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7年12月26日
■王勇
回顾读书经历,除了学历意义的读大学外,都与乡村相关联着。
我出生在川北大巴山腹地一个僻远的山村,那里虽文化底蕴不厚,然民风淳朴,读书之风甚浓。兴许是因为父亲嗜书之故,我从小亦嗜书如命。那是一个连课本都缺少的年代,除了样板戏之类,很难寻到其他书看。可能是因为剧本押韵,我慢慢地就喜欢读那些文句了,如果偶尔来了兴致,还可在田野里为小伙伴们吼上一气“临行喝妈一碗酒……”后来形势稍有松动,一些藏有书籍的人家又敢把书拿出来示人,我终于有机会读到《水浒传》《隋唐演义》和《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了。父亲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红楼梦》和《西厢记》,这些书外加我挖中药换来的连环画册伴随我直到高中毕业。特别是假日里,树荫下或大青石上坐了,随手拿出心爱的书籍读起来,群山肃穆,风声霍霍,耳听清风鸟语,眼观白云日月……
进了大学,繁忙的课余,我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图书馆里。面对那一架一架的图书和期刊,终于有一天,埋藏于心的作家梦被触动了,一篇一篇的“豆腐块”从报刊的角落里冒出来,如文学花园的篱墙边一株小小的石楠竹悄无声息地生长着。我用那些微薄的稿费换来一摞一摞的古今中外名著,直到大学毕业我的存书已近两千册了。今天书价奇贵,我真庆幸当初存了那么多书。
兴许是命运的安排,带着一箱箱的书籍离开校园,我回到了大巴山腹地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所学校地处川陕交界处,缺水缺电少蔬菜,条件可谓差极了。我带回的藏书填补了时光的贫乏。在那几年间,我或徜徉山林,或独步溪畔,或冬日偎在木炭火旁,终于读完了很多中外作家的选集或全集,以及《史记》《六十种曲》《三国志》等几千册书籍。读书乡间,我的写作也终于由“豆腐块”变成了“大煎饼”。
后来有机会进了县城,但还是没有摆脱与乡村的干系。学校在城市的边缘,周围是一片农田,站在我家阳台上便可看连绵青山和一片片果林。县城书店少有新书,但离学校不远却有一个书摊,专卖期刊,除了在外面邮购一些新书外,我收存的许多期刊都是从那里走上我的书橱的,诸如《小说选刊》《十月》《当代》《收获》《散文》等都是摊主为我专卖的,有了其他的新书也先给我留着。架子上的书一天天地多起来,每天课余或于黄昏中独坐阳台,或开窗面对田野,随意地读书,既填补了空余的时光,又使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长进。抚摸着自己写出的书,面对散见于报刊的百十篇剪贴,我如农民面对丰收的粮食一样,心里充满喜悦,这日子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