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

   2003年，我走进一座村庄，那是我笔下的上塘，那些人们叫刘立功、徐兰、鞠文采，他们虽然出自虚构，却是我一直以来的想念。2009年春天，从故乡返回大连的途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非要我在县城停留一下，介绍我认识一个人。他领来的是一个开矿的老板，刚刚遭遇一场灾难，妻子在家里被害。我们刚坐下来，他就指着朋友说，你看看他，死了老婆就活不起了，你说至于嘛！我闷闷地看着那张汗津津的国字脸，我的汗也淌了出来。我发现我认识他，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叫刘立功，他出身卑微，为了改变后代基因，挖空心思追到大户人家女子，却像一只蚂蚁追到一只蚕豆，不知该怎么办……

   本以为回到家里用不上一年就能写成《后上塘书》，可两年都过去了，才写下不到两万字。我似乎只认识他们的过去而并不认识他们的现在，他们的人生激荡在上塘外面的远方，他们的生命连接着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他们被改变身份的欲望唤醒使尽浑身解数，直至面目全非……我的困难在于，我能够在理性层面推理他们的现实遭遇，却给不了他们遭遇现实的物质外壳，我不知道刘立功每天住在哪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整整两年，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放逐乡野。在这两年中，我不光结识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各色人等，还在法院的审判厅、信访办的接待室、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探到了许多来自于那里的生命消息，采访倾听了许多来自于那里的人生故事。我还随心理学朋友参与了对农村自杀遗族们的调查，写出了《生死十日谈》。在这次调查中，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立志改变乡村，二十几岁就当上村长。上世纪90年代，他和刘立功一样一夜之间辞掉村长职务到外面打拼，赚了上亿资产。有一天，国家鼓励有钱大户承包土地搞现代农业，他又回到乡村重新竞选上了村长，可也因此进入了复杂的官场关系，与老婆常年两地分居，爱上了为他打工的民工妻子，陷入混乱的伦理关系，最终不堪重压卧车自杀……《上塘书》里的刘立功和自杀者在这一维度相遇，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到了2010年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有可能重返乡村承包土地，有可能重新竞选村长。这不仅照亮了我一直以来寻找的乡村人精神还乡这一主题，还将刘立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物质外壳呈现眼前——他在上塘，又不在上塘，他渴望还乡，却无法还乡。我在刘立功的生活空间之外，看到了人心在变革中的动荡与失控，看到了失控灵魂的不安和惊恐，看到了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们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灵魂的救赎。刘立功们曾经如鱼得水、如日中天，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可突然之间，警车的汽笛响在家门口，他由成功者变成受害者家属，他的人生不得不倒立在黑暗中……在这倒立的黑暗时光，他是否思考过家的意义，财富的意义，是否看到创造财富留下的斑斑血迹，以及像血迹一样除不掉的原罪？

   我的笔终于不再艰涩，跟着他，我走近他身后的家族，走进他遭遇灾难之后的黑暗瞬间，走进不曾料想的绝望和痛苦。吞噬我的，是乡村人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寻找，是他们在寻找中心灵的孤独、脆弱和恐惧，是为摆脱孤独、脆弱和恐惧而呈现出的心灵真相……令我欣慰的是，从沼泽里跋出，我看到人性的觉醒之光如晨曦般闪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