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

      初识洛登，是1998年秋天，我借调到石渠县中学任教，带的班是被校长和本地老师们最头痛的班。班里学生藏汉皆有、贫富都具、个性各异、底子不一……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我并不排斥，有所侧重，悉心加以引导。县领导的子女就有三位在这个班上，达吉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最调皮的学生，但平时养成的一些坏习惯让我着实费了不少脑筋，我在全面了解清楚班上的情况后，迅速同大家共立了几条班规，一视同仁对待。这么一来，同达吉父亲洛登副县长的初次见面就戏剧性的登场了。在达吉多次违反班规之后，特别是在藏文课上弄得一位当地女教师“哭鼻子”后，我请其父亲来“站旗杆”。

     当天下午上课前，班长曲真气喘嘘嘘跑来报告，达吉的父亲来“站旗杆”了。操场上，一位个儿不高、满脸黝黑、头发紧贴脑部、敦实憨厚的中年汉子向我走来，远远就伸出手来握我的手，并连连致歉，说来“站旗杆”来了。我严肃地说，就站在国旗下。洛登马上老老实实地走到旗杆下，站在那里。这一幕，让全校在场的师生都看得目瞪口呆。预备铃响了，看着洛登还老老实实地站在国旗下，我想效果已经达到了，就走过去问他下午有没有什么公事？他回答说，下午原准备带几个部门到东区去，不过不要紧，站完“旗杆”后再去。我给他讲了达吉的表现情况，并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先去忙公事，让家里长辈来旁听下课，感受下老师的辛勤付出。洛登连连感谢，并马上让达吉舅舅来学校听课。戏剧性的碰头，大家也就算认识了。

      后来，每位学生家里每学期至少要家访3次以上，有些特殊的学生更是一周一访，比如贫困学生张健、爱打架的小巴登、泽仁，爱学习的青措，学习底子薄的扎巴……为了引导好孩子们，我专门用一大笔记本给全班学生建立了档案，包括民族、生日、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学习情况等，都及时登录在档案中，并不断更新。2年多的时间里，同全体学生和家长都十分熟悉，家长们也十分支持我的教学。加上后来我调到党政机关工作6年的时间，洛登也调到了县人大当副主任。我和洛登更加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相处久了，发现大多时洛登都神采奕奕和充满笑容的，那阳光般的笑容，始终让人感到温暖、快乐和振奋，这在被誉为“生命禁区”的扎溪卡，这种笑容尤为重要。

      洛登总说：自己从牛场娃入伍当兵，成长为县级干部，全靠党和人民。力所能及为家乡和父老乡亲做点事，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他甚至被医生反复警告，不能再在石渠县等高海拔地区工作和生活，可乐观和幽默的洛登却说，我是一个牛场娃，我离不开这片生养我的草原。

     2007年7月，我调到康定工作，后又因为工作，每年要到石渠县几次，每次停留2个月时间。去石渠，我总要去看看洛登，见他精神爽朗，相聚也是那么愉快。之后有几次他来康定开会，我们都要摆谈和交流。殊不知，简短的会晤尽然成了最后的诀别。

      逝者随风已去，万分悲痛之际，同洛登相识相知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抹之不确……

    1998年春节前，长沙贡玛乡岔雄沟12户牧民被雪灾围困。衣着单薄的老人和孩子围成一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洛登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救灾小分队，徒步踏雪深入牧场，安抚和组织村民快速转移。

      在县人大时，洛登发挥其熟悉基层、经验丰富、牧民威信高、擅长稳定工作等强项，主动请缨，积极协同开展基层维稳工作，并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引导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转变”的好做法，上报省、州政法部门，得到高度肯定和表扬，为国家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这一做法打破了牧区既往基层纠纷盛行，民众负担加重的现状，扭转了被动维稳的局面，有力维护了法律尊严和基层农牧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了石渠县农牧区发展。

     2004年，为了有效化解历史上因避仇杀而从雅砻江下游千里迁徙来石渠县，辗转定居在石渠县长须贡玛乡最高寒区的查加村与周边村落之间的矛盾。在时任县委书记段毅君的带队下，洛登充当先导，深入该村。那时初夏，但海拔4600多米的查加村，一夜大雪将查加村通往海拔更高的远牧点的高山全部覆盖了。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大家骑马蹒跚而行，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山上行进，十分艰难，大雪将原本险峻的山路基本覆盖了。为了确保安全，洛登和查加村的向导徒步在前面探路，走一段，看见安全了，才让大家跟来。在许多险峻的路段，洛登更是亲手牵着汉族同志坐骑的马缰绳，一步一步的将大家带出险境。大家要下马，洛登说，你们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的地方，原本就缺氧，有高原反应，如果再徒步，势必会造成生命危险，对整体队伍的行进都会有影响。他还说自己是当兵出身，身体素质好，加上熟知查加村地形，探路、牵马最合适不过。大家犟不过他，加上雪厚得连马肚都基本要触及到了，只好由他牵马艰难而行。一路上的确艰险，为了舒缓大家的紧张情绪，他“自揭家丑”，神侃起他任副县长分管政法时，主持一次公判大会的“笑谈”来。当时他的汉语不是很流利，主持时，他竟把“把车门打开，把犯人押上来”，说成了“把犯人打开，把车门押上了”。在他幽默调侃下，大家不知不觉的就翻过了山梁。

     持续的高海拔工作，让洛登病倒了。在大家再三督促下，他去医院作了检查，也做了手术，医生也再三告诫不能再在高海拔工作了。他却告诉大家说是一个小毛病，不用担心，他是土生土长的石渠人，最适合在草原生长了。大家也信以为然，也认为洛登土生土长，身体抵抗力强，会很快康复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没有让人感觉出是身患重症的病人。

    2011年夏天，安定了几年之久的查加村再次因为草边纠纷而发生了矛盾，并有扩大危害的趋势。洛登那时已经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正在家里养病。缘于他熟悉查加情况，在当地群众中威信高，县委斟酌再三，决定请他出面稳控当时双方失控的局面。接到县委的电话，他决然不顾家人反对，拎起背包就冲出了家门，奔赴查加村开展工作。在查加村现场开展了一周多工作后，他控制住了局面，平息了双方的怒火蔓延。看到他的面色日益憔悴，双方均强行要求他下山看病，看到善后工作进入了平稳状态，洛登首先要双方保证不再扩大事态的前提下，才在双方强烈要求下下山看病。大家当时不知道，夜以继日投入维稳、发展工作的洛登，已经是肺、心、肝等多处有着高原性严重损害，并且身患淋巴癌晚期。

    2012年5月30日，我在康定接到学生达吉的来电，告诉我洛登在家病逝，终年58岁的消息，如遭晴天霹雳。

    2012年7月，我到石渠县开展结对认亲工作，一路上目睹梦境里多少次重访的扎溪卡草原，草原上那一颗颗、一簇簇、一片片的“油楂子”上仿佛都有洛登的印迹。睹物思人，让人潸然泪下。工作之余，专程前往其家里探望洛登家属，当从学生达吉口中得知洛登临近生命终止之际，都强烈思念着石渠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求终老在家乡，死后能够目睹家乡的发展变化。

     斯人虽逝，良风犹存。洛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继续加快民族地区，尤其是高寒牧区的发展，为农牧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