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尹向东长篇小说《风马》（下）

     ◎胡沛萍 张娜

     尹向东是一位比较重视创作技巧的作家，他很在意如何把故事讲述的有滋有味、不落俗套。《风马》正体现了尹向东的这种艺术追求。尤其是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尹向东努力尝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完成故事的推进。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来说，这是必要的审美意识，也是难能可贵的创作品质。

      尹向东是一位比较重视创作技巧的作家，他很在意如何把故事讲述的有滋有味、不落俗套。《风马》正体现了尹向东的这种艺术追求。尤其是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尹向东努力尝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完成故事的推进。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来说，这是必要的审美意识，也是难能可贵的创作品质。当然，他的尝试有成功的地方，也有牵强之处。较为成功的部分是小说在讲述哥哥仁泽民“失踪”后兄弟重逢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在叙述上，由原来的第一人称“我”和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转换成了第二人称“你”。这一部分转换叙述人称，乍一看，感觉与整体叙述很不谐调，但仔细琢磨叙述者的情感逻辑，就会发现，这种安排其实大有妙处。它与叙述者“我”当时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渴望是十分吻合的，能够非常恰切地表现“我”的情感波澜和内心世界。从小说的相关内容看，“我”与哥哥从小就产生了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既是情感方面的，也是生存方面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带着“我”逃离了家乡，来到无亲无故的阿康城里。父母亲惨遭杀害，哥哥成了唯一的亲人，“我”不但在物质上要依靠哥哥，在情感、精神上也只能依靠哥哥。艰难岁月里培养的这种感情和精神依存关系，使得“我”与哥哥之间建立起了坚固的纽带，两个人都觉得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愿意离开谁。这在小说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的分离带给他们的必定是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担忧与悲苦。期盼着重逢是兄弟俩的共同心愿，尤其是作为弟弟的“我”，对离开哥哥深感愧疚，也倍感思念。当突然间相遇时，激动、喜悦、亲切的情绪表露是人之常情。作品中转换叙述人称的部分，正是从兄弟二人失散之后偶然相遇开始的。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两人失散后哥哥的经历，非常符合叙述者“我”期待、渴望与哥哥相逢，然后向他倾诉自己充满忧虑的挂念和相思的悲苦。可以想象得出，久别重逢之后，“我”面对面询问哥哥的那种急切情态。用“你”这一人称，不但能够真切地传达出相亲相爱的兄弟俩见面后促膝长谈、嘘寒问暖的场景，而且所展示的情景也非常符合人之常情。当然，此处如果不用第二人称来展开叙述，继续沿用“我”的视角来讲述失散后哥哥的经历，也是可以的，但其情感效果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当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时，听众可能是与哥哥无关的旁人。对于讲述者来说，倾诉或诉说的分量可能会降低，转变成一种闲聊；对于听众来说，无非是听听别人的苦恼事情而已，顶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当用第二人称“你”来讲述时，考虑到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它营造的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场景，诉说的成分就大大增加，其艺术感染力自然也会有所增加。

       尽管作者在叙述上尽可能讲究变化，以求取得更好的叙述效果，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缺憾。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叙述人称上的盲目选择所造成的不可靠性。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弟弟以第一人称“我”的所见所闻来完成的。然而，让仁立民（仁青多吉）这个从草原上逃出来流落异乡的底层人讲述许多故事情节，显然很是很不妥当的。从小说内容的整个构成情况来看，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康定城里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生存境遇；另一部分是与康定城有关的历史变迁和政权更替。让仁立民以一个流浪者身份来讲述康定城里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讲述他在康定城里的所见所闻，不管是传说也好，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好，抑或是他个人的情感感触和精神幻想，大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叙述者。这一视角与所应对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契合的，当然也有例外。然而，让仁立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文化水平或文化知识的人去讲述与康定城有关的历史，比如土司制度、土司历史、民国历史、抗日历史等（尽管这部分内容在作品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显然超出了这一叙述者所具备的实际能力。很显然，作家把不应该由这个叙述者承担的叙述使命强行赋予了他，结果造成了一种不协调的情形。对此下面做些简略的分析。

      先看第一种情况。“我”对自己经历和见闻的叙述。这部分基本上能做到所叙的内容与叙述者知道的范围保持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越出了“界限”，破坏了作品的可信度。比如兄弟俩从草原逃到康定城的第一个清晨，当“我们”从饥饿与睡梦中醒来时，“我”看到了以下的情景：

      早起的人们已开始忙碌，老陕街那边，陕西商人的铺面一间间都开了。锅庄里要远行的驮脚娃们，天不见亮就将茶叶和货物安置到马或牦牛背上，这会儿，他们赶着牦牛，赶着马队，走过铺满大青石板的街道，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挂在驮牛和马脖子下的铜铃叮当敲响，散在清晨冷冽的空气中。

      第一缕阳光从跑马山巅探出来，照亮西山的山头，慢慢下移，将半山腰上南无寺和金刚寺橙黄的金顶映照得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才进入城区。福音堂上高耸的十字架在阳光之中一点点亮了起来。太阳升高，光芒继续向下，澄澈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沉睡的身体上，并最终照亮了整座城市。刹那间布满全身的温暖让我和哥哥再次翻了个身，摇响的马铃和远行人的脚步都并未将我们惊醒。

      如此详尽清晰的描写，显然很不符合“我”这样一个刚从草原逃到康定城里的外来者第一眼看到康定城时的真实情景和感受。要知道，“我”那时年纪还小，也是第一次来康定，而且是个草原上出身成长的孩子，没有什么文化知识。这样一个年纪幼小且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孩子，居然刚一睁开眼随意看看，就可以对康定街道上的房屋、商铺，以及出行的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了如指掌，甚至都知道半山腰上有两个寺庙，连名字都说得出来。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自然也是极为不可靠的。显而易见，这是作者越殂代疱的结果。如此一来，自然打破了叙述视角的统一与和谐，显得前后脱节。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章节中还有几处，在此不作赘述。

       第二种情形中也存在着超越叙述者认知范畴，从而造成文本叙述的不可靠的缺憾。在小说的具体叙述中，对康定历史上的大事件，以及藏区一些重要的文化习俗的讲述，主要有两个叙述者来完成。一个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他以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呈现康定自清朝光绪皇帝（小说中的具体标识是赵尔丰实施改土归流的管理体制）到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开始这一阶段的的历史。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由这一叙述者来完成。另外一个叙述者是“我”，也就是为躲避杀戮逃离草原的弟弟仁立民。就文本内容来看，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承担这一叙述任务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只有它能够胜任这一叙述任务。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限于自身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和认知界限，是无法令人信服地胜任这一叙述任务的。但小说在安排叙述者时，却没有很好地考虑每一个叙述者自身的身份局限，让“我”也担负起了部分内容的叙述任务。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            当“我”根据自己听来的传闻展开叙述时，所讲述的故事至少还是有据可查的。但有些东西并不是听来的，也不是亲身经历的，而是直接出自他个人的思想意识，这个时候“我”似乎就是一个康定历史方面的专家和地方民俗学者。很显然，就“我”在康定的生活经历来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地方历史专家所具有的学识和身份。其实，当我们听这位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整天为了解决吃喝住行而辛劳奔波的年轻人讲述那些历史掌故和文化民俗时，听到的是站在叙述者背后的作者的声音。说到底，是作者在为读者讲述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细节。毫无疑问，作者的这种暗度陈仓、越俎代庖的做法破坏了小说叙述的统一性。如果能够在叙述者的设置上再精细一些，可能会使得小说显得更为和谐、完善。当然，《风马》在叙述上所出现的不统一、不和谐的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因为作品时不时地交代，有许多事情都是传闻，而叙述者的讲述也有一些来自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可靠的依据。这多少掩饰、弱化了这种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