磨和历练。在两小时三十二分钟的时间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甚或是其它领袖人物都无一列外地犯错、跌倒、反思，然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在整部电影里，领袖们也随着长征路线的不断延伸，不断经历生死离别，不断地成长。
     当领袖们回归凡人的世界，崇敬之情代替了盲目的崇拜。在影片中，“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是盲目地遵守一种规定，信仰也需要理性精神的审视。伴随着这种“成长”，在长征这一条不断被回顾，却又不断被读出新意的精神之路上，第一次出现了有血有肉的人的身影。
     人们开始意识到：人，这个古老星球上最鲜活的生命，才是承载长征之魂的所在。关于信仰的空洞呼喊和说教已无法在新的时代让长征之魂在人们心中复活了。
     1996年，《长征》剧组在泸定拍摄期间，作为一名中学生，一个群众演员，记者有幸参加了该片的演出。当时，上千名泸定中学师生统一穿着红军服，浩浩荡荡从学校出发，随着摄制组顺着大渡河沿岸拍摄取景。
出发前，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负责人亲自赶到学校，为上千师生做了一次演讲，以说明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这位负责人告诉参演的师生：“德国、美国、法国都想拍关于长征的电影，他们有技术、有钱，但我们有人。”时至今日，这句话犹言在耳。
     面对全世界，面对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更加真实地回顾自己的革命，充满勇气地，坦诚地自我剖析并讲述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讲述着中国人在新时代的抉择。而在新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充满勇气、并坦诚面对历史、尊重现实的人必将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1997年2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病逝。东方、西方同时降下半旗，向这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的老兵，向这位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历程，并提出“一国两制”和平构想的伟人致敬默哀。
     1997年7月1日，香港结束1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正式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之中，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的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在一位经历了长征的老兵邓小平的引领之下，中国人再一次收获了尊严。
     从《我的长征》到《十送红军》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发展逐渐深化到文化领域。
     面对世界的变化，随着中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历史性的问题似一记重锤敲在了华夏大地上。
     2006年6月13日，一则消息经《华西都市报》在搜狐网等互联网的主要网站上发布：泸定桥将全面封桥，时间为一个月。此次封桥并非为了维修，而是为了迎接《我的长征》电影剧组的到来。
     从6月20日开始，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在泸定桥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长征》。成都军区将派700余名官兵参与红军大部队过泸定桥场景的拍摄。
     在21世纪，泸定桥将再一次走上大荧幕。
     晴空朗日，满山苍翠，十三根碗口粗的铁链再一次静静等待走进新世纪的人们的目光。
    《我的长征》中的小人物
     2006年10月16日，当影片上映之际，人们发现尽管影片中仍然出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但电影的焦点已经不是人们熟知的领袖人物、路线斗争。人们只看见了一个未满18岁的孩子踉跄着、蹒跚着，跟着衣衫褴褛的红军部队行进，却错进错出，找不到方向。
     在一次次的血战中，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一次次追问身边的亲人和战友：我们要往哪里走？他得到的回答都是三个字：“跟着走”。当告诉他“跟着走”的父亲、姐夫、姐姐以及连长一个个倒在了长征路上的时候，未满18岁的瑞伢子举起右手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誓。
    泸定桥成为了整部电影情感和主题的升华点。
     在准备夺取泸定桥之前，8名同志火线入党，未到入党年龄的瑞伢子破格入党。瑞伢子的姐夫负责带领大家攻桥，他问瑞伢子：“为什么入党？用什么保证？”瑞伢子回答：“用血、肉、骨头和命。”瑞伢子当即取出了已经牺牲的父亲和姐姐的遗物：一个烟袋、一方带着乡土气的绣花青布手帕。
      夺桥战斗中，瑞伢子的姐夫牺牲，落入滚滚大渡河之中。在大部队通过泸定桥的时候，周恩来用手帕拭去铁索上的血迹。毛泽东走到瑞伢子身边，给瑞伢子梳理竖直的头发。
毛泽东说：“16岁的红军了不起，早晚全世界会说，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我们还要往前走，一直走，还不知要再走多少路。”瑞伢子回答：“我跟着走！”毛泽东感慨：“红军不怕远征难，有你这样的战士，有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气概，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
     影片的情节在泸定桥画上句号。随后，荧幕上出现了红军翻越雪山的大场景，风雪飘摇中，瑞伢子和红军又上路了。
     电影《我的长征》试图通过一个未满16的孩子在长征路上的迷茫和寻找来揭示长征的意义。影片并未在结尾处告知迷茫的结束和寻找的结果。在影片结尾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瑞伢子都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只知道前面还有路要走，只是坚定一个信念：跟着走。
     人们对长征的追忆已经不再局限于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把长征视为一份文化传统的视野之下，长征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需要从个体的角度进入，并不断重写的记忆。在新的时代，面对长征这部史诗，人们更希望从个体的体验进入，触摸“生命”、“人性”、“信仰”、“历史”、“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
     影片试图告诉人们：迷茫和寻找不会结束，“长征”便要继续下去。影片将故事的结束点定格在泸定桥头，而没有像大多数影片那样将目的地锁定在陕北，这似乎也是耐人寻味的。
     它让人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历史上真实的长征或许找到了目的地，但荧幕上的长征，精神上的长征却没有目的的。因此，人们一再地重拍长征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不断地跟着“长征”走，走一条不会完结的精神的长征路，不断地探索长征的意义。
     在影片中，当瑞伢子这一个体生命面对长征产生困惑、迷茫的时候，长征这一外在的历史事实开始化为属于个体生命内心的叩问。然而，这种叩问却因为影片采取的第三人称角度的拍摄方式，而将“我”这一个极具人化的视角极大的弱化了。
     在影片中，追求长征宏大叙事的惯性心理把瑞伢子的迷茫淹没了，他的困惑和痛苦淹没在长征中的一个个重大历史关头，淹没在了一次次壮烈“牺牲”之中。这种迷茫最终不断浮现在每个情节中，却未能在开掘人物及长征精神的层面再进一步。
     如何把长征从“教科书”式的演绎上升为个体生命的追忆，内化为人心对生命的终极叩问，从而在文化的意义上，以崇高的精神品质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电影《我的长征》向新世纪的长征电影，向站在新世纪眺望长征历史的人们，提出了一个疑问。
     于是，在新的世纪，关于长征的纪录片《长征，不朽的魂》、《不能忘却的长征》开始将追忆长征的视点放在了真实经历了长征的老红军身上，通过他们从个体的角度来讲述长征，讲述人性与信仰的故事。
    《十送红军》中的个体生命
     2014年6月11日，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十送红军》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播出三天便登上全国的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第一名。
   《十送红军》编剧李修文对作品立意进行阐释，他说：“80年过去了，长征在不少人心中变成了领袖的长征，指挥部的长征。但我们知道完成长征靠的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儿子，我们想向牺牲者的母亲们诉说，你们的儿子是这样战斗，是这样抗争，是这样死去的。”
    与所有长征题材的影视片不同，《十送红军》试着让一个个小人物，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来追问、诠释长征。
    文艺评论家李准表示：“《十送红军》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上，追求艺术呈现的极致化。包括戏剧冲突的极致化、人物命运的极致化，和对人性、灵魂、信仰拷问的极致化。”
    “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描写长征，打破了过去全景式格式化的宏大叙事，尤其是对主要人物脆弱一面的刻画，更加真实有力。”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如此评价该剧。
     本剧抛开之前大量关于红军长征题材围绕领袖、政治斗争和大战役的创作方式，独创性地选取了10个非常极致的故事，而且以10组最底层的红军战士为主角，有老兵、敢死队员、孬兵、呆兵、伤兵、女兵、快板队员、侦察兵等等。
     该剧通过草根人物的生与死重写长征，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故事都有相应的真实历史事件做背景。女战士戴澜乔装打扮、混进敌方找部队的故事，是编剧在翻阅西路军史料时发现的，剧作中将其设定在了红一方面军。在第九个故事里，一群战士护送战友尸体回家，曾真实地发生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
    故事里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只有普通红军战士长征途中的遭遇、相知、相惜、珍重和离别。在故事中，个体生命与生死照面。
    编剧李秀文还记得，多年前在湘江边看过的无名英雄碑，上面书写着这样一句话：“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在苦于寻找剧本落点的时候，这句话让他抓到了长征的精髓，“在长征的队伍里，不仅有‘众神’，更有众生。未经神话的那些战士、那些生命个体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这个。”
    《十送红军》试图扭转人们对长征的固定认知。
     在该剧中，所有主角，所有的底层士兵，并没有牺牲在长征中主要战役的主要战场上，他们都牺牲在为主力部队掩护不为人知的遭遇战上。
     在该剧的第五个故事里，掉队的红军女战士戴澜为了尽快在大渡河、在泸定桥赶上大部队，不惜犯险混进刘文辉的川边部队。为了不让人识破自己的身份，她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吞下了一块热碳，又用刀划破自己的脸。她百灵鸟般的嗓音消失了，她如花的容颜枯萎了。
     在一次次的危机中，戴澜都是在那些无名的同样混进敌人队伍或者被俘虏的战友的牺牲下逃过了劫难。当她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的时候，她却意外得知，这是一支吸引敌人兵力的红军，执行的是死亡的命令。
     得知戴澜经历的一切，团长不忍心将事实告诉戴澜。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战士们想尽办法为戴澜准备了镜子、胭脂、一盆洗澡水。戴澜重新梳洗打扮一新。在弹药箱搭起来的舞台上，为不能歌唱的戴澜，战士们沙哑着喉咙唱她喜欢的歌。
     远处，敌人的炮火开始叫嚣了，战士们一一起身向戴澜敬礼，然后奔赴死亡。舞台瞬间空了，戴澜握着战士们送给她的一束无名的野花，走向弹雨横飞的战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选择直面死亡，选择牺牲。
     在每一个故事里，死亡都是一把低沉的大提琴，它无声地宣告：红军战士并不是为牺牲而牺牲的战斗机器，而是因为对生命的敬意和渴望才选择牺牲。在这些故事里，长征是每一个坚定踏上、走完、牺牲在这片土地的战士对生命的信仰的象徵。在这里，生命和信仰死死地缠绕在一起。
     本剧的大部分人物都跳出了传统红色题材的思路，更人性化、个性化。《十送红军》试着为八十年前长征途中每一个普通而又伟大的牺牲者做出最人性的注解。
     当人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追忆长征，缅怀生命的时候，无论是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渭河似乎都远去了，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可是，在大河奔流般的叙事节奏里，人们似乎又听见了呐喊声，它们又似乎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的大山中澎湃回荡。
     2014年，伴随着人们对长征新的理解和诠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随着生态战略、文化立国战略的实施，在新的时代，中国又一次走上了自己的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