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作为千古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早就为许多国人所熟记，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更成至理名言，也是千百年来士人的精神坐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近年来继推出《大运河传》和《绍兴十二年》后，此番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为时间切片，以庆历新政为时代背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追逐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官场、人情、政治、权力，波诡云谲”。

     庆历四年当然不只诞生了一篇《岳阳楼记》。从时间上看，这一年，“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这一年，困扰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与北辽的“边患”终得和解。不过，曾经风生水起的庆历新政因为“外忧”暂时的消除而丧失了动力，改革派被悉数贬出京城。有道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改革的失败，反倒激发士人们在文字中寻找抒发雄心壮志的灵感，居然“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黜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

     夏坚勇以庆历四年秋季底层官僚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寻常聚会为切入点，又以这波人在官场的“灰飞烟灭”为结局。要说，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引子，不仅回答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宿命”，同时也让人性的阴暗昭然若揭。

     相较于历史帝王的喜怒无常，宋仁宗算得是“宅心仁厚”。他谨遵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从的佳话。有人喜欢在“贵”字上做文章，而一手遮天的宋仁宗，却刻意淡化这个“贵”字。虽贵为天子，他却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节俭二字贯穿了他的衣着、出行还有饮食。当他听说一枚蛤蜊千钱，“就不肯再吃了”。这些细节，如小说笔触丰富细腻，人物个性形象更加鲜活，历史恍若眼前。

     历史是一个画板，任何自以为高明的小聪明，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连襟、诗才造诣同样不薄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结果“为公议所薄”，在历史上落得千古骂名。不过，王拱辰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一坏透顶。史书载他曾“数论事，颇强直”。王拱辰对新政极尽攻讦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对新政深恶痛绝，事实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拔人，那一拔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烧的妒火使然。

     忌妒，总是官场的大忌。历史无法假设，王拱辰的“成功”除了佐证其人格分裂外，再就是为宋仁宗的骑墙帝王之术及时输送了弹药。其实，改革派与保守派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坚勇看来，这两个看似针尖对麦芒的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场就像是人性的考场。士人在这里施展宏图抱负，自私自利者则努力钻营，甚至极尽构陷之能事。不过，人无圣贤，许多时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时候表现出像王拱辰这样的复杂性。当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场同场“竞技”时，那些原本被深深隐藏的人性基因，极可能因为外在利益被激活。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现出为人称道的士人精神，还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测的人性深渊，既取决于个人的内在修养，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开的外在约束机制。

     庆历新政的核心之一便是期望在后一方面发力，问题是，遭遇到只求苟安的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