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十年多前的一段往事， 是我走入第二故乡—— 新龙的初始，印象特别深刻， 在我脑海中魂牵梦绕，难以忘怀。

◎王礼国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毕业生，对工作的分配是绝对服从的，正如一首歌词中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那里去，哪里需要那安家，背起背包就出发”。

1956年7月，我在重庆公安分院（此校不久撤并，地址在重庆沙坪坝烈士墓旁，即四川外语学院处）学习结业后，绝大部分同学乘火车去成都由四川省公安厅分配，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住了两天，宣布全部分去甘、阿、凉三州。去甘孜州的分乘敞篷汽车经雅安，翻越二郎山到了甘孜州州府所在地康定。州公安处又将我们分去了关外各县，我分到新龙县，同去的共有男女六人。分到关外条件好、交通方便的县的同学很快去县局报到工作了，我们新龙县则告知交通不便，治安环境不好，暂时留在康定，等待时机，结队前往。等待期间在公安处参与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我们在那次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查到新龙县名，后询问得知，今天的新龙在国民党时期叫“瞻化县”，解放后才改称新龙县，从康定出关外，翻越折多山经新都桥、塔公牧区、八美、道孚、炉霍、甘孜再顺雅砻江而下，是深山峡谷中的一座小县城。

十月中旬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们准备出发去新龙，并借给我们每人一百元钱，购买一些如棉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坐两天汽车后到了炉霍县，等待骑马去新龙。

第一次从炉霍出发，有县工委书记在内的二、三十人的一个马队。十月的高原已进入初冬，天气变化很大，早上出发还是晴天，可走了两、三小时后，天色突变，一阵狂风刮起了鹅毛大雪。风雪交加，百米外不见人影，骑在马背上眼也睁不开，道路被大雪覆盖，踏入深坑，马脚很难拔出来。到天黑仅走了二三十公里，当晚就住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真是天当被、地当床，每人选一块稍平的地方刨开积雪，铺上油布隔住湿气，垫上棉被和衣而卧。野地里不挡风，不御寒，哪里睡得着觉嘛。天亮了仍是阴沉沉的天气，似乎还会有大风雪，前面还有几天路程，要翻越两座大雪山，路更难走，只得返回炉霍，另择时机，结队前往。有急事必须尽快赶回县上的则改乘汽车去甘孜，再骑马回新龙。他们一路到县也要走四、五天，还有可能遭遇武装叛匪的袭击。

返回炉霍后，借住在公安局刚建好的一处平房里，睡在地板上。十多天后听说有几百头牦牛驮运百货物资去新龙，有牦牛在前面踏路，我们跟随其中一路会顺利些。若再推后就是漫长的冬季，所以，必须抓紧时间赶到新龙。

这次同往新龙的除我们公安上的六人外，还有其他单位的干部十多人，有汉族、藏族，有男有女，我记得最清楚的有小学教师廖孝章，她是去同丈夫邱仲凡团聚的，因为她穿着花衣花裤，像个花姑娘，所以印象特别深。

我们不知路途艰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藏民赶脚的牦牛运输队出发了，经历五天四夜的行程才到达目的地。回忆一路所见所闻，是多么兴奋，多么新奇与浪漫，既险峻又辛苦。高原的冬天雨季已过，大多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蓝天白云，走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煞是心旷神怡。但高原气候也是孩儿的脸，说变就变，一旦阴云密布，就是一阵狂风刮过，接着便飞起鹅毛大雪，一山不同天，雪后又是阳光普照，太阳下山进入黑夜便寒气袭人。

几天来，我们走过了从未见过的一处又一处的大草原，穿越了茂密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峡谷，趟过了无数清澈见底小河溪流。虽没听见鸟鸣狼嚎，却时常看见雄鹰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翱翔，偶尔可以见着牧民的帐篷和狂吠的藏獒，见着远山草坡上一簇簇雪白的绵羊和游荡或散牧着的牦牛。走在高山旁的羊肠小道上，看见险峻的深山峡谷胆战心惊，看见远处高耸雪山，积雪终年不化，向阳面银光闪闪，十分耀眼。当我们走在积雪很深的雪地上，寒战阵阵透心凉，牦牛在前踏出一条雪路，雪深埋过牛肚，它艰难地一步一步爬行，我们骑在马上跟随其后，一脚深一脚浅“跳跃式”前进。太阳照在雪地上，强光反射刺激得眼睛睁都睁不开，闭着眼睛又看不见路，只有时闭时睁。这样走不了多远双眼就红肿疼痛。初过雪山不懂护眼方法，我们都患上了“雪盲”。走过一座雪山需大半天，在马上坐久了，脚冻麻木了，又不得不下马走一阵，雪地陷脚，很难走，非常累人。而且高山空气稀薄缺氧，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所以只能拽着马尾让它拖着走。我当时穿一双浅筒胶鞋，单层布袜，走在雪地里，雪灌进鞋里融化成水。天冷冻成冰，脚冻麻木了没有感觉，因此我的一个大脚趾头被冻坏了。

一路上我们每人有一匹马，以前在家乡虽然见过马，但没有骑过，更没有骑在马上走几天。这是第一次坐在捆着马褡子的马背上过草原，跨沟壑，翻雪山，每天坐在马背上晃晃悠悠；时走时跑，久而久之，腰酸背痛，腿脚麻木，不得不下马行走，若遇马在草原上奔跑，又心惊胆战，害怕从马背上跌下受伤。藏民告诫我们“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平路牵着走”。这是有道理的，上山下山大多走在非常陡峭的羊肠山道上，坡度极大，上山马头朝上直立，用力跨上高坎，人在马上若坐立不稳，会往后从马屁股上滑下；下山则相反，又会从马头上摔下，倘若马受惊狂奔，后果难以预料。一路上走过不少高山悬崖的羊肠小道，骑在马背上，望着悬崖深渊，头昏目眩，害怕极了，哪里还敢骑在马背上哟！所以时不时下马拽着马尾让它拉着走。

四个晚上都露宿野外。一是沿途没有一处村庄，一间房屋，只见到几处牧民的帐篷。二是我们同行大队人马和几百头牦牛与所运货物，人多牛多货物多，不能去占他们的草地，也有怕物资被盗的心理。所以只能选择一处有草有水有一些灌木丛的背风处搭铺睡觉，为了安全和御寒，管不了男女有别，一个紧挨着一个把马褡子打开铺上棉絮就睡觉。所幸的是那几天晚上都没有下大雪，仅有一些霜冻，挺一挺就过去了。

吃就更简单了，中午随意在一处歇息片刻，牛就地啃草，人则各自取出携带的干粮和身上背着的水壶，一口干粮一口水就对付了。晚上宿营后，自己动手拾枯枝干柴，舀点溪沟里的清水，煮上一锅面条充饥。大家为消除一路疲劳，便三五一群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细谈着美味佳肴，幻想着我们如何适应酥油糌粑，牛奶清茶的新生活。

还有我们的同伴——牦牛，那时它属于私有，需运输大批物资时分别从牧户中征派，一户十几头，几十头不等。这次参与驮运物资的有二十多户三、四百头牦牛。至上世纪末公路未修到县城无汽车运输前，全县所有的生活物资、日用百货全由牦牛驮运，所以牦牛被称为“高原之舟”。牦牛最野性，最难驾驭，不愿牵着鼻子走，自由散慢，随意乱跑，背上驮着物重也是如此，见着青草就啃，打都打不走，有时慢慢悠悠，拥挤在一起互不相让，一旦撒野，又蹦又跳，狂奔乱跑，不把背上驮的货物连同鞍垫甩得遍地不罢休，以致把装粮食的口袋划破，粮食撒得满地，木箱装的易碎物品甩烂碰碎，气得牧民骑马追赶。人生气，它亦不示弱，鼓起两只大牛眼睛瞪着你，鼻孔呼哧呼哧直吐热气，站着一动不动。牧民两人协同将鞍垫系牢，货物捆好再出发，因此，运输途中物资损失很大，一路上我们见识了藏民运输途中的辛劳。

第五天早上起来，听说今天如果顺利可以到县城了，大家兴奋不已，上路后也不要牦牛在前开路了，都抢着往前赶。全是下山路，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没有了积雪，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林间草甸，螺旋式之字下山路，走起来十分轻快。在一处高山顶上看见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上横跨着一座藏式木桥，桥对面有一片平地，山脚下有众多藏式房屋，那就是县城啊！眼里虽然看见了，但山间道路绕来绕去，走了两三小时才下到河边过了木桥进入县城。那时的县城真小，只有几处新房，没有像样的街道，没有电灯，没有拥挤喧闹的人群，一切都非常静谧。

到县城报到的第三天，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要我去县工委工作，说眼下县工委宣传部没有人，部长外出开会，理论教员探亲去了，一个县工委宣传部不能唱“空城计”。自此始，我在第二故乡生活了三十多年，调换了许多工作岗位，直至退休。

我们的六位同学中，只有向开财（县司法局长）、郭仕才（县农机厂）退休后才离开新龙，彭思玉（女）几年后调去了巴塘县，刘乾富（女）没过几年随夫去成都工作，朱泽渠在县没工作多久便退职回家了。

（作者系新龙县纪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