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安江

    木犁

    家里起先是没有犁的，我们在荒坡上垦出几分地 以后，每到耕种的时节便要跟邻居家去借犁用；有时赶巧人家也要在那两天耕种，便要再去另寻或者推延自家耕种的时间。随着开出的荒地越来越多，同时也为了自家用起来方便，父亲请来张木匠给我家做一张木犁。

    张木匠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只用两个晚上就把一张木犁做好了。完工那天，父亲打回酒来，母亲炒了好几个菜，来款待张木匠。他们在屋里喝酒时，我们姐弟四人围着那张精致的木犁转个不停。

    那张木犁像一条弓起身子的蚯蚓，犁舵伏地，犁梢与犁辕、犁底固定在一起，稍稍后斜，犁铲和犁壁固定在犁底的前端。拴上绳子，两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扶着犁梢和犁梢上的提手，就可以犁地了。拉犁要的是力气，扶犁靠的是功夫。我和两个弟弟好奇，曾趁大人们在耕种间隙休憩时上前一试身手，结果一下子就把垄沟给犁歪了。

    那张木犁在春天用过，余下的时间便用的少了。父亲在仓房的土墙上钉了一个木橛子，把那张木犁挂上去，它就成了挂在我的记忆里的一幅朴素的画儿。

    鱼鳞坛子

    我小时候那会儿，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鱼鳞坛子。我家有两个，大小一样，只是颜色不同；深栗色那个用来腌咸菜，土黄色那个用来腌鸡蛋。坛子的身上分布着凸出的花纹，像一片一片鱼鳞，也像一排一排波浪。

    吃饭前，母亲通常会从深栗色的坛子里捞出一小块咸菜疙瘩，切成细丝，烧热少许油翻炒几下出锅；偶尔和一撮肉丁炒在一起，味道更佳。当然，咸菜丝儿与葱丝淋上几滴香油拌匀了，和窝窝头、玉米面稀饭一起吃，很下饭。

    另一个坛子里的咸鸡蛋不常吃，父亲那时在窑厂干活，体力消耗大，辛苦，母亲每天会给他的饭盒里放一只。有几年，家里多养了几只芦花鸡，鸡蛋多了，腌的也多了。母亲会隔三差五捞几只煮熟，切成橘瓣形装入小蝶上桌，全家人却习惯把各自的筷子伸向咸菜丝儿，好像没有看见摆在桌上的咸鸡蛋似的。

    如今，用鱼鳞坛子的人家少了，它作为我们那个年代里一件普通而又特殊的容器，盛着我们五味的记忆，盛着我们难舍的爱恋。

    煤油灯

    我家最早用的几盏煤油灯，都是父亲找来空墨水瓶做的。他将一小块铁片中间捅出跟铅笔直径差不多的一个眼儿，再用薄铁片卷一个类似小烟囱的灯芯管儿固定在眼儿上，捻一根浸过煤油的棉芯儿从灯芯管儿的下端穿进去，上面露头；之后把墨水瓶里倒入适量的煤油，将那块小铁片箍在瓶口，一盏煤油灯就做妥了。点着灯芯，一豆温馨的光焰摇曳着、跳跃着，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煤油灯放在炕桌上，姥姥盘腿坐在炕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衣服，姐弟四个趴在炕桌上写作业。作业写完了，我们会伸伸懒腰，下炕去喝一口水、上趟厕所，回来就开始央求着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姥姥心里装着很多故事，好像总也讲不完，老虎妈子的故事、狐狸拦路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火龙丹”的故事……多少个安静的夜晚，在姥姥的叙述中有了内容。

    有时，我们会从河边弄来几块泥巴，捏成小狗、小猫、小兔、牛、羊、老虎等动物的模样，摆在窗台上晾干，拿到煤油灯的上方，用煤油的烟熏，很快就把它们熏成了黑色的。我们有时聚在煤油灯前久了，眉眼也被熏出了黑圈儿，跟熊猫似的，我们就相互取笑。这时，姥姥停下手里的针线活儿，用针往上挑一挑灯芯儿，那团暗下去的光焰瞬间又变得明亮起来……

    除了父亲用墨水瓶做的几盏煤油灯，我家后来也买过两盏，结构更复杂，造型更别致，光焰也更亮一些。后来山里通了电，家家用上了电灯，煤油灯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