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沛萍 张娜

      近年来，作为中国藏区文学的一个重镇的康巴文学势头凶猛，涌现出了许多特色鲜明、题材各异的作家、作品。诗歌、散文、小说三大体裁都呈现出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其中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尤其引人注目。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创作的活跃期。一些重要的作家都有长篇小说问世，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 《青藏词典》，江洋才让的《灰飞》 《怀揣石头》 《康巴方式》 《马背上的经幡》 《牦牛漫步》，亮炯朗萨的《情祭桑德尔》 《布隆德誓言》 《寻找康巴汉子》，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达真的《康巴》、《命定》，尹向东的《风马》等，是最近十几年康巴藏族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在上述长篇小说中，尹向东的《风马》可以说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康巴藏地长篇小说。

       尹向东的小说《风马》虽然在题材上也以康巴历史变迁为建构文本的主要材料，以康巴大地为人物生存活动的地理背景，以康巴文化，尤其是以藏地传统文化为主要的背景文化；但它在具体的细节性内容与叙述姿态方面，却显示出了尹向东个人的审美取向和伦理态度，以及这种审美取向与伦理态度中所包含的作家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悟。

      对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情状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和表现，是尹向东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书写维度。他善于在纷乱驳杂的生活中捕捉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活动场景和生活细节，以冷静温和的笔调把它们铺成在纸上。这种艺术取向在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已有所体现，而长篇小说《风马》则把这种取向推向了能够达到的新高度。这篇小说虽然从头至尾都涉及到了康定地区的时局随着整个中国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的历史事实，而作家也在不少地方以近乎实录的笔法讲述一些看上去颇具宏大意味的历史事件；也表现出了作者试图在更为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开小说故事情节和表现诸多人物的生活遭际和存在状况的艺术视界。但就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和作家落笔着墨的轻重程度看，小说的着眼处、用力点却是吃喝拉撒这类构成生活的汪洋大海的基本日常生命活动。当然，这些生命活动由于其活动场域设定在了康定小城这个地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各色人等杂居相处，各种势力你争我夺的特殊地域文化空间，而显现出了独有的特色。而其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对锅庄生活的细致描绘和展示。

      在展示锅庄里的生活时，作者始终着力凸显锅庄生活主体的一个身份特点，那就是异乡人。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异乡人，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来到康定，从此落脚在康定城里谋求生活。异乡人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康定则是他们展示自我存在价值的舞台。小说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仁泽民、仁立民是这类异乡人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活动，小说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康定城这个独特的地域空间里活动着的生活群落的生态流程。仁泽民、仁立民原名仁青翁呷、仁真多吉，是生活在朵翁玛贡玛草原上的牧民后代，因躲避仇杀而流落到康定，从此变成了康定城里的居民。尽管有了落脚点，但他们的生活并不稳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波动中。时局的动荡不安，低廉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是一开始的吃白食，还是后来在锅庄里干体力活；不管是弟弟仁立民与恋人的私奔，还是哥哥仁泽民给军人做保镖和翻译；无论是弟弟再次回到锅庄靠体力糊口，还是哥哥凭借康巴汉子的勇武豪气获取较好的生存空间和物质享受，都没有使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不稳定，是他们生活的最显著的特征。与兄弟俩一样，那些来自异地的人们，生活同样处于颠沛漂泊的不稳定状态中。即使是那些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和贵族之家，也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来荡去，无法找到生命的归宿。那些野心勃勃的各级军官，那些心存幻想的土司后代，一个个都是无根的飘萍，在生命的洪流中起起伏伏，找寻不到安顿自己肉体与灵魂的生命之港湾。

      对于生命无根状态的描绘，从显性的层面来看，是对特殊时空里的生命状态的艺术展示；从隐性的层面看，表达的是作家个人对生命存在形态的体验与感悟。作品中许许多多异乡人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显然寄托着作家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刻体悟和哲理性思考。从作品所讲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遭际中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眼里，人生就是一场漂泊，永不停歇，直至生命彻底消失。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异乡人，而异乡人的生命遭遇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借用佛教中话来说就是“生命无常”。这是这部作品通过对各色人物的命运遭际所揭示的“存在真谛”。小说中除了集中讲述仁泽民、仁立民兄弟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波折来着力揭示这一“存在真谛”外，还有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际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真谛。比如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的命运轨迹。

      日月土司的三个儿子有着相对高贵的出身和优越的家庭环境，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一些处于底层的异乡人那样，必须得为了生计而东奔西跑；也不会居无定所、寄人篱下。但他们同样避免不了漂泊流离的生命遭遇。大儿子江升最初因继母的排挤而被父亲送到了离康定很远的木雅村。顺其自然的江升倒也认可了命运的安排，决定远离权力争斗，出家修行。但土司权势的衰落一次次把他拉入是非争斗的漩涡之中，让他无法自我保全。为了家族事业，他听从继母的劝告与弟弟的妻子结婚生子，以此保全土司家的血脉；土司权势衰败后他有机会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因为曾经显赫的身份地位而肩负起谈判劝和的使命，结果病死于回来的途中。这样一位与世无争、宅心仁厚的“准出家人”，也无法避免一生漂泊的命运，着实令人喟叹不已。土司家的二儿子江科被视为后世土司的接班人，但时局的动荡与政体的改变，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他被心怀厚望的母亲送到遥远的内地——雅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自己也心怀大志想有一番作为，可惜水土不服身患大病，在回家的途中不幸病逝。流离之苦带来不仅仅是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还有生命的消失。三儿子江芳也心怀大志，先随二哥在雅安学习，回到康定后继承土司家的大业，试图挽回逐渐衰败的家势，但却在有勇无谋的鲁莽行事中客死异乡。日月土司家族的三个儿子客死途中的命运安排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与生活在康定的那些混迹在社会底层的异乡人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是只不过是漂浮在生活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永远都找不到停泊的港湾。这是《风马》这部小说所蕴含的第一个层面的主题要义。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夜很好地暗示了这一主题要义。开头的情节是弟弟仁真多吉被父亲从帐篷里提起放在马背上，在哥哥仁青翁呷的带领下逃离朵翁玛贡玛草原，这是他们人生漂泊的开始，动荡不安从此伴随着兄弟俩。小说结尾处弟弟仁立民（仁真多吉）虽然强忍哥哥被冤枉致死的悲痛，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但一场地震却瞬间把他的生活之梦轰毁了。当站在废墟上的妻子的喊声传入仁立民的耳朵后，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开始了居无定所、漂泊流离的生活。在仁立民的人生历程中，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其他人物，比如王怀君、本巴、七斤、桂枝、程爱民、洋汉儿，甚至那些把生意做得很不错的锅庄主们，都是来自外地的异乡人，他们同样有着漂泊不定的命运遭际。

       如果说颠沛流离、变动不居、流浪漂泊是《风马》所展现的生命存在的具体化状态；那么，小说在表现这种流离的生存状态时，还着力表现了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稳定与恒常。这里所指的稳定和恒常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生活方式、心理意识和普遍的人性。小说中多次提到“折多河不停地流淌着”，这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蕴含着意味深长的生活哲理。“折多河流淌着”暗示生活的变动不居，而“不停地流淌”又意味着某种恒常的东西的存在。康定城里的生活的确是变动不居的，人们的生命的确是无常的；但在变动不居中，在生命的无常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依然存在着一些恒久的东西。小说对此也做了很好的表现，而它的深刻性也为作品增加了艺术厚度。

      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意识的超长性稳定，是作品要表现的“生命恒常”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从宏观上看，那些以各种原因来到康定的异乡人的生活始终处于变动不居、漂泊流离的状态之中；但从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细节上看，却很难发现他们精神内核和心理意识方面明显的根本性的改变。逃难者一生都是逃难者，背夫始终都是背夫，在锅庄里干杂活的始终都是干杂活的，即使是他们心怀改变现实处境的动机和愿望，但也无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过着波澜不惊、毫无生气的生活。能够吃饱肚子，夜里能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现实。当然，这种波澜不惊、毫无生气生活现实，倒也培育了康定人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和看待人世的平和态度。作品对康定人的这种心理结构和平和态度有过多次的描写。最典型的细节是对四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物的多次描写。洋汉儿、花婆婆、半脸西施、卖烟的高爱民四个人在小说中并不是作家塑造的主要人物，但这四个人物却贯穿小说的始终。就表现康定城里的人们生活状态的稳定与他们看待变幻不定的人世的平和态度而言，这四个人物的重要性并不比其他人物弱。在这四个看似闲人的人物身上，蕴藏着康定城精神机理的运行秘密，也蕴含着作者对纷繁杂乱的人世景象的思考与审视。

       小说中这四个人物反复出现，而且出现的时间点往往都是每一次康定城发生较大动荡之后。他们每次都以一种恒常不变的状态出现。这三个人物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对待时局变迁，应对各种社会变化。真可谓“任凭风浪起，我自归然不动”。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整个康定城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处境，除了用辛勤劳动来换取维持生存的基本钱财外，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按照相同的节奏和方式在岁月的长河里扑腾着，任凭时间把生命的时光侵蚀、分化。这就是康定人超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处世态度。小说中多次通过叙述者“我”的感叹，强调了康定人的这种稳而不乱、温而不火的精神气息和生活态度。比如，从黑夜里逃到康定后的第一个清晨，还在惊恐不安中的“我”对康定的第一感受是：“太阳照亮整座城市后陆续有人走出家门，他们在沿街的牙黄色条石上或广场边坐下来，带着一种淡定闲散的深情享受早晨的温暖。”如果说此时“我”看到的这种淡定闲散的生活状态，与此前“我”经历的恐惧不安和一夜的仓惶奔波所产生的强烈反差有关，毕竟那是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经历，疲惫的身心和不安的心灵渴望获得安宁，当看到康定城里的人们平静安宁地来来往往时，不由地拿它与自己落魄的处境相比照，感受到的自然是闲散淡定；那么，之后“我”多次感受到康定人在社会局势混乱不堪时表现出的闲散淡定，就是康定人习惯性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了。到后来，甚至连我也深受感染，融入其中。“在那些空余的时间里，我习惯坐在罗家锅庄大门外，门外两侧，摆着牙黄色的条石，供人们闲时晒太阳聊天。那黄色的条石经人长期坐，表面已磨得非常光滑，像浸润了人的汽油，玉一样泛着暗光。我坐在条石上，望着街道和桥上往来的人群。

        这就是康定城里的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乱世”中养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处惊不乱，悠闲自得。他们也许原本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冲动，甚至在经历过许多打击、挫折之后还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像弟弟仁立民始终没有放弃过要在康定扎根生活的追求那样。他们也许曾经在遇到惊天动地的动荡时有过惊恐不安的切身体验，并为此产生过逃出康定的念头。但在经历了那么多纷乱动荡之后，他们的心性逐渐走向了稳定和淡然。在他们眼里，那些看上去流血死人的事情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顶多产生暂时的波动而已。他们似乎看透了人世纷争的真相，其实不过是戏台上吼一吼喊一喊、跑跑跳跳、打打杀杀的表演而已；大幕一落，一切都会归于寂然，回复原状。“时局变来变去，似小孩过家家，无非这样”，这是康定人经过生活的洗礼之后所感悟到的人世“真谛”。他们的闲散与淡定，就是他们透视各种表演式的纷争乱象之后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是鲜活的生活锻造出了他们的这种超然淡定的生命品格。当然，康定人能够养成这种闲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品格，也与这一地域空间的宗教文化有关。康定既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据点，也是一个物资集散地，过去的茶马古道就途径康定，康定算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康定同时还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风马》中也多有描述。而文化方面，藏族宗教文化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主动地位，因此其影响也较为广泛、深入。而佛教文化所提倡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修为来生的生命主张和生活观念，自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精神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康定人闲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的文化根源。这文化根源与康定人对生活本身的深刻体悟交互作用，促生、培育、滋养了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