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虎三
      茶马古道是四川茶叶历史上的辉煌篇章。谈及茶马古道就不得不说到四川的康定。康定过去叫打箭炉，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康定是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中心城市。据相关考证，康定的“锅庄” 一词来源于藏语，是“古咤”的音译，为“贵族”之意。后来人们将相关贸易机构和地点统称为“古咤”，汉译为“锅庄”。
      康定那时的茶马贸易中锅庄扮演了最为直接与活跃的角色，它既是过往茶商和驮队的食宿之地，又是贸易中介，茶马贸易的成败甚至也与锅庄相关。锅庄构成了茶马古道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文老照片为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庄学本和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所摄。
      茶马古道的重镇
      中国茶叶最早兴起于巴蜀。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云：“蜀饮酒之风，似不及魏吴，当由饮茶之风特盛于蜀，茶足以代酒故也”。唐朝的《膳夫经手录》则记载：“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清初大儒顾炎武在研读了古人的茶叶著述后，发出了“秦人取蜀而后，始知茗饮之事”的惊叹。历史上的四川一直为产茶大省，茶叶也是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四川茶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当属“茶马古道”，而谈及茶马古道就不得不说到边城康定。
      康定过去叫打箭炉，这一名称最早源于《明史》。据说古时桑耶地方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他曾走遍青藏高原，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的打箭炉。回到拉萨不久后，他就带着一支 500多人的商队，用骡子驮着麝香、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换回宝贵的茶叶，还有丝绸、瓷器、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在打箭炉，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
      学者任乃强先生在《西康诡异录》一书中对于上个世纪初内地商人在西康社会的活动，有着诸多生动而有趣的描摹。在任先生看来：西康尊重商人，也敬汉人，故亦敬汉商。对于汉商之所以在西康受到欢迎乃至受人敬重的原因，除了历史与政治的原由之外，汉藏贸易为汉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汉藏贸易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才是根本。康地汉商的作用，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全面深入到汉藏两地社会、政治、文化、民族、历史等各个领域，其核心人物“汉商”，焉能不受重视。
      在任先生的记叙中，“西康汉善，陕人多于川人数倍，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用今天的话来讲，双方商人在西康经济活动中，均诚信守约，加上汉商态度佳良，又颇有实力，又思想前卫、目光敏锐，这样的商人，何时何地，都是会让人肃然起敬的。
      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作为当时西康省省会的康定，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城市，是与上海、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汉藏物资大量交流，其中，茶叶交易在其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据1937年年初对康定的一次商业统计，川陕汉商，即有边茶、麝香、赤金、生药、皮货、布正、绸缎、草烟、洋货、熟药、藏产品、纸张等13个行业共222家，资本总额大洋391.91万元；藏商方面，大小寺庙都设有专门机构经营商业，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经商资本就在100—500万银元之间。各地土司、头人经营商业者也不少。上世纪30年代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鹿茸、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450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以30年代当吋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所书茶业调查报告也可看出，每年自川经康定而西进的茶共计一千万包，约十万担，市值高达16万元。
      另据《边政公论》第三卷《边茶与边政》一文介绍： 藏区的边茶年销售量约为十六万多担，其中西藏137890担， 西康藏区约二万多担， 经玉树入青海藏区约一万多担。川产边茶的供给量：“清嘉靖时行打箭炉(今康定) 者10．44万担， 行松潘1． 88万担； 民国七年(1918年)茶票改为川边财政厅制发，增为十万八千担； l926年增为十一万担，至1939年康藏茶叶公司成立， 仍按十一万担引额认领， 另滇茶藏销的紧茶、沱茶每年约有一万多担， 经印度入藏的数量未见统计。”根据上述， 经康定入藏的边茶， 约占整个藏区消费总量的七成。
      茶叶交易在康定如此红火，一切都和一个独特的名词——“锅庄”有关，在那时的康定和西康地区，它既是一种独特的贸易组织，也是一处独特的建筑物。
      康定锅庄的历史
      关于康定“锅庄”一词的由来，一说其意为“代表”，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叶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民国时相关调查又认为，其意为“在康定所设客栈之女房东。”据相关考证，康定“锅庄” 一词来源于藏语，是“古咤”的音译，为“贵族”之意。因在当地商品交易中，藏方大多由寺庙与土司垄断，故人们将相关贸易机构和地点统称为“古咤”，汉译为“锅庄”。
      另一种传说则来自民间，从明朝开始，康定一直都是汉藏交易的重镇，藏商和汉商经常来往康定经营商业。他们赶着驮载土特产品的牛群到达康定之后，就用三块石头支锅熬茶。这三块石头被称为安家立灶的“锅桩”，意为放锅的桩头。后来康定城里的藏族群众在这些熬茶的地方修建起房屋，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食宿，这些大大小小的旅店便被改称为“锅庄”。
      这种称谓的演化，也与茶马互市的进化历史不谋而合，一方面，它扣合了经济生活中茶马互市从个体向规模与集约跃升的进程；另一方面，大量中转地的出现，更直接满足了茶马互市中贸易发展的需要。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康定锅庄的产生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各民族之间语言不通，进行直接交易有一定困难，因而需要在民族贸易中有一种中介商人，沟通商业信息，充任商人之间贸易的媒介。
      锅庄就这样构成了茶马古道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锅庄在康定茶马贸易中扮演了最为直接与活跃的角色，它既是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康定茶马贸易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与锅庄的信誉和经营者的管理水平息息相关。到康定贸易的商人都与各家锅庄有着稳定的业务关系，商人在康定经商时期，其食宿均由锅庄主人负责供给，不计费用，主客犹如一家，关系十分亲密。
      那时的土特产品、药材、羊毛、皮张、黄金和来自汉地的边茶、绸缎、粮食、生产生活用品云集康定，堆放于锅庄中；各民族商人在锅庄中介下互市和交换，生意兴隆，财达三江。在交易中，藏商销售土产和购买茶叶等活动，均委托锅庄主人与汉商交易，成交后锅庄主人按交易包数收取“退金”（即佣金），一般每包取银三分，更有一种佣金称为“糖银”，最初的确为糖果，据说从前有中介介绍买茶者上锅庄交易时携其孩子同来，成交后锅庄店主会赏中介者的孩子以糖果，不想竟成为锅庄交易的定例，再以后糖果折现为现银，故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担当这种“中间人”的多为锅庄中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女子，当地人叫她们“沙鸨”或“阿加”。由于营业额往往数万元，锅庄的收入亦十分可观。而康定茶商要争取买主，也千方百计巴结锅庄主人，没有锅庄主人的牵头，茶商将一筹莫展。这就构成茶商与锅庄的密切联系，有的甚至互相通婚，建立姻亲联系。
      鼎盛时期的康定城共有48家锅庄，经考证，他们大多是来自明正土司的大小管家，专门为土司掌管经济、商贸等活动。到了1939年，锅庄还余下30余家，其中最大的便是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汇处的包家锅庄。1939年的包家锅庄富甲一方，位居康定各锅庄之首。每家锅庄每年最低成交额在30万元大洋以上，最兴盛时期，如包家锅庄曾高达80万元。 
      康定锅庄的建筑
      从建筑角度而言，民国时期的康定锅庄大多属于民居建筑类型，锅庄建筑与北方的四合院有些相似，小锅庄只有一个院子，大锅庄甚至有两三个院子那么大。这是因为除了锅庄主人居家外，锅庄也是客栈，更是货栈，是商业交易处、客货租赁处和资金结算处，使它据有了区别于普通民居的不少其他特质。在俄国探险家顾彼得的旅行回忆中曾说，他曾见过一家规模宏大的康定锅庄，带有一个可容纳牛马的大院落，有一到两个厢房用来存放货物并作为客栈，其余房间则归女主人和其家人所有。
      据《康定概况资料辑要》记载，当地早期建筑可分两大类，其中：锅庄即碉屋，为石块砌成的房屋；另一类为碉房，为石木结构，“其大者几与市镇等”，高级之屋金顶金瓦，辉跃数十里，其高可与巴黎建筑相颉顽。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锅庄建筑起始之初，就是平民化建筑，面积不大，碉层不高，民国时期康定锅庄的宏大，当与茶马互市的发展与繁荣存在密切关系。
      由此我们可得知，康定锅庄一般应包括以下建筑种类：住家民居，商人客房，佣工居所，货库，打包分装的空地，运输的牲口棚，存放银元的金库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促使锅庄面积愈来愈大，房屋越来越多，相应的建筑功能也细化与专业，比如有名的包家锅庄，锅庄四周高墙环绕，仅一门相通。房中有三个院子，占地40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房间竟多达80余间。
      康定锅庄是茶马古道川藏线上民族贸易的代表符号。它为康定独有，是世界独有的一种贸易组织机构，也是罕见的一种商贸类建筑物，它独特的形式与存在，为各民族经济的繁荣与民族团结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