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闯

   2017年10月，全中国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大渡河。站在即将修建完成的大渡河兴康特大桥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向全世界宣告，甘孜藏族自治州从此将结束没有高速路的历史，走上一条超速发展之路。

   从雅康高速修建开始，在筑路工地上的爆破声、挖掘机的轰鸣声中，大渡河畔的人们开始明白：曾经靠着道路交通优势，在路边摆点水果摊摊，开个小饭馆的求生方式是追不上时代的步子了。只有大胆梦想，勇敢追梦，才有未来。

   大渡河畔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怀揣家园梦，他们开始了新的尝试。

   甘谷地的期盼

   在杵坭乡对面，与它隔河相望的甘谷地村开始了另一种思考和期盼。在甘谷地村，看着河对岸的杵坭乡搞得闹闹热热，得知县上的发展规划，村长蓝定鹏也坐不住了，可杵坭人走的那条路，却无法在甘谷地村被复制。

   蓝定鹏在村子里走上走下，拿不定主意。甘谷地村的历史和现实一遍遍在他脑海闪现。

   甘谷地村位于国道318线和省道211线交汇处，总户数176户，共计376人。村民经济收入主要通过大车运输、外出务工、依靠土地经营传统种养殖业、沿途零售土特产及开办旅馆及饭馆获得。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末，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318国道一直担负着沟通甘孜藏区和内地，推动两地往来，方便人们出行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进出甘孜州的车辆走318国道线，翻越二郎山顶，历经三天时间方能到达成都。受制于道路交通条件，甘孜州对来往车辆采用单进双出的方式。当时，为支援内地经济建设，甘孜州大量木材通过车辆经由该线路频繁运往内地。

   特殊年代、特殊条件下的诸种特殊因素集合起来，使得甘谷地这个距离二郎山山顶仅半个小时车程，又位于318国道线上的村子的天然地理优势凸显，来往于汉藏两地，无法暂时过境的长途车辆大都选择在此食宿，甘谷地村遂成为川藏线上一个重要的驿站。

   依托这种地理优势，甘谷地村村民依托土地上的出产，通过开办简易的小饭馆、小旅店、小商店的方式，迅速成为了万元户。据村民周义刚回忆，当时，从甘谷地村甘谷地组到杏子坡3公里的公路沿线上，共计开有38家饭馆，50多家旅店。周义刚当时开着修车铺，也经营饭馆生意，年收入5至6万元。据他介绍，一般村民的收入也在万元左右。周义刚将其形容为“闭着眼睛捡钱。”

   “天时”、“地利”带来的发展机遇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甘谷地村村民通过直接输出土地上的出产，抓住了一次次发展机遇。该村也就此有了“万元村”的名号。

   1998年国家停止砍伐天然林，此前，二郎山隧道开工修建，2001年隧道通车，至此从甘孜州前往内地的车程和时间大大缩短，单进双出的交通通行制度也就此取消。途经甘谷地并在此食宿的车辆开始减少。部分村民开办的小饭馆、小旅馆、小商店开始关门。

   在甘谷地村食宿不再是过往车辆的唯一选择。至2016年，甘谷地本地村民几乎无人再经营此类生意，仅存的7家饭馆还是内地生意人开办的。

   尽管开办饭馆、旅馆的方式难以为继，2004年随着甘孜州各大水电工程相继开工，在国家对超限超载尚未规范化管理的情况下，甘谷地村村民通过私自改装大车，增加货运吨数，再次抓住这次偶然机遇，并再次依靠地处交通要道的优势，通过大车运输和外出务工的方式，输出劳动力，继续着万元村的历史。

   但进入2016年，随着国家对超限超载规范化管理，甘谷地村不规范经营大车的方式已无没有空间，同时，随着各大水电工程即将结束，甘谷地大车运输业失去依托，陷入困境。

   两年后，雅康高速公路即将贯通，来往车辆将不再经过过去的318国道线进出甘孜州。甘谷地的道路优势将不复存在。目前，在甘谷地村村民经济收入方式中，无论大车运输、外出务工及依靠土地经营传统种养殖业，还是沿途零售土特产及开办旅馆及饭馆获得均难以为继。

   历史和现实交织，蓝定鹏的眼前老是浮现村民余福华的身影。

   村民余福华，68岁。每天，他空着两只手，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大衣，坐在该村观景台土特产售卖点附近的木椅上。在这里，余福华没有摊点，无所事事的他只是来看看，顺便和在这里摆摊的熟人摆点龙门阵。

   以前，余福华曾考虑过在观景台弄一个摊点，挣几个钱。但余福华岁数大了，说话不利索，耳朵又不好。和周围摆摊的年轻人相比，余福华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和周围的年轻人一比，余福华是那个没事可做，多余的人。

   在余福华看来，坐在自己家里，还有人给你白白送钱的事是不可能的。余福华认为，只有身体好，有点本事和技术，才能把钱揣到自家的“包包”头。

   余福华所说的本事和技术，主要是指与传统自给自足农村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手艺，比如：木工手艺、泥水手艺、砌墙手艺、翻瓦手艺、修房手艺、编筐、给果木修枝等等。在自给自足，不产生较大市场需求的前提下，这些本事和技术是一个农民必须具备的、也是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看家本领。

   上世纪80年代，余福华尚有16亩耕地，地里种玉米、豆子和洋芋。由于家里有四个子女，耕地上的出产大部分时候不够家里人糊口。凭着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木匠手艺，在甘谷地周边地区，余福华通过给人做家具，修房子，到国家林场修枝等方式，在物质条件不宽裕的历史时期（1980，泸定县农民人平收入为248元；1985年，泸定县农民人平纯收入399元；1990年，泸定县农民人平纯收入为450元）仅经营木工手艺这一项，余福华每年已经有上千元的收入。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随着内地人工合成材料家具进入甘孜州市场，考虑到成本、样式、质量等因素，本地人已很少雇人做传统的木质家具。到90年代中后期，为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开始逐步实施禁止采伐天然林的政策。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木工活路彻底失去了木料来源。

   至此，费时、成本高、以砍伐、利用天然林木为基础、极易造成林木资源浪费的传统木工技术已经不适应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靠木工技术已无法生存，失去这一主要“技术”优势之后，余福华只好顺着公路，找一些国家和私人的建筑活路，通过泥工手艺，赚取收入。与80年代相比，余福华的年收入已经减少了30%左右。

   随着年龄增加，余福华的泥工手艺也渐渐失去了身体支撑。他能够找到的泥水匠活路也越来越少。进入21世纪初年，在生态资源富集的地方和民族地区，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政策。余福华的16亩耕地只剩下3亩。随着子女各自安家，随着自己年岁增加无力耕种，余福华将手中的3亩地平均分配给了四个子女，自己变成了一亩地也没有的农民。

   2011年至2014年，心有不甘，一心想着“再挣点钱”，但早已60多岁的余福华，眼见路边水果摊生意较好，拿出了自己从小在农村里就学会的，当时仅有的可能挣钱的一项技能：编筐。在编筐卖的几年里，余福华最高年收入仅为1000元。而这1000元成了余福华那几年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随着运输业对水果包装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顾客保鲜需求的提高，余福华依照传统手艺编出的竹筐和“果篮”，已经无法满足长途运输和保鲜需求。余福华只能看着一个个成本更低的新型纸质包装箱，把自己的竹筐和果篮一天天挤到无处可用的境地。现在，余福华前年编织的70只80个竹筐和果篮还扔在家里，余福华只能把这些竹筐和果篮锁起来，任由它们慢慢发霉烂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