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知

说到巴塘，让人想起的通常是宁静村落里流淌的琴声和舞动的彩袖，故人们称之为“康巴江南”或“弦子故乡”。然而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口窑洞，显得非常特别。“这是谁挖的窑洞，挖来干啥用”？好奇的人们总要去问一问，总要走进去坐一坐，我也跟他们一样。这口窑洞的主人可就不简单了，他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阿爷——离休干部刘殿卿。

我去巴塘看望拜访离休干部刘殿卿阿爷时，正值4月，大地换上了春装，花红草绿交相辉映于阳春季节，“康巴江南”春的妩媚尽显无余。跨过巴塘县城旁边的那条河，来到了团结村。说到这个团结村，据说它的名字跟十八军进藏有关系，现在这个村是军民共建村。

刘殿卿阿爷的家是标准的藏式建筑，院子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屋里除了家用电器以外都是藏式装修。不难看出老人家心灵的归宿就是康巴高原。

刘殿卿是个健谈、开朗的老爷子。虽然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偷偷的留下了无数沧桑的印记，但却无法抹去他头脑中那一幕幕或酸、或甜、或苦、或辣的回忆。对于眼前这个老人来讲，得失与成败在此时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用青春和热血开拓了自己璀璨的人生，用双手在甘孜高原描绘了深情奉献的动人画面，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了永远跟党走的坚定步伐，此已足矣!

就在老人家院子里摆放的藏桌边，一盘香甜的糖果、一碗浓浓的酥油茶，他便打开了话匣。

“我是河南省清丰县人。1946年10月，我们村有30余名青年参加革命，当时17岁的我也在其中，跟一支步枪差不多高。”说完老人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参加的部队是二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部队，那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作风强悍的部队。”从老人家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他的自豪感。

当我赞叹老人家的藏房修得漂亮、居住环境也非常美丽舒适，还竖起大拇指说他太不容易时。老人家说：“我南下入川到康定后不久，就去了甘孜县，参加过甘孜机场建设，做过机要员。在我担任机要员期间，成天要守在孔萨大楼里，此时浓浓的乡愁经常让年少的我潸然泪下。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广播里在放豫剧，说实话当时能在异土他乡听到家乡的歌剧，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后来也时不时的听见广播站放过几次豫剧，每一次都沁我心肺，当时我好希望广播站时时刻刻都播放豫剧。有一天，出于感谢和好奇，我就想去看看这放广播的人到底是谁，一去看才知道她是一位藏族姑娘，名叫亚玛，是甘孜县绒巴岔人。我跟她说我是河南人，以后能不能多放一点豫剧，我喜欢听，她羞涩的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此后 她放豫剧的次数增多了，我呢经常有事没事就去她那里坐坐，我觉得她对人很热情，和她坐一坐非常开心愉快。一来二去我们产生了感情就结婚了，组建了今天这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1959年，我的妻子从甘孜县调到巴塘县新华书店工作，此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为了照顾家庭，我也跟着她调到巴塘县，从此就在巴塘工作和生活，到今天已经有50余年时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我的妻儿、我的乡亲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爱，太多太多的温暖，只可惜我的妻子已经走了，没有赶上当今这个好年头，也享受不到现在这个美好时光了。”说到这里，我捕捉到老人家眼里有一种晶莹的泪光在滚动，这份咸涩的情感足够让我咀嚼一生。

当我问到为什么要挖这口窑洞，是不是因为家乡有窑洞想念家乡或其他原因时。老人家淡淡的说了句“我家乡河南是没有窑洞的，我挖这口窑洞只是觉得夏天在里面乘凉很舒服。”虽然当时老爷子的“敷衍”非常洒脱，但我觉得这口窑洞没有那么简单，说不定老人家还有很多很多尘封在心底的秘密没说出来。于是，我和在老爷子身边照顾他的女儿刘友珍阿姐，轮番对刘老进行了一阵“刨根问底”。刘友珍阿姐，性格随和、豁达开朗、非常有亲和力，她已经没有爽朗的北方口音，却是满口的藏语“泽仁洛加”（长寿百年的意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的意思）和“嘎真切”（谢谢的意思）等，这倒让我感受到了“乡音无改”的正确性。

拗不过我和友珍阿姐的软磨硬泡，刘殿卿老人家终于向我们道出了实情。“1940年，我当时只有11岁，河南遭遇了极端的干旱灾难，农作物几乎绝收，加之日伪铁蹄狰狞踏破故乡河山。挣扎在饥饿生死线上的我亲眼目睹了日伪的残忍无道，也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不畏强暴和英勇抵抗。就在那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在老家寨子边上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抗战胜利后，我渐渐长大了，也真正理解了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含义，知道要建立新中国，就应该拿起枪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于是在1946年参加了革命，参军时八路军给我家里补助了八担麦子，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甚至可以说救了一家人的命。那时部队的纪律非常严格，我们连长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就住在延安窑洞里，他指挥我们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就从那时起延安便成为了我心中向往的圣地，窑洞呢虽然没见过，也没有人告诉我窑洞是长什么样子的，但我当时认为既然毛主席都住过，那一定是很漂亮的，住在里面也应该是很舒服的。”

“我是在甘孜县修机场时接触的窑洞。我们18军进藏时，一直严格遵守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那个年代修路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先进机械，是全靠战士手上的钢钎铁锤。供给也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而往往无法及时跟上，没吃的就挖野菜、捉地老鼠吃，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在修甘孜机场时，战士们没有地方住就在山上挖窑洞。到了晚上，战士们一个一个的紧挨着睡，相互用体温取暖。还曾经发生过窑洞垮塌而导致战士牺牲的事情。”

“窑洞保存着我对参加革命最初的记忆，可以说窑洞和红色延安是当年所有革命战士向往的地方和精神之源。在甘孜的那段时间，我和我最亲密的战友们又在窑洞里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从此，我的脑海中始终有窑洞的影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怀念之情也愈加浓烈。”

“1985年，我的子女们开始修这座藏房，那时我离休两年了。随着墙体一天一天的增高，可以在比窑洞好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崭新藏房里生活的日子也在一天一天的接近。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我始终高兴不起来，对早已远离生活的窑洞的浓浓怀念始终挥之不去，总想为自己构筑一份情怀，留下一点念想。于是我决定在房子附近刨一个跟甘孜县那边一样的窑洞。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在甘孜机场西面的山上，当年的窑洞应该还在。子女们怕我被累着都不让我干，还说等房子修完后他们帮我挖。我‘武断’地打断了他们的话，说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说不定我以后还就住到这个窑洞里。子女们拗不过我，就仍由我挖了这个窑洞。”从阿爷得意的微笑不难看出“倔强”战胜孝顺的“快感”。

“如今，一看见这口窑洞，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当年对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和红色延安的向往，想起当年在甘孜县和我一起挤在窑洞里住，和我一起并肩战斗和那些为心中的信仰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们，一切都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所以这口窑洞是我精神寄托的全部。我现在经常去窑洞里坐一坐，并不是因为窑洞里有多舒服，只是在想起往事和故人的时候就进来坐坐。”老人家哽咽道。

临别时，院里的绿叶在轻风的的抚摸下缓缓地摇曳，就像巴塘弦子柔情似水的旋律诉说着刘殿卿阿爷深深的窑洞情。愿您健康长寿——我崇敬的窑洞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