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7年11月01日
■陈美英
在塔公草原,我看到草甸上散布着黑点,河流蜿蜒闪烁着骄阳,移动的云朵底部暗影凝重,一头牦牛在山坡上望着我。它的伙伴都下山了。不合群的牦牛,我想起一个诗人的自诩。他身在康定故乡。
还有洛彭措,我最先记住的小说中本叫罗寅初的人物。警校毕业分配到贡玛草原,他已忘了来路和名字,成为草原特质一年如同一日,最后出警时遇难牺牲。我去塔公牧民帐篷家访,见到游牧生活的权宜物件,想到小说中洛彭措的坚持。
就像地理学者想从诗歌中找到河流源头,我按小说对色尔村的描述,去乡城探索地区性写作与大香格里拉地理的联系。在巴姆山山形跌宕处洒满珍珠样白色藏房的村子,我进入天地人神相通和境界。
阅读康巴文学作品,就像在色尔村得到四元一体体验,我成为小说人物一样的牧民,牦牛一样的草原黑点,一样承受青藏凛冽,也享受温暖。我觉得康巴地域文学探索普世经验注重地区意识的表达,对康巴地区生活经历的自在自维描述使空间被赋予地理学的准确意义,这是我在其中获得舒适感和自信认同的根本原因。而在这片神的土地上,文学作为对召唤的应答与呈现方式,也不遗余力地揭示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人地关系。
我想起主流文学引领人们猎奇感动地从外部经过这里,结尾无非得到升华回去、融化定居、高尚牺牲三种可能。现代化推进了驴友的徒步,流水账记载也是到此一游。作为对边地和乡村的审美,都神秘又他者地观看。这些无疑是强大的,以至于人们以为就是这样。都心系高原又担心高反,欲往不前,或走马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