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成
    周末，和几位朋友相聚，谈及知青岁月生活时，潜藏的记忆被唤醒。晚上回到家中，翻开昔日笔记，一段尘封多年的文字印入眼帘。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1975年，笔者从泸定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家乡，开始知青岁月。
    当年的家乡，环境恶劣，住房黄泥切墙，夏不遮雨，秋不挡风，秽浊满地，蚊蝇滋生，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一条羊肠小道，扬尘如雾，石滚泥飞，钩藤抓面。人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穷筋显露，帅男卧孤榻，贫难娶妻，淑女嫁它乡。因穷始然，小病扛，大病亡，一派凄凉景象。
    劳其筋骨。笔者身体文弱，为挣表现，和大伙一样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上山下河，脏活、重活抢着干，一双大手，全是厚茧，硬如铜钱，两个肩膀，绳勒担压，道道血痕，汗干力尽，头昏眼花，气喘吁吁，口干舌噪，走路歪歪扭扭，报怨太阳不落山，喝口凉水，静坐片刻，血液才能回到煞白的脸上。
    阶级斗争是纲，尽把民心来伤。白天劳动，夜晚开会，以队为单位，队长主持会议，笔者和几位回乡、下乡青年承担读报任务。学习中央文件、《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和大寨战天斗地精神。斗争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要斗倒斗臭，不倒者则拳脚相加，直到认罪服法。干群、亲友之间要斗私批修，不徇私情。夫妻、兄弟之间因观点不同，水火不容，时有大打出手，反目成仇。为学毛选不留死角，笔者曾带人在十字路口持枪设卡，叫过往人员背诵“老三篇”，弄得邻村的中老年人一时不敢串门和上街买东西，现在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成立宣传队。那时的农村，文化一片空白，农民一年难得看场露天电影。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经请示党支部同意，于1975年6月成立了和平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由回乡、下乡、小学教师、共青团员等人组成，队长吴先富，艺术编排李淑仙，领队曹树全，笔者和张红荣任编剧创作，节目有舞蹈、小品、民歌、二胡、笛子、革命歌曲、三句半等内容，白天劳动，晚上在保管处的院坝借着月光和柴禾松木照明排练，自编、自导、自演、自唱，有时排练到时交子夜，月晦星沉才收场。既无工分，又无分文报酬。全凭着一股热情做事情，精神可嘉。服装道具，就地取材。锅碗瓢盆，农用家具全派上用处。着装要求，白衬衣、的确良裤、一双黄胶鞋。一顶绿军帽，佩带毛主席像章。
    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先后在和平村五个生产队巡回演出8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如尹国林和曹树琼演唱的民歌，富有乡土情调，引起共鸣。“高山玉米空杆多，砍根空杆送小哥，小哥莫嫌玉米杆，就当甘蔗解口渴”， 在没有饮料、矿泉水的时代，玉米杆是解渴佳品；又“高山玉米七匹叶，人人没有我遭业，白天又要打猪草，晚上还要撕玉麦。出门我就唱山歌，众人说咱穷欢乐，知足哪管银钱少，我的歌儿比钱多”，唱出了生活的艰辛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歌声悠扬，荡气回肠，悠悠然唱得大人小孩精神焕发，前仰后合，欢乐一阵，一天疲劳也就烟消云散了。演出受到大队和贫协的表扬。算交了一份合格答卷。
    饿其体肤，争交爱国公粮。本着“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 的原则，首先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其次留足集体用的种子与部分储备粮、饲料粮。个人口粮“三七开” 分配， 基本口粮占70%，工分粮和肥料粮占30%、体现多劳多得，口粮低的380斤、中间420斤左右、高的600来斤。笔者享受的是380斤标准。粮食当天收割当天分配，玉米包包水分重，按一定折合率，折成干粮计算，主粮不够就用洋玉、瓜果折算，5斤折算1斤口粮。凑够数量，多数人家五黄六月断粮是常态，只得靠借粮，采挖野菜度日。由于三月两月见不着油腥，劳肠寡肚，营养不良，有气无力。调味副食品稀缺，凭票也难买到，如盐巴、腊肉、酱醋、肥皂、煤油、糖果、烟酒有市无货。农民连吃盐也无法保证，多有淡食者。笔者家里曾有一块砣盐，用绳拴紧，供几家邻居公用，谁家开饭时，前来借去在汤锅中晃荡两下，快进快出，旁边有人监督。今日想起让人悲伤。
    农村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单一，农民主要靠饲养生猪，以队为主，家庭为辅，出卖一头130斤重肥猪，国家私人各占一半，平时散养几只母鸡捡几枚蛋，卖了给孩子交学费，除此以外不准搞其它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谁干谁遭殃。生产队也仅有一个半死不活的小石灰厂。年产石灰几十吨，销售收入在数千元左右，大队于1973年筹集资金4万元，在兴隆两河口修建了一座装机1x28千瓦的小电站，年发电量不足四千瓦小时，时发时停，似如萤火，集体未收到一分钱，1975年毁于一场大水。平时一等劳力，一月也只挣2.50元左右，有顺口溜说“干不干，两顿饭，拚命干，两元半”。年头到年尾，两手空空，没有钱花，苦度岁月。企盼来年有个好收入以自慰。
    衣不遮体。衣裤破破烂烂，长针短线，补丁重叠，穿着打扮，没有四季概念。笔者有年裤子破了无法缝补，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村里还曾有人用汽车蓬布缝制衣挂，抵御寒冬。就象老百姓唱的那样，“秋风吹得脸刷白，衣裤难把躯体遮，你家床上我睡过，被褥床单都没得 。”是现实生活真实写照。
    爱来敲门。笔者有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她受聘于和平小学代课，笔者是大队赤脚医生，医疗站紧靠知青房，一来二去，与她的接触多了，情感逐步升华。有一天，她邀笔者到校代解一道语文课题时，却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粉红色的“恋” 字，她说，从学校出来前感情就一片空白。笔者心中一怔，麻痹不得，故意把恋读成“峦” 字，叉开话题。那个年代，和下乡青年谈情说爱，弄不好说成破坏党的知青政策，是要判刑坐牢的，笔者怕引火烧身，虽有激情和冲动，不敢越雷池半步，死守道德底线。情感始终保持在临界状态，结结实实把爱踩到脚下。笔者参加工作后，双方有过书信往来和见面，只是良缘已尽。唯有她写在笔者记事本上的那首世界名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美妙旋律穿越四十年时空，至今仍在脑际回响。
    苦心人天不负，所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笔者牢记“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的家训。在累在苦也要挤出一点时间看书学习，后来被推荐进了州卫校读书。毕业后分回泸定。2014年3月，笔者告别杏林，回家颐养天年。家乡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山青水秀，环境优美，住房通过风貌改造，古朴中透露出现代，美观中多了舒适，别具特色。村里还成立了几家旅游接待站，生活垃圾用塑料袋装运到山下集中处理。夜晚，整个村子在太阳能路灯映照下，疑似银汉星河，年近九旬老人吴绍荣笑着说：“贞观、康乾只听人说过。我做梦也未想到，会赶上这个好时代。愿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