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工
    显然，这不是日常的叙事场面，却充满日常性的叙事情节；也不谈什么自然崇拜，却让一座高山升华了一个普通的魂灵。
    向来被称为“生死线”的川藏公路，是中国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一条公路。雪域高原，天气恶劣，地质复杂，随时都有突发的自然灾变，如山崩、地陷、泥石流，又如冰雪、暴雨、浓雾及塌方、流沙、滑坡，一个生命的逝去并不罕见。但在刘忠俊的笔下，一位筑路工人躺下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却吸引了汉藏两族众多人的目光。画家以象征性的构图、凝重的色彩与沉着有力的线条，为在川藏公路上逝去的生命举办了一次无声的祭礼，实现生命的穿越。
    用一个生命的逝去阐明“川藏公路”这一主题，这个角度甚为独特，既说明川藏公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又表明人类勇于征服自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实际上，画家还是立足于后者。与其说是祭奠生命，毋宁说是颂扬精神。这是一个普通的筑路工人，是11万筑路人中的一分子，也是3000多名牺牲者之一，作者将他放置在大地这一神圣的祭坛上，其意义不言而喻。画面有着明显的圣像画倾向，特别是构图中心那扶着逝者的大夫，让我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基督》。图像被悄悄地置换，而救世与升华的意义却是一致的。周围哀悼者虔诚的表情，默默的祈祷，弥漫着庄严肃穆的气氛，无一不在牵动我们的视线，震撼我们的心灵。
    画面上的地平线压得比较低，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的是常年积雪的大山，也许就是北线的雀儿山垭，号称“川藏第一险”，海拔6168米。过往的司机说：“冬过雀儿山，如闯鬼门关。”而在画面上，它却像一座丰碑矗立在那里，又像是一出戏剧的幕景悬挂在那里。画幅下端三分之一处才是舞台或说是祭坛，实际上也就是大地或虚拟的工地，所有出场的人都站在这里，人群身后的公路蜿蜒伸展并消失在大山峡谷之间，似乎又提示我们那是地质构造运动极其激烈而筑路最为困难的帕隆峡谷。运货的卡车沿着公路呼啸而去，直接表明两个不同的叙事空间，即建设之初与通车之后。在时间维度上，两者或许相隔5年、10年，抑或60年。时空的错位与对接，扩展了人们的想象，增加了画面的密度。其实所谓的工地，也是一种喻指，画面上的几件道具，如人物身上的坎肩，手上的十字镐与钢钎、铁锤等开山凿石的工具，标明人物的身份和现场环境。但这一现场又是被组织的，由各种能够表明各自意义的人物和道具构成一个整体性的表述。如手持标杆负责测量的技术人员，手持哈达衷心奉献的藏族男女，还有身披袈裟的藏族僧人，跪在逝者身前的少女，职业不同，身份各异，都具有典型性，并通过他们的目光共同指向“牺牲者”，同时揭示着一个社会性的命题，即奉献于他人的人也受他人的供奉。
    供奉，是人与神之间的精神交往，而神者是人之圣者，是永恒的象征。从逝者闭上的双眼到画幅上端高山的巅峰，就牵引出这么一条垂直向上的升腾路径，将两个情景贯通起来，也贯通了两段不同的历史。现实的片段被化解了，或者说是虚化了，川藏公路的建设主体也被宗教情绪排解了，反而使“川藏公路”被抽象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成为汉藏两个民族精神相系的纽带，成为观照他者的灵，一个至上之物。
    进入画面的人物不少，共37人，其中藏民22人，汉族15人。不知这数字有何意义，可汉族人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这一“牺牲”事件的主体，其身份或许是当年进军西藏的18军官兵，抑或为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工兵。画面上那些穿着军装却不戴帽徽的人物，让我们不好确定其是否为职业军人，也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集体专业为地方编制。无论怎样，画家不经意地在民族关系之外又隐含着一层军民关系。多重关系的交织，使画面的意义变得复杂起来。但是作者没有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演绎生发更多的故事，没有在人物身份问题上做更多的文章，也没有给死亡笼罩上过多的悲情。在场的人只有一个心愿：让逝者安息，与天地大化。
    画面的整体气氛是凝重的，时间也被凝固了，让我们理解了静穆何以与崇高相系，奉献与牺牲如何让精神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