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康巴小说”，推而广之的“康巴文学”，对于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版图来说，一开始是陌生的。但经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生聚和第二个10年前5年的勃发，康巴文学以及生产它们的康巴作家群，丰富了当下的中国文学版图，壮大了当代作家队伍。当下的康巴文学已集聚力量，正走出国门。

康巴文学一开始的“陌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地域概念的陌生，还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作家们为我们当下和历史提供的文学图景。这一文学图景，于我们曾经熟悉的文学图景（包括它生长的四川文学图景乃至放大到整个藏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图景），显然有着较为明显的异质力量。康巴文学所处的地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康巴”是藏区，但又与其他藏区有所区别。藏汉文化的碰撞融合，正是这一文化地域的优势所在。

   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学便得益于这样的地域优势，特别是得益于藏汉边际的文化交融。于是我们看到了如达真的《康巴》、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泽仁达娃的《雪山话语》等康巴藏地的关于人的、关于神的、关于人与宗教的、关于人与自然的相亲相仇、相和相离的诸种情状，以及与汉地文化不一样的文学情状和文学图景。于此，康巴文学以及康巴作家群提供的文学情状、文学样式、文学语言、文学观念，即康巴作家提供的康巴文学文本和文学图景，作为一种有别于我们曾熟悉的文本，有着不一样的美丽和不一样的力量。

   由于康巴作家的天赋与努力，也由于国内文学观念的开放，康巴文学已经作为一种存在、一种新的昭示，逐渐获得了关注。评论界和各类媒体对康巴文学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表明了康巴文学及康巴作家获得了相当的肯定。再譬如，在康巴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2）后，康巴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获得第十一届“骏马奖”（2016）。当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作家而言，并非由外在的评价来决定某一文学图景的文学趣味、文学影响以及文学成就。但是，在众声喧哗的当下，被关注（无论肯定还是批评）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在获得国内关注的同时，康巴文学并没有就此满足。2015年年底，3部康巴长篇小说——达真的《康巴》、亮炯·郎萨的《布隆德誓言》、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同时由中译出版有限公司翻译成英文，向国外出版发行。达真另一部长篇小说《命定》也被翻译成韩语对外发行，他的《康巴》已经与韩国惠江出版社签下了韩文出版合同。对于一个10年前还鲜有文学名气的作家群体来说，这些无疑是了不起的事件。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就此认定，这几部长篇小说在英语地区和韩语地区，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可以预测的是，这些出自康巴的长篇小说在异域将成为另一种文化上的“陌生和好奇”。

按照丹纳《艺术哲学》中的理论，不同的地域会生产出不同的文学，不过，并不一定越是地域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我看来，仅是地域的或者仅是民族的，文学的公共价值和超越是很难达到的。观古今中外文学，凡为优秀的文学，无不是在与社会和历史的纠缠之中展现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康巴文学得益于藏汉文化的“杂交”优势，得益于藏汉地理的边际效应。但如果仅是这样，康巴文学仅是一地之文学。正是由于康巴作家的超越意识（超越地域和超越藏汉文化本身），将视角的重心着力于对人性的表达与表现。

   例如，达真长篇小说《康巴》一开始是这样写的：“云登格龙醒来天已大亮。他不是自然醒来的，而是被噩梦中的一道道绿光刺醒的。就在他感到绿光刀割似的在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时，楼上的经堂里的俄色喇嘛生平第一次看见上百盏的酥油的灯芯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此段所示的文化背景，一看即知不在汉地。然而，小说中人物的新异，则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感觉既是普通人的感觉却又呈现出了特殊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内心。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作为单个人的独特且复杂的人性与命运，是文学作品、特别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着力呈现的。

   这一复杂的人性在英文译文里较好地呈现了出来。《康巴》一书的英文译本加了副标题：一部藏人的史诗。这样一来，英文受众的聚焦点就有可能从猎奇的心态转为对这一文化地域中生活的人的命运的认知。人是文学的中心，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表达与表现人的复杂性和人的共性，是文学得以超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钥匙。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方面的开凿和发掘，康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标识得以生存、生长，并尝试着走出国门。

   康巴文学开始迈出国门的同时，康巴作家群也没有就此止步。2011年和2013年，“康巴作家群”书系连续出版了两辑，第一辑共6部，第二辑共6部；2015年又出版了第三辑，共10部。不只是数量，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学还在寻求新的突破。或者说，在已经赢得了不小声誉之后，康巴文学试图着力于新的实验。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尹向东的短篇、梅萨的诗等，都有新的实绩。特别是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不仅打破了所谓“词典小说”的写作样式，而且在没有中心人物、没有主要事件、没有故事支持的情状下，实现了哗变。在读完《青藏辞典》后，我立即在这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两句话：“这是一部与传统小说丝毫不相干的小说，这是一部向往神性追问人性的心性独白。”说它与传统小说不相干，是因为它连起码的人物和故事都没有。它与青藏相关，与青藏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相关、与青藏的人文地理相关、与作家对青藏的思考与反省相关，但小说中的大量词汇，还是汉地的词汇。正是这种藏汉的交错与嫁接，使得作家所要叙述的、所向往的，在一个又一个有些“天花乱坠”的词汇间，一次又一次地蝉蜕、一次又一次地哗变。我们知道，《米沃什词典》给词典体文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格绒追美的这部小说显然也受惠于《米沃什词典》。但是这部名曰《青藏辞典》的长篇小说，则从藏汉文化相交融的背景出发，给康巴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和新的文本。由此，在康巴文学继续前行的过程中，其有可能出现的新走向值得我们不断观察和思考。

   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解读“天葬”一词时说：“天葬是人身最后一次的伟大施舍和奉献”。其实在我看来，对于康巴文学来讲，也许每一部作品的问世就是一次天葬。而走出国门，也许就是别一文字和别一文本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