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强
    笔者最近有幸捧读作家马建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河畔人家》，因小说内容和大渡河畔有关，和笔者生活了70多年的泸定农村风土人情有关，读罢掩卷沉思，意犹未尽。
    马建华出生在大渡河畔泸定县得妥乡的一个小山村，他家房前屋后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春天，山花烂漫，秋日，满坡金色的玉米，黄橙橙的稻谷。曼妙的风景如诗如画。马建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外求学，从此离开家乡，后来长期在我州新闻战线工作，但故乡的山水田园风光，纯朴善良的山民，贫穷落后的生活以及山乡纷繁复杂的人间百态，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马建华先后在州广播电视台、甘孜日报社工作，2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长期关心关注农村生活，积累了大量乡村生活的素材，于是才有了摆在我案头的这部长篇小说——《河畔人家》。同为泸定人，小说描写的世间百态，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这是一幅地地道道反映泸定大渡河畔风土人情的壮美画卷。
    这是首次用小说体裁描述泸定农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初，山民物质文化生活、精神面貌以及处世观念的小说。在泸定文艺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直至解放以后，还无人以长篇小说形式，以农村为题材，以山乡为背景，以一群农民为主人公，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现象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它为读者认识了解泸定大渡河畔农村，提供了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的读本。
    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刘希海（二莽）一家的家族兴衰为主要线索，围绕刘氏两兄弟（大莽和二莽）及媳妇、儿女、亲朋、邻里、地方官员、开发商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矛盾冲突、利益纷争，展现了大渡河畔山民淳朴善良、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山民认识到，城乡差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日子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说出来的”。
    改革开放前，山民收入少得可怜，“哪怕是一元钱，都要精打细算，舍不得用来理发，有的山民头发都长一尺长了，也没钱理发，像野人一样”。
    山民究竟有多苦？小说写了一位叫邹旺财的70岁老人。“天还没有亮，老人背着一背桃子，走羊肠小道，被雨淋，被烈日烘烤，赶早来到镇上，指望卖到好价钱。却不曾想日落西山，乌云密布、雷声隆隆，三毛钱一斤的桃子竟无人问津。病中的爱人还指望他卖了桃子，买药回家治病。老人伤心绝望，饥饿难耐，一怒之下将桃子倒入奔流的河中，自己纵身跳入惊涛骇浪之中。……”这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在艰难岁月中，这样的实例并不少见。读罢让人感叹唏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泸定境内仅有国道318线和泸（定）石（棉）公路，半数以上的乡镇还不通公路。小说描写了一户人家，16岁的孩子病危，请人打着火把翻越悬崖峭壁送孩子到山下卫生院就医，不幸病逝在路途；几年后，这户人家的老奶奶也同样死在了送医的路上。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像这样的悲惨遭遇，在泸定山乡可谓司空见惯。
    小说散发出大渡河畔山村、山民浓郁独特的乡土气息。如文盲叫“黑眼窝”，“黑眼窝”刘树勋背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喊口号喊得地动山摇。“败家子就是败家子，你给他一座金山，他都败得光”。
    小说中的王大怀在出馊主意陷害李晓晓时说：“只要抓住了她的把柄，我看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
    李晓晓受了不白之冤，忍受不了“家暴”，愤然离家出走，最终洗清冤屈回到家里，一家人团聚谋划未来，王素丽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此外，“人靠衣裳马靠鞍”、“女人没有找好，一辈子闹苦恼”等等，都是很接地气的语言。
    大莽在回忆艰苦岁月的生活时说：“谁家年饭桌上有碗鸡蛋汤，那就不错了。有一年，家里年夜饭有白菜炒肉，每人才吃到一片肉，我始终舍不得把那片肉咽下肚”。十分深刻地描述了那段艰苦日子，而这样的艰难生活却是当下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穷苦日子。
    小说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多达20多个，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二莽一家遭遇过不少困难和挫折，但一家人昂扬进取，正是山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山民们通过自身努力和党的惠民政策过上了好日子。
    王大怀是小说中反面人物的代表，他文化不高，善于投机钻营，由公社临时聘用人员，采用不正当手段当上了国家干部，甚至成为镇党委书记。他工于心计，编织变味的朋友圈，拉关系，欺上瞒下，豢养乡村恶势力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最终锒铛入狱。小说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具有较强的镜头感，深刻细腻地揭示了人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王大怀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在物欲横流、权力欲熏心的环境中，他自以为是“土皇帝”，操纵村“两委”选举，鼓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精心编织关系网的同时，也为自己可悲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王大怀的妻子申维淑是小说塑造的又一个反面人物。她仗势欺人，阴险泼辣，是王大怀“变坏”的“催化剂”。一位副乡长的爱人到县城买回来廉价的小饰品送给姐妹，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人际交往，她却认为副乡长的爱人有眼不识泰山，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哟，去了趟县城，穿得跟青楼女子一样，你以为你是谁呀？给你男人戴绿帽子了吗？”申维淑甚至动手将对方抓得血流满面。如此张扬跋扈的女人，副乡长忍气吞声只得调走。作为“乡霸”的代表人物，申维淑在通村公路建设中，当“钉子户”，公路修通后，山民运输玉米，撞掉屋檐上的三张瓦，她要了三百元的损失费……，如此悍妇，人人诛之。
    小说塑造的聪明能干、年轻有为的春梅，善良淳朴的李晓晓，在群体事件中挺身而出的大莽，游手好闲，被王大怀豢养的“村霸”高成兵，贪官县委书记王礼贤，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李泰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一部反映农村的现实题材小说，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风土人情的描绘，作家都紧扣时代脉搏，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实施，山乡村村通公路，水电站开建，通过移民安置，一贫如洗的山民住进了高楼大厦。“移民新村连成片，四化目标已实现，冰箱空调和电话，手机都在腰里挎；新农合、医保险，有病住院不贷款，孩子上学学费免，轿车开进农家院，山也新、水也新，最美不过杨柳村”。
    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参与投资开发生态旅游，办农博馆、休闲农庄，实现了村在山水中，房在树林中，路在花丛中，人在图画中。这，不就是山民们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吗？
    当然，马建华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瑕疵，比如，人物语言和人物身份地位不符，带有作者主观的色彩，语言表述新闻痕迹过重，这可能和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但作为我州以农村现实题材为背景的小说，马建华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还有更多的康巴作家植根生活，写出更多接地气、有思想、有温度的好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