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沛萍 张娜

       《风马》中有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而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就潜隐弥散在作者以“佛”一样的目光观照笔下的人事万物，以释然的态度和情怀看待纷繁复杂的人事的悲悯情怀中。同时，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还蕴藏在小说所营造的一种透彻心扉的真实感中。

       如果说对琐碎、平淡生活的细致描绘，表现出的是作者对底层民众生命存在的深刻体察；那么，对普通身上所表现出的生命态度、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描写和揭示，则反映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体悟。而这种认识和体悟则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高远视界。在小说中，尽管具体的故事情节带有特定的时代、空间局限，也就是说它们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是有特定的事由引发。但体现在事件或人的行为中的生活内涵，却超越了事件或人的行为本身，带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属性。小说中人物的许多人的行为和处世态度绝不仅仅是某种特定情势引发的偶然表现，而是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础。可以说，尹向东在《风马》中着力表现的就是这种恒常不变的人性和超稳定的心理意识。

       与作品着力反映和揭示康定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处世态度相适应的是，作者叙事态度上的平和自然和叙事视界上的开阔超然。用同情、宽容、慈悲的态度和情怀来对待、包容笔下的人世与纷争，是《风马》这部小说所坚持的叙事理念。而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小说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也源于此。

      《风马》叙述上的平和自然主要体现在人物描画和叙述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态度上。当然，整部小说并没有着力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只注重用细致入微的自然笔法把人物放置在生活流中加以呈现。这里的自然笔法指作者态度的自然平和，不对人物进行理想化的提升和设计，不对笔下的人物做任何道德评价，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大奸大恶的人，作者也很少用既定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进行人格与品行方面的优劣评判，而是超越了既定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藩篱。在《风马》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矛盾纠葛，事件中也包含着各种利害关系，但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作品对任何人物的善恶评判，看不到作品对任何事件的是非臧否。作者完全用一种平和超然的叙事态度对待出现在康定大地上的人世纷争，并引导笔下的人物走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天地。仁泽民、仁立民原本是怀着复仇的欲念逃离草原来到康定城的，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等到自己足够强大时返回草原，完成父亲临死时留下的遗愿。但他们却并没有把为父亲报仇的意愿牢记在心，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忘了父亲的遗愿。尤其是弟弟仁立民，始终对复仇心怀疑虑，也从不把它当回事。兄弟俩复仇欲念的淡化，是岁月对人的仇恨这种妄念的改变，也是作者试图通过时间的流转来化解人物内心的仇恨。于是，兄弟俩没有把复仇当做唯一的人生动力，即使总是把复仇放在心上的哥哥仁泽民，最后也放弃了报仇的念想，而弟弟则把扎根康定当做生活的主要目标。即使是在面对“仇人”时，他们虽然情感上有些愤恨，但却始终没有动手。他们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那几个所谓的“仇人”，对过去的仇杀根本不了解。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充分显示了作者所秉持的超然的叙事理念。这些所谓的“仇人”听说兄弟俩来自朵翁玛贡玛草原，把他们视为老乡，并为此感到异常兴奋，在弟弟的婚礼上饮酒唱歌。这个细节具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它暗示，所谓的“复仇”是没有依据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仇杀早已随时间的流逝飞灰湮灭了，后来人已经无法回到当年的现场，岁月已经化解了那些所谓的“仇恨”，新的现实等待着现在的人们去重新面对。这是尹向东在《风马》中对康巴大地上关于“复仇”这一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族习性所作出的回应。他试图通过自己开阔的生活视界、历史视野和平和宽容的叙事态度，引导人们跨越陈旧的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能够联想到康巴人复仇观念和行为动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更为清晰地感觉到尹向东在刻画这两个人物时抱有的平和、超然的叙述态度，以及同情、悲悯的美好情怀。

         对于仁泽民这个草原汉子，尹向东平和、宽容、超然的态度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对他生活处境和行为方式的理解与同情。仁泽民带着弟弟逃离草原后来到康定，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但依靠康巴汉子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耿直、朴实的行事作风，他得到了身边人的赏识，因此逐渐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此时的仁泽民已不再是那个在城市里茫然无措的草原汉子了，他开始追求一种享乐的生活。除了不停地喝酒外，逛妓院成了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甚至都住在了妓院里。小说是通过弟弟的眼光来观察仁泽民的这种看上去“堕落”不堪的生活方式的。对于这样一个时时惦记着父亲遗愿的康巴汉子，却在生活的漩涡里走向“堕落”，看上去实在难以理解。按照一般的情感逻辑，作为弟弟的“我”一定会对此感到异常愤怒，因为哥哥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仇恨，等足够强大时一定要返回朵翁玛贡玛草原，为父母报仇。但尹向东并没有让作为叙述者的弟弟按照愤恨的情感逻辑去讲述哥哥“堕落”的故事；相反，在弟弟的眼中，哥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真正的男人。他明知哥哥经常流连忘返于妓院，并与其中一个妓女相好，但他并没有为此而痛恨哥哥，也没有为哥哥的这种行为感到羞愧、难过，反而是常常为他的生活感到担忧，总是祈求他能平安无事。在对这一人物的叙述中，尹向东完全过滤掉了世俗层面上的道德评判，他只是让笔下的人物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运行在他们的各自的生活轨迹上。其实，即使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兴风作浪、玩弄权谋的“奸诈”之人，尹向东也没有以先入为主的道德标准做好与坏的定性判断。在他笔下，这样的人物同样是特殊生活境遇的产物，他们因此也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自然也就不能以既定的伦理道德加以评判。比如民国时期曾经把持过康定的政府官员陈遐龄。这位政府官员因多年混迹于官场，又适逢乱世，自然比较看重手中的权势，行为处事本能地会顾虑他人对自己权势的觊觎。因为日月土司在康定势力颇大且影响深远，对他造成威胁，他自然为此而深感不安。老谋深算的陈遐龄利用计谋把日月土司抓入监狱，导致日月土司越狱时不慎死亡。陈遐龄的这种做法显然很是卑劣，小说通过叙述者“我”表达了不满。但作者并没有把这个自身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历史人物彻底丑化。在随后的叙述中，作品讲述了关于陈遐龄的另外一个故事。即陈遐龄大义灭亲，枪杀自己外甥陈军的事件。陈军仗势欺人，到处作威作福、欺凌弱小。陈军为了一个女人而与他人争风吃醋，并胆大妄为地开枪打死了对方。听到消息后的陈遐龄赶到现场，毫不犹豫地当众枪毙了陈军。陈遐龄大义灭亲的行为自然有其稳定民心，获取康定民众的支持，树立自己威望的目的；但小说对相关故事的叙述，主要强调了陈遐龄在民众心目中大义灭亲的一面，其形象为此而有了亮丽的光彩。从对陈遐龄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讲述人物故事，描绘生活现实，并不是为了分出是非对错与高下优劣。对于尹向东来说，以平等温厚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人世纷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生命，是他所遵循的叙事理念。他的这种叙事理念在小说的另一个人物江升那里体现的最为集中、完整。可以说，江升就是作者为表现自己的叙事理念而特别设置的形象代言人。

       江升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所占笔墨也不多，但江升却是小说中作者情感寄托最为显明、集中的人物。他的所做所为，他的所思所想，他体现在个人行为、思想观念方面的性格特征、人格品性，与作者在小说中所通过各种形式的叙事所传递的艺术精神是相一致的。在此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人物就是尹向东按照他的精神意念为自己设置的形象代言人。江升是日月土司的大儿子，是土司的第一任夫人所生。在他下面还有土司二太太所生的两个弟弟江科、江芳。因为牵涉到土司权位的继承问题，二太太出于私心让江升到离康定很远的牧区去生活，以免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造成威胁。江升虽然有些不舍曾经熟悉的康定城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但他似乎明白二太太的意图，也就欣然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到达牧区后，江升潜心修学佛经，打算做一个一心拜佛的出家人。但时局的混乱总是扰乱江升的人生计划，使得无法远离世俗，他不得不时时涉足家庭事务和关心时局。尽管如此，江升并没有对世俗的种种诱惑产生任何贪欲，更没有对风波不断的世俗社会产生怨恨，即使是面对自己的父亲被人陷害不幸身亡，家族势力不断衰落的严峻现实时，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把悲苦埋藏在心底。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都以平和安静的心态坦然处之，他心中唯一思忖的是如何减轻家人的忧虑、恐惧，任何让周围的人们少受些磨难。因此，尽管他想成为一个出家人，希望不再置身于世俗事务之中；但当家里有事，别人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还是会设身处地地为之着想，为他们奔波。他原本打算去拉萨朝圣，但随着江科、江芳两个弟弟的意外去世，在二太太的再三劝说下，他放弃了朝圣的打算，回到家里担负起了维持家族事业的重担。在重新回到家里这件事上，江升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高贵品格。他不计前嫌，对二太太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把自己派送到遥远牧区的自私行为给予了谅解。他接受二太太提出的让自己与弟弟妻子结婚的建议，并在二太太临终之前举行婚礼，以便让她安心上路。之后，他自学藏医，免费为家庭困难的病人治病；为了避免无辜生命的死亡，他接受政府的建议，利用自己的身份、影响劝说草原部落与政府和解。江升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在人格品性与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完美形象，他就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平使者，一个超然物外、境界高远的道德楷模。他的为人处世，他的精神观念，他的慈悲为怀的悲悯情怀，正是小说叙事所要遵循和宣扬的。

       《风马》中有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而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就潜隐弥散在作者以“佛”一样的目光观照笔下的人事万物，以释然的态度和情怀看待纷繁复杂的人事的悲悯情怀中。同时，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还蕴藏在小说所营造的一种透彻心扉的真实感中。作者没有对生活做任何的提升或降格，没有对人物做任何的美化或丑化。生活里的生命个体只是按照最基本的生存逻辑，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在运行着自己的生命轨迹。没有过多的奢望，没有远大的人生理想、抱负，如果说有，那也仅仅止于过上稳定的生活而已。事实上，对那些匍匐于生活底层的普通人来说，这是无法超越、不可逃避的真实生活境遇。他们是贴着地面生活的那群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河流中的一朵随波逐流的浪花，他们一起汇合成了生活的洪流。在永不停息的生活洪流中，他们并不起眼，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他们像野草一样，只要扎下根系，就会顽强地破土而出，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要努力地吐出嫩绿的小芽。最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渴望与珍惜。这是生命源源不息的根本所在。当看到小说中的小人物八斤和桂枝这对夫妻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时，我们会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尹向东对康定人所持有的那种伦理态度的艺术力量。

       八斤和桂枝这对苦命夫妻可谓是天生一对。苦难的命运让他们相遇相亲相爱，组建了一个简单、窘迫却温馨的家。结婚后两人恩恩爱爱，生活上倒也过得去。唯一的问题是八斤喜欢赌博，这给原本拮据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于八斤的好赌，桂枝虽然不满，但却没有撕破脸皮与他闹翻，她的想法就是如何让八斤戒赌。后来八斤在经历了讨债人的“惩治”后，发誓言不再去赌。两人开始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两人间的故事不曲折、无悬念，但从表现作者所持有的叙事理念和揭示生活真实的层面看，却是小说中相当精彩的一个片段。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条狗，因某种缺失，达成了特别融洽的关系，彼此相依，共生温暖，成为康定一个独特的家庭，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

     这些平凡的人讲述的就是他们一生都在过活的日子。其中透露出的五味杂陈的生活意味是那样的深长醇厚，而当事人博大开阔的生活胸怀，又让人如此感动、钦佩。这是生命之水无穷无尽的根本所在。尹向东笔下的康定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群落里，这个群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态体系。生活在这个群落中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运动流程和生存逻辑。它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像折多河的流水一样，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它的所有欢乐与悲哀、轻快与沉重、幸福与苦痛、渴求与失望，都融汇在折多河的流水声中，随波而去、传向远方。《风马》就是折多河流淌出发出的声声叹息。这叹息中没有哀怨、不满、愤懑，有的只是对无尽生命的接纳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