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金庸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面平静的湖，激起的不是涟漪，是波澜壮阔。刹那间，朋友圈被金庸刷屏，大大小小的微信公众平台用各种文章缅怀，甚至扒出了他的性格缺陷和几段情史，比如《明报》的稿费十分“抠门”、对离异前妻的死活不闻不问等等，传说中小龙女的化身、金庸的梦中情人夏梦女士也因此占据了几个版面。大侠已去，玉女仙逝，再去八卦这些信息，实在是有些无聊，更是对往生之人的不尊重。

无论怎样盖棺定论，不夸张地说，金庸对广大70后影响深远。他的离世，让记忆之圆猛然往虚空中坠落了一半，我惆怅而忧伤。

      时代的烙印往往与经济政治大气候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谈“资”色变到两岸三地政治空气有所回暖，一批优秀的港台文学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飘向大陆悄然开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在这之前，70后文学爱好者所能接触到的，除了严肃的世界名著，就是《苦菜花》《野风春风斗古城》《战火中的青春》这些红色小说。当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通过各种渠道闯进我们的生活并一卷在握时，我们才知道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在这片不算广阔的阅读天地里，侠客名士的忠肝义胆、名目繁多的花样招式、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极尽人间性情之曲奥，让每个人心中都有了一个武侠梦，无关男女。

       记忆是个奇妙的东西，如果不去触碰，它会蛰伏在心底某个角落。金庸的过世，仿佛吹开了一朵雨做的云，与之有关的回忆纷至沓来，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儿蒙太奇般在眼前闪现，一幕又一幕。

      ◎罗凌

       青涩的少年江湖梦

       1986年，小学毕业季。为了提高我们对数学的兴趣，数学老师每节课留5分钟，讲《射雕英雄传》。“金庸”这个名字开始流传，我们唱着张明敏的歌，开始想象这个作家长什么样子。我辈写一篇作文尚且绞尽脑汁，很好奇他笔下的那些情节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有个同学对我说：“我觉得金庸不是人，是神！你说是不是？”同年，83版《射雕》在电视台播出，巴塘县城千人空巷（注：当时县城不足万人），连“街娃”们都不  东游西荡回归家园了。那时没有卫星直播，城西山上的“插转塔”红灯亮时，“靖哥哥”和“蓉儿”以及“嘿嘿哈哈”的声音就要出现了，这座铁塔仿佛大海里的“航灯”，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兴奋和喜悦。

       看《射雕英雄传》成了巴塘人晚饭后的一件大事，相当于看春晚。每天六点五十左右，我家那台14英寸小彩电前面必然满座，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两集终了，再定一定神，叹口气，意犹未尽地离去。罗文、甄妮的歌声成了1986年的流行曲，田里干活的农民都可以用带着藏音的粤语半生不熟地哼一句：“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小孩们拿着木棒打打杀杀，“落英神剑！”“九阴白骨爪！”……闹声不绝于耳。之后数年，每逢春节，电视台都会转播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每天八集。某年大年初二，一位邻居来请父亲出诊，说他家小孩昏倒了。一问诊，竟是从早到晚不吃不喝看周润发、戚美珍的《笑傲江湖》，以至于低血糖晕厥。

       初中时，港台的武侠言情全面流行，在校园里“泛滥成灾”。这些书来源于国家机关、部队，、书摊、市场，像“人民币”一样，在千百人手中流传，最后不是遗失，就是被翻烂，或者染上了油渍和不可闻的味道。基本上是打着电筒在被窝里钻研，茅厕里苦读，牛圈里废寝忘食造成的。

       有种说法叫“男看武侠，女读言情”，我们年级是交叉阅读。有读琼瑶的《窗外》读出两行清泪的男生，也有恨不得自己就是杨过令狐冲的女生。金庸的书以其别样的精彩，读者最多，上至学霸，下至学渣，无人不读金庸。每个人都给自己起了个江湖别号，写在作业本的“学号”一栏，我叫“飞天侠女”。教物理的老师姓田，很幽默，发作业本时，脸上泛起一丝揶揄的笑容，不喊名字喊学号。一声“飞天侠女！”所有同学的目光便齐刷刷看过来，我心中暗暗得意。

      班上有位陆姓男生，作文一直是他的硬伤，自从读了金庸后，作文水平突飞猛进，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他模仿金庸写了一本武侠小说，足足两个作文本，第一稿全是飞檐走壁的男侠客，全班同学纷纷抗议：应该有几个女主。于是第二稿连夜出炉，加了几个女侠进去，那个年代保守，陆同学唯恐别人说他“思想不健康”，不敢写侠客侠女的爱情，通篇无关风月。即使是这样，这本《寻宝奇侠传》还是受到了欢迎，传成了手抄本，这位男生被誉为“小金庸”。正值青春期的我们也“打群架”，男男女女二三十来号人，有模有样地分成两派，拿着青杠柴禾、玉米杆杆，到田坝里的打场上两相对峙，美其名曰：华山论剑。

      啼笑皆非的“焚书”事件

      历史老师是个武侠迷，讲吴越春秋，他会提起《越女剑》；讲北宋末期五国并立，一定会说到《天龙八部》，听得大家脚都在痒。学校一位老师的家属开了一间租书店，武侠言情小人书，应有尽有。金庸小说当然要贵一些，租一本两角钱。为了租书，我时不时对家里撒谎，说要交资料费，每次两三元不等。交了那么多资料费，学习依然差。日子长了，爸妈要去问老师，为什么订的资料不起作用，吓得我赶紧收手。

      于是还是靠借阅。有一次辗转借到了32开本的《射雕英雄传》下册，我把语文练习册的壳子取下来套在《射雕英雄传》上，坐在台灯下认真夜读。当时正值寒冬，巴塘有一种梨子，类似于兰州的“香水梨”，放到立冬后吃，一咬就是一汪水，解馋又解渴。我妈见我复习功课这么认真，实在不同于往日，特地拿了两个梨，上楼来犒劳我。她来得太突然，我来不及遮掩，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儿，被电打了一样，上半身麻酥酥的。妈妈往书桌上一瞟，两个梨便打在了我身上，我侧身一躲，梨水便流了一摊在地上。“学习这么差，还看这些闲书，不争气！浪费电！”说着，“蹬蹬蹬”地下楼，恨铁不成钢地把书撕了个粉碎，又麻利地收拾起纸屑，愤怒地投进灶孔，《射雕英雄传》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我欲哭无泪，抓狂无比，心里想的是如何赔这本书，又该是多少钱！父亲后来笑道：“你妈这叫焚书坑儒。”为了赔这本书，我用三元钱廉价卖掉了一张家里珍藏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邮票。后来，爸妈找不到这张邮票，问我看到没有，我拿出江姐面对刑讯时的革命气概，一口咬定不知道，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多年以后，据说这张邮票在古玩市场升值到了110万元，爸妈感叹没有财运，我则暗暗捶胸顿足，痛悔不已。

     “焚书坑儒”不止这一回。终于借到《鹿鼎记》后，我又重演故伎，把语文书的壳子套在上面，这次不敢坐在书桌旁，而是打起手电筒在被窝里看，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再强打精神去上学。第二天晚上家里需要用手电筒，一对电池已经快出水了。我妈把书包抖了个底朝天，搜出翻得卷了边儿的《鹿鼎记》，一面批评教育，一面流着泪哀叹我将升学无望，言语间怒火更甚，撕了几页正准备扔进灶门，我忙不迭地冲过去抢，不料撞到了门棱，直到现在，左边眉骨上还有个小疙瘩。

      金庸：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以金庸为代表的港台文学，陪伴了我们的花样年华。琼瑶、三毛、罗兰、席慕蓉、朱天文、朱天心、简祯、舒国治、周梦蝶……风格各异的诗词文章，成为我们这代人青葱时节的注脚，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言情教母”琼瑶和“行吟文艺范”三毛的熏陶下，我们学会了忧伤，开始关注花开花落，渴望到大山外面去流浪，淋雨;晒太阳变得诗情画意起来，虽然有点儿无病呻吟，但至少修剪掉了我们性灵中的粗粝枝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位大侠，让我们喜欢上了历史。1989年中考，我们这届的历史成绩高过往届毕业生，三枝妙笔，让我们理解了信义与忠诚，仁爱和忍耐，懂得了什么叫做家国情怀。

     金庸为我们虚拟了一个武侠江湖。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贫瘠高原，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电视，向往着北京、南京、上海。金庸小说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地理意境上，与巴塘这座横断山脉中的小城特别亲近，我们终于还是觉得家乡也不错。当时高年级有个金庸迷，家在农村，平时最讨厌放牛，自从读了“塞上牛羊空许约”后，他说放牛都变得有点乔峰行走江湖的感觉了。还有几个同学上山捡松茸，想起“金蛇秘笈”和“藏宝图”，在青杠树下挖了几个洞，看看会不会发现惊喜。好几位支边教师都对我说过，当年之所以报名到高原支边，就是因为心中的“武侠梦”。我感恩金庸，今天能从事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成为一个业余文学创作者，他的小说功不可没。

     1990年，央视推出“来自台湾的歌声”栏目，《情义无价》等一批台湾电视剧相继引进，“追星族”应运而生，“四大天王”在商业的齿轮里转动。这时，我们上高中了，对武侠言情不再那么痴迷。光阴似箭，现在读金庸小说，不必像过去那样大费周章，下一个“微信读书”即可。在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后，我们终于明白，江湖也是有年纪的，梁羽生属于有文化的青年名士，古龙属于深味生命之悲欣交集的中年，金庸属于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闹一场后悄然隐去，开始另一场人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金庸走了，江湖一时寂寞。他没有获过诺奖、茅奖，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群，“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这话绝不夸张，即便是文盲，总也看过电影电视剧。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武侠歌曲，则以音乐的形式，强化着关于武侠的印象，我们不仅记住了黄霑、顾嘉辉、郑国江这些词人曲人，还隔空认识了罗文、甄妮、周华健，它们在电脑、手机里千回百转，每当熟悉的弦律响起时，已到中年的大妈大叔们再次扭紧松驰的精神环扣，热血澎湃地投入下一个激流，这便是金庸之于我们的意义。迄今为止，除了“红学”，还有个“金学”，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最大的荣誉和成功。

      大侠永离，青涩的少年江湖，与他的小说相关的人和事，永在我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