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3岁了，回想这几十年的岁月，我领略过让人乐而忘返的繁华都市，也沐浴过令人沉醉迷恋的高原风光。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又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了祖国日益强大和人民日益幸福。但如烟的岁月，如雾的往事没能挡住我的视线，故乡的模样依然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间。算了算，离开那片我经久依恋的故乡70多个年头了，每当我在宁静的夜晚凝望深邃的长空，浓浓的乡愁使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田松青

   我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沁源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在故乡的那段岁月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历史印记的，莫过于万恶的日本鬼子的大肆屠杀民众，破坏劫掠财物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和家乡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抵抗的斗争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沁源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那时，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驻扎在沁源，由陈赓司令，薄一波政委领导的八路军386旅、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等抗日武装也曾长期战斗生活在以沁源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当时，驻扎在山西的日本鬼子将消灭八路军和决死队当作首要任务，加之沁源民众的抗战意志坚定，表现出坚强不屈，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所以，鬼子将沁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接二连三对沁源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用各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对沁源人民痛下毒手，进行了一次次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无数起烧杀惨案。

   我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膝下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二。由于鬼子经常性的空中轰炸和地面扫荡，我们的家没了，一家人只有将窑洞、树林中的干燥地等凡是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当成家。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鬼子来了转移时经常由父亲背着她走，不过她的双手非常灵巧，是个针线活和织布能手，她用灵巧的双手为部队纳了不少鞋垫，织出的布为部队制了不少的军鞋、被服。我父亲也非常能干，种地是一把好手，思想也非常积极，经常自发组织村民为部队抬担架，将部队伤员接到窑洞里养伤，那时候部队药品非常紧缺，父亲就上山采草药给伤员敷药。他还经常随部队一起去拆桥梁、轧公路，阻断和破坏鬼子的交通。

   1942年，日本鬼子大举进攻沁源，意图占领沁源县城，沁源人民和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把所有水井填死、磨盘砸烂、粮食运走后全部转移了出来，留了一座空城给鬼子。面对鬼子疯狂的扫荡，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沁源围困战”，在鬼子的补给线上遍布地雷，将鬼子死死地围困在沁源县城。困兽般的鬼子隔三差五就出来抢劫，屠村，手段极其残忍。由于日本兽兵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我姨妈就是身怀六甲转移不及时被日本鬼子抓住，当时，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她的孩子从腹中挑了出来，然后将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直至死亡。所以那时每家每户对自家的女孩看管很严，从不让女孩子抛头露面，我父母也不例外。

   我本来念过两年的书，鬼子来后学校没有了，书念不成了，平常痛我、爱我的姨妈又被日本鬼子折磨致死，这些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发现老是躲不是办法，得跟鬼子拼命。于是我背着父母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由于有点文化，我很快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担任了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秘书，我们积极动员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

   尽管那时抗战的烽火将山西沁源烧得遍地通红，但由于爱女、护子心切，我的父母亲对我的管束非常严格，根本不让我出门，而我呢想尽一切办法偷偷跑去参加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活动，每次回到家父母都会严厉的批评我。为了能管住我，不让我成天抛头露面，父母背着给我找了一个婆家。听说对方男孩子只有11岁，当时我15岁，若应了那门亲事，我就要去他家当“童养媳”，安分守己当家庭妇女。为了自由、为了继续为抗日做点事，我选择了背叛父母，和几个同伴商量好后离家出走，找到牺盟会来到邻县平遥县。

   平遥和沁源不同，是游击区。有维持会，有汉奸，还有阎锡山的“勾子军”（解放前山西一带群众对阎锡山十九军的一种詈称）。维持会是两面派，汉奸就是日本鬼子地地道道的爪牙，“勾子军”也要抓捕共产党游击队。到了平遥，我们参加了平遥一区县大队，大队长名叫李康，他将我们视作骨干，把我们都编入了抗日武装小分队。让我们化装成逃荒者与维持会汉奸打宣传战。一年里，我们走遍了平遥一区的山山水水。

   那时，我们不但要承担站岗放哨和宣传任务，还要在鬼子进村扫荡时从背后袭击鬼子，引开鬼子为老百姓转移赢得时间。每当听到我们部队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与日本鬼子的鬼哭狼嚎声交织在一起，看见小鬼子抱头鼠窜的狼狈样，我经常高兴得整夜难眠。

   到了秋收季节，我们就更忙了，要去挨个提醒老百姓赶快收粮，并组织人员和老百姓一起抢收粮食。那时，日本鬼子和阎锡山的勾子军每天手持刀枪把老百姓赶到地里，逼迫老百姓为他们收粮食。由于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我们根本没法与之抗衡，于是我们就让老百姓上午磨磨蹭蹭，下午甩开膀子加油收，晚上就把日本鬼子和勾子军还未拉走的粮食藏到老百姓家中。有一次雨后的夜里，我们去执行任务，我的脚被陷在泥土中，鞋丢了，光着脚走了一晚，第二天，我双脚红肿根本无法下地。于是，大家就把我隐藏在一个老乡那里养伤。日本鬼子和勾子军三天两头进村搜索，老乡只好把我藏在他家的羊圈里，养了十几天的伤，我的身上也出了一身的虱子和跳蚤。养好伤，老乡给我准备了一双鞋子，还给我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让我扛着锄头装扮成小媳妇转移。临走老乡一再嘱咐我，在北方走夜路一定要记住“前方最亮是水，前方最黑是稀泥，要止步绕道；前方灰色便是路，可以前行”。后来我把这条经验传授给了我的战友们。

   1943年秋收的一天，我们小分队和老百姓一起正在地里抢收粮食。由于汉奸告密报信，我们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了，经过殊死搏斗，我们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其余的部队战士和小分队成员都牺牲了。冲出包围圈后，我和孙秀英、宋光珍还有5个记不起名字的女同志躲进了玉米地，另外有5名女同志躲进了高粱地。而我们小分队的男同志施本哲和王丙荣为了掩护我们突围，被日本鬼子抓住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兽性大发，对施本哲和王丙荣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割耳、挖眼等酷刑，最后还将施本哲的生殖器割了下来，敌人将他们折磨致死后还把他们的遗体填了枯井。我躲进玉米地后一动也不敢动，两名战友饱受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令我心如刀绞，我咬紧牙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出哭声，嘴唇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日本鬼子将两名战友折磨致死后，立即在玉米地和高粱地里展开搜索，搜索无果后鬼子就驻扎在玉米地边守住粮食，不让我们去抢收，直到5天后才离去。我们躲在玉米地里的队员白天一动也不敢动，晚上就在玉米地里找圆萝卜吃并不断转移藏身地，而躲在高粱地里的队员就没吃到任何东西。当鬼子撤走后，五天五夜颗米未进的她们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没有经验，其中两名姐妹饿急后进食过快在我们的怀里永远的闭上了双眼。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他们青春、鲜活的面容如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向他们致敬，永远怀念他们！

   亲人的惨死，战友的牺牲，家乡的沦陷，让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日益加深，那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1943年底，平遥县委组织部长高绍吉、县妇救会主任焦桂英等在平遥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参加了训练班。由于表现良好，在经过50多天的训练后，在县妇救会主任焦桂英和区妇救会干事郭凤的介绍下，1944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们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有党员身份属于高度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因为汉奸维持会要向鬼子告密，阎锡山的“勾子军”也要抓捕、杀害共产党人。

   施本哲牺牲后，我接任抗日武装小分队队长职务，负责一个行政村（辖10个自然村）的群众宣传动员和各种生产生活工作。我们经常组织群众碾炸药，捣石雷，做出很多土地雷埋在敌人进村的必经之路上，每当看见被炸伤的鬼子杀猪般的嚎叫时，我们都要高兴好几天。就这样，我们消灭一个敌人就缴获一件武器，慢慢的将抗日武装小分队从当初的手持土枪、大刀长矛的队伍发展成了拥有洋枪、纪律严明的地方抗日自卫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平遥，深受日军摧残的平遥人民自发涌上街头，流着幸福的泪水奔走相告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满是胜利的标语，河谷山川尽是鞭炮的声浪。县里的戏班子免费为群众唱了三天大戏。大家一起扭秧歌、敲锣鼓，纷纷汇入欢乐的人海。那几天可能是我这辈子最激动、最开心的时刻。

   我和丈夫昝英是经组织介绍认识的，抗战胜利后，组织上为了解决部队战士的个人婚姻问题，将很多地方上的姑娘介绍给他们处对象。昝英比我大十岁，是一名红军战士，抗战期间是薄一波政委领导下的决死一纵队的一名营教导员。经过组织的谈话，我成了昝英的妻子。此后，我们并肩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又共同南下到甘孜州，参加了甘孜州的政权建设、民改平叛和社会主义建设。

   故乡沁源，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岁月里尘封在我记忆深入的那些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如今几乎是我梦境中的全部。享受着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的我深知生命是有限的，但对故乡魂牵梦绕的思念却是无限的。93岁高龄的我如今已经无法再回故里重踏当年的足迹，但我会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一句“愿我的故乡明天更加美好。”（作者系我州南下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