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布格涛·央金

      80后作为划时代的称呼和第一代独生子女，不仅躲过战争，逃过大难，偏偏还在改革开放之初呱呱坠地，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有的只是弹弓、铁环、木头玩具和人与人之间交往相近的年代，留下了太多找不回的记忆。

      消失的毛纺厂

    “康定毛纺厂”草体大字至今仍残存屹立，犹如一道城门任凭风雨摧残，曾经如火如荼的生产线，就像一张卡片，翻过了就只能留下回忆。80年代的毛纺厂，拥有职工幼儿园、职工宿舍、职工食堂、职工接送车等配套设施。而我刚好赶在我家搬进新建的职工宿舍后不久出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末这栋职工宿舍就有独立卫生间和自来水，这个小家仅靠一张人造皮沙发和自制电焊的铁皮电炉，就能撑起整间房的配套家具。那个时候我的营养基本依靠蛋卷罐头或水果罐头，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条件，80年代末独有的单元楼房，同事领里间仍然以串门走访摆“龙门阵”或相互交换饭菜拉近，近到有的时候晚饭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大锅饭”。五层高的小楼里不是大门紧闭模式，顽皮的孩童们连楼道间的墙壁上都留有大大小小的足迹。

      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改革潮，毛纺厂由于管理落后等诸多原因一直效率低下，作为国有企业面临改革开放后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因此我的父母没能躲过第一轮下岗潮，从那以后毛纺厂便也不复存在了。

      离开毛纺厂后，我们家变成了“搬家专业户”，印象中在并不大的康定城，我们就搬过至少五次家。1995年，我们一家住进了跑马山山腰处的一套仅三十多平的仓库房。也是在那一年康定发生特大洪水，道路和桥梁损毁相当严重，车辆和行人根本无法通行，站在高处看着被洪水淹没的康定城，读小学的我只为这场灾难换来的休课暗自窃喜，内心藏着每天吃泡面的兴奋劲儿。

      那些年“洪水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横幅挂满大街小巷，我根本想象不到这场灾难给康定的变化。坐在教室里都能听见搅拌机的轰轰声，之后，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康定城有了新的模样。

      二十多年后，随着城市发展，康定修起了新城，就在离毛纺厂不远的地方。以前从城里到毛纺厂要走很远的路，期间最多有几户农家，现在，从老城到新城，再到毛纺厂旧址，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楼房和配套完善的小区。

       迎接新居

      搬进新家之前我们借住在四姨单位上面积仅十平米的周转房内，小屋位于中桥附近，因为住顶楼，我几乎是见证着对面农行职工宿舍的从无到有。房子完工的那段时间，能从一楼看到七楼逐渐增添的人气，我每天趴在窗前，担心的却是我们家再不搬进去那些房子就要被别人住了，父母的不易和无奈，甚至是自责都隐藏在内心，不懂事的我根本无法体会。直到商品房逐渐替代单位集资房，要住上新房才不再受学历、工作年限、职务等约束。从最初的水井电梯公寓到三江蔚城再到阿尔卑斯风情小镇，这些颇具特色又有情调的楼盘名，吸引的不仅仅是康定人，更多地还有那些追随“避暑胜地”“洗肺仙境”的外地人。

      晚饭后广场上的锅庄舞，从一个小小的圆圈跳得越来越大，仔细看，他们中有外地游客、有外国游客、有本地藏人，还有很多在康定生活的外地汉人，他们和着同一个旋律，踏出的每一个节拍都在表达对幸福生活的满足。

      1999年6月6日，我们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父亲在选房前并没有过多考虑，因为住了太久的小房子，能选到大的就是他的初衷，所以我们住进了当时最大的户型，可是房子由于采光较差，住在七楼的我们，白天也需要开灯照明。尽管如此，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套来之不易的房屋的喜爱。那个时候通讯和交通都不太发达，二郎山隧道也还没贯通，家具家电这些必需品还得从遥远的成都拉回，父亲是和另外两家人一起商量着去成都买的家具家电，三家人的新东西是用一辆大卡车拉回到康定的。那天我和母亲守在楼下，我盼着我的“小天地”，母亲或许找寻的是久久遗失的归属感。

     通往外面的路

      小学时代但凡去过成都的同学都会自带优越感，因为九十年代的康定连手机和私家车都还未普及，蜗居在康定的我们更是很少有机会去见识大城市的风光。好在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出差去成都，每当他从成都回来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因为在那个他随身携带的旅行箱内一定装着带给我的礼物，有的时候是衣服鞋子、有的时候是零食玩具，在我每次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这些礼物勾勒出我对成都的无限憧憬和想象，直到十岁那年我第一次随父母到成都度暑假，激动的我彻夜失眠，两天一夜的路程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任何疲倦，偶尔的堵车也会觉得特别新鲜，甚至炎热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的好奇心。颠簸中到达成都，第一次见识了平原上这片省会城市充满的各种诱惑，我嬉戏于游乐场，驻足于肯德基，由于高原气候条件的限制，甚至连短袖、短裤都是第一次穿。

      1999年12月，二郎山隧道全线贯通，去往成都的路程缩短了一半，不需停留，一天便可到达，在往返于康定和成都十八年间，我从儿童长成青年。2017年，雅康高速泸定段建成通车，从两天一夜到八小时再到四小时，从汽车到飞机，今后还有铁路，不得不感叹变化之大。

      我眼中的农村

      虽然康定算不上大城市，但作为在康定城里面长大的孩子，确实对农村的概念有些模糊，以至于大概十年前，我才弄清康定的各乡各镇。印象中最农村的农村也就是“幸福桥”，虽然“幸福桥”现在离老城的距离还没我住的新城远，但那里依旧保存了农村的耕作。二十一岁那年我才真正去到农村，那是距康定城五十多公里的三合乡，一个对我来说既陌生又落后的地方。

      初到三合，的确颠覆了我对农村生活的憧憬幻想。我住的那个瓦房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墙上挂着铺满灰尘的“十大元帅”图，里面摆着完全可以进博物馆的藤编椅和老式办公桌，我躺在床上，听着房屋夹层老鼠发出的觅食声响，再看看穿着藏青色鱼通服饰的阿婆、阿爷们，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鱼通话，不禁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

      好在正值青春，有一腔奋斗热情，才逐渐适应基层生活。在乡里工作的几年，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情感和温暖，就像我的房间常常放着刚做好的馒头或者面块，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善言辞的老百姓时常见我顾不上吃饭放在那儿的。

      在1.16万平方公里的康定，我用十年的时间在每一处留下脚印，无论是蜿蜒崎岖的吉居路还是滚石散落的孔玉道，十年之间，仅从老百姓脸上堆积的微笑就能看出农村的发展变化，虽然命运的安排让我错过了体会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生活，但是，很多时候看到在山间林道追逐嬉戏的孩童，看见笑容满面的村民，我都能感受他们的幸福满足。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作为土生土长的康定人，足以见证太多变化，这些变化是难忘的也是美好的，即使身处再繁华的都市，也勾不走那颗眷恋家乡的心。我会在买不到豌豆凉粉的早晨想念她，会在热得只能呆在空调房的时候想念她，会在看到“川v”的车牌时想念她，会在听到藏民族独有的旋律时想念她，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和家乡有一丝的关联，总会勾起我无尽的思念，就像对待爱人的深情那般根深蒂固，或许这就是乡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