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生

萧红当年曾说：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是以俯视的眼光看待他作品里的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鲁迅先生因此而悲天悯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萧红自己，她说，她是以仰视的态度看取她笔下的人物的。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里的那些不幸的、悲苦的、卑贱的小人物，她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这当然是萧红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以平等的心去看取，去创造艺术世界里的艺术人物。也许，这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

小说是叙述，是虚构，是艺术创造。与其说，小说反映了作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如说，小说更是作家与他想象中的世界关系的艺术呈现。正如科林任德所说，艺术是想象，它所沉思的对象是想象中的对象。

这是因为，从生活到写作，有一个审美创造的转换过程。是否能完成这个转换，是判断一部作品好坏、成败的试金石。

《南山》是一部充满了“同情的理解”（陈寅恪语）的悲悯之作。作家是以平等的悲悯之心进行创作的，成功的实现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变。

这种悲悯表现为悲悯的作家创造了何远这样一个悲悯情怀的人物。

以悲悯之笔写人物之悲悯，双重悲悯让小说弥漫了一种“慈悲为怀”的悲悯气息。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忠于职守，热爱人民，关怀底层，坚持正义的派出所代理所长何远。

何远，农家出身，警官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刑警工作，有智有勇，是一位破案高手；他还在成长之中，他不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因此一度陷入困惑。小说告诉我们，他，何远历经曲折，最后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他被委任为市公安局刑侦局大案处一大队大队长，他将在擅长的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

何远是拥有悲悯情怀的。小说有一个情节具有象征意义。

一个农村小伙，携带妻子与襁褓中的的婴儿进城谋生，几天过去了，仅有的一点钱花光了。他万般无奈中想偷一辆电动自行车，初次作案的他，竟然面对得手的电动车束手无策，怎么也打不开锁，他当然很快落网。

何远来到小伙子的“家”，他想看看小伙子的陈述是否属实？这一举措已经不同一般了。何远目睹了一无所有的居所，嗷嗷待哺哭闹不休的婴儿，以及吓得不知所措的农妇，让手下人去买了奶粉救急，并留下了一千元现金（他掏了身上仅有的七百元，同伴掏了三百元）。

通过法律程序，小伙子退赃并被拘留七天。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重复写下这一情节，是因为小说告诉我们，派出所教导员王力是力主严惩重罚的，而何远则从事实出发，依法办案，人性化办案，妥善处理了这一案子。

类似这样的情节，小说当然不止写了这一个。

还有，何远的爱妻幼儿园老师王春红，为支持何远工作，一直瞒着自己患胃癌的病情，带病上班，直到晕倒在教室。从一个侧面写出这一对夫妻的高尚人品。略显不足的是，小说对王春红着墨太少，如在家庭生活里，稍加渲染，作品会更感人的吧。

以人为本，尊重人，关爱人，这样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在《犹在红尘》里，是一面旗帜，精神的旗帜。

小说作者是否真正意识到这些，小说主人公何远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些，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可贵的是，作家的艺术直觉发现了并创造了何远这一艺术形象。

小说并不回避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冲突。

生活中善与恶的冲突与斗争，常常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有不同的内涵与层面，它绝不是如表面那样黑白分明，云泥判然。

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艺术的创造远比现实生活来得真实。那意思是说，艺术最难表达最要企及的应该是写生活的况味，那是五味杂陈的，色泽斑斓的。

小说贴近生活。贴近底层，贴近基层，为我们讲述了几个警察的故事，力求揭示生活的真相，表现人生的况味。

面对笔下的人物，高亚平并不剑拔弩张，眉间挂剑，也不轻描淡写，无关痛痒，而是让人物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按照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情感趣味去生活，去工作，去交往……作家的审美态度和精神取向在小说潜在叙事里，是一种隐性的暗示的，他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小说的叙述是生活化的，追求一种娓娓道来，不温不火的艺术效果。

生活化即按日常生活流程，少大起大落，少奇峰突起，如小河淌水，汩汩流动。

叙述多采取白描，不煽情，更不矫揉造作，不作秀，不媚俗，平铺直叙中，自有一股温和、起伏的脉动。

生活中的亚平是安静的，平和的。他长期醉心于散文写作，先后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散文《秦腔》更是誉满全国。

不久前，他拿出了长篇小说《南山》，让我惊讶，也让我欣喜。

这是亚平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当然难免不足：小说的节奏感就有改进的余地，场景的描写，也显得过于简略。但瑕不掩瑜，《南山》的悲悯情怀，温和叙述，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文坛，无异是一株秋日里的银杏树，亭亭玉立，淡黄的树叶闪动着阳光，将大地装扮得宁静而柔美。

《诗经·斯干》说：“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南山”的意向幽远而丰富，亚平的《南山》其意正在于此。“悲欣交集”（李叔同语）是艺术的崇高境界，祝愿亚平在朝向这一艺术高峰的创造性跋涉中，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