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巽南

     对于草原空间来说，越符合城市文化“想象他者”的形象，越有商业价值， 可是这同时又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我认同的力量，无形中迎合了城市的商业文明，一味强化奇观式的少数民族特征作为写作的重点，得失是很难去界定的。

      文学不断重塑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身份认同，如果一味只强调文化的差异，而看不到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肯定无益于获得普遍的、真正的平等，而将文化的差异当成了区分彼此的工具，单纯强调“反同化”，本身就是在重复城市文化的暴力性。因此，争取自我建构的空间仍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理性的思考和长时间的努力，千夫长们仍需上下而求索。

     3  从身份认同到奇观化叙事

     文中，张向阳刚到草原几乎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习惯。不喝酒、不喝奶、闻不惯羊膻味道。

    吉雅嫂子说：我们闻不到膻骚味儿，就是香味儿。闻着身上哪儿都舒服。张向阳：我闻着不舒服，脑仁疼，头晕，胃里恶心，总要吐。

    宝力德说，那你的这个人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情。

   “从小就毛病的有，不是羊的事”这个毛病暗指张向阳长大的环境，他不适应草原，并不是羊肉腥，而是他还不懂得欣赏草原的魅力。渐渐的，张向阳发生了变化，他感受到了割草的乐趣、草根的甜味、艾草的香味。被草原的女人用热辣的身体温存过后，他一下子爱上了羊肉的味道和大碗喝酒的畅快，草原人的淳朴、善良让他一生牵挂，直到生命尽头还梦想着回到草原。作为城市文化知识分子的他，不但没有“知识下乡”，反而被草原文化吸引，草原民族的大气、勇敢、淳朴、贴近自然，反衬了作为城市文化的僵硬、刻板、自私、诡诈与冷血，这是隐含作者从心灵深处流出的渴望捍卫自身文化的温情脉脉的梦想。

     小说中，粗狂强壮的草原男人，野性丰满的草原女人，独特的道德伦理观念， 独特的生活习惯，对待生死的超然态度……与城市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 文本中的前半段，被抓了奸的吉雅拿张向阳与宝力德做了详细的对比，败下阵来的宝力德颓丧不已，只怪自己没张向阳会讨老婆喜欢。乍一看，好像显示了草原文化粗糙的皮肤之下根本无法和“奶油”一样诱人的城市文化相比。可在文章的最后，又通过张向阳的堕落、患病，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鞭笞。

     被“草原化”的张向阳回到文明世界，明显已经不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作为一个“边缘人”，他在城市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像一个迷路的人”。由此，他的死承载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城市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具有承载草原的张力？文本给出癌症的意象，是对城市文化的否定。

    “张向阳说，得病了以后，就脑子里天天响着马的嘶鸣声，就是自己骑惯了的那匹枣红马，想起枣红马就想起了牛粪炊烟的味道。想起牛粪炊烟的味道，就想起了大哥和嫂子，就想赶快回到草原来。天天心里害怕，不要死在天津的肿瘤医院里给烧成一把黑灰。”去“城市化”的张向阳要回到草原度过最后的人生， 是某种意义上的寻根之旅，通过他的死亡完成对草原精神空间的认同。

     文中最后，将两个坟墓比喻为“草原胸膛上的鼓胀的孕育生命的乳房” 暗示了一种接纳与和解，尽管这是张向阳的死亡之旅，文本洋溢的却是欢欣美好的情绪：“两个人回来，一身露水，湿漉漉的，却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两人精神上的满足与欣快，让人完全预料不到这是张向阳死前的状态，“草原文化” 强大的精神力量被运用到了极致。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草原文化”大获全胜，那免太低估文本的复杂性，《草原记》中，宝力德操着不熟练的汉语和张向阳、知青、以及牧场营地的场长进行交流，语法错误的地方比比皆是。宝力德看不懂汉字，意味着他对城市文化的疏离，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城市文化却逐渐侵占了草原空间。在张向阳睡了自己老婆后，他想过报仇：“我的能让这个人死吗？我的是谁？是长生天吗？我的不是。”这个叙述视角是宝力德的内视角，错误的语法结构显示，这段话是用汉语表述的，思考时都不由自主用上了汉语，暗示宝力德与自身文化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法侬说过：“失去了民族的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语言背后的那个世界。”看不懂汉语意味着无法进入城市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而草原的衰落让当地人逐渐遗失了自己的语言，被迫用城市文化承认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被彻底地抛弃了。

      在文中，美丽的蒙古小镇变成了肮脏的煤城，“就像文物贩子做旧的瓷器， 看着碍眼”，显示了城市商业文明巨大的破坏作用，作者痛心被所谓现代文明毁掉的故乡，“我们已经生根在城市里，草原变成了我们的远方，可能是永远的远方。”

     以宝力德为代表的“草原空间”要努力适应“城市文化”的一切，甚至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栖息的家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草原，来到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草原逐渐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以一种“失声”的状态逐渐消逝。在强大的城市文化面前，确立自我的主体性始终是艰难的,用一个城市人被改造为“草原汉子”的故事来重塑草原“乌托邦”无疑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幻影。

      而女性作为他者的“他者”，被隐含作者当成了推动叙事的重要工具。女性用“身体”完成了对张向阳精神的启蒙，“女性身体”实际上成了“草原”的隐喻。

      和汉族女性身体截然不同的吉雅，对张向阳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感官刺激和精神的洗礼。吉雅裸露的身体丰满而具有诱惑力，手粗黑，身体却白嫩得不可思议，充满了奇异的美感：“像一匹长了四个紫黑蹄子的马，黑白分界的地方，刀刻一样，清楚明白。”“刀刻”这一意象显示了“草原文化”外观和内涵的差异性， 粗看（手、脸）是粗糙的、紫黑、不美的，细细探究深层“不可见”的部分（衣服包裹之下的身体）竟然又白又嫩，散发出野性的“骚酸”味，充满了原始的性吸引力。张向阳从闻到羊肉味就恶心，到爱上她嘴里的羊膻味，从内在到外在， 变得越来越像草原的男人，可以说，他完成对草原文化认同的仪式就在与吉雅性爱关系中。

      作者用女性的身体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文化的反击，这种男性叙事策略很常 见，女人的“身体”经常被作家当成对“他者”启蒙、反抗、抗议的武器，成为民族叙事的一个工具。遭到外族侵略时，媒体宣传总是用被强暴的女性“身体” 激起国家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因为他们相信女性身体作为国家的占有物而被隐喻的，在《草原记》中女性身体也被挪为他用，作为“文化奇观”来展示并征服了“他者”。

      潜文本赞扬草原空间的粗犷、强壮、力量、仁厚，否定以张向阳为代表的城市文明——它白软、无力、冷血、没有信仰，与自然的关系是生硬的。草原文化是否一定要和“自然”相联系，城市文化是否一定是反“自然”的？这种本质划分还值得探讨，将城市文化视为“文明、理性、斯文、冷酷”，把“野性、粗狂、自然、温情”烙上本族文化的烙印，这种“贴标签”的态度实际上和赛义德认为的“本质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定位，将自我进行“他者化”的叙述，为区别而区别。

      如果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立场，本质化“他者”，并无助于草原文化的回归和重振，因为强调差异化写作，如果只是压制的反面，根本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模式，仍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民族话语。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记忆，包括希望。原来的盟改成了市，旗镇建成了城市，草原成了沙漠，沙漠上建起了味精厂，散发着呛鼻的臭味。广东有的， 草原都有了；草原原来有的，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当年的花香、奶香、牛粪飘香和清甜的空气，已荡然无存。我小说里的故事，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就看清了小说、从前的记忆和现实的面目。我的草原记忆，只能存留在我的小说里了，像遗址。”

     对于千夫长来说，草原的衰亡是他心中一个隐痛，正是这种对往昔的追忆、失去家园的游牧心态，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草原的题材，如长篇小说《红马》《长调》等。《草原记》中，美丽草原变成了煤城，人们不再骑马，都改骑摩托车，对牧场的遗忘，也暗示着对自身文化的遗忘。隐含作者心中显然明白这种乌托邦叙事的虚幻性，因此叙事的感伤基调简直快要消解掉对张向阳“文化催眠” 带来的胜利感。

     对于草原空间来说，越符合城市文化“想象他者”的形象，越有商业价值， 可是这同时又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我认同的力量，无形中迎合了城市的商业文明，一味强化奇观式的少数民族特征作为写作的重点，得失是很难去界定的。

     文学不断重塑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身份认同，如果一味只强调文化的差异，而看不到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肯定无益于获得普遍的、真正的平等，而将文化的差异当成了区分彼此的工具，单纯强调“反同化”，本身就是在重复城市文化的暴力性。因此，争取自我建构的空间仍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理性的思考和长时间的努力，千夫长们仍需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