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馥秀

1955年，我从外交部援调四川，安排在康定藏族自治州（现称甘孜州）民干校的团干班工作。1956年1月，被抽调到新龙县参加民主改革，后留在新龙工作。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康巴地区开展的推翻农奴制，解放农奴的革命运动。我有幸参与其中，见证了康巴地区广大农奴翻身做主人的伟大革命，经历了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光阴易逝，转眼已过去60多年，回忆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段真实的历史，它已溶在我的血液中。在这里我把亲身经历的几个片段写出来，既是对生者的鼓励，也是对生死与共已逝去同志的怀念和告慰，愿后来者能深刻体会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

1956年2月，新龙县工委分配我到切衣乡工作组工作，工作组有哈巴扎西（组长）、何林智、王明和我。后王明因事回县城，工作组就剩下哈巴扎西、何林智两位藏族大哥和我这个江南姑娘。

1956年3月，新龙县各地的头人发动了一场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叛匪非常嚣张，各区乡的民改工作组都遭到了驱逐围攻，不少工作组的同志惨遭杀害。通往县城的道路被叛匪卡断，大路小路上，还有叛匪把守，烽烟遍地。我们工作组也准备撤回相对安全的新龙县城。一天半夜，我们三人离开工作组驻地，在民改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向切衣乡的后山摸去。天亮时，我们来到山上，住进了牧场的简易棚子里，在那里等待回县城的消息。这一住就是10多天，我们焦急地盼望着。一天，来了一个藏族同胞，他带来一个喇嘛。喇嘛是我们的向导，他带着我们穿越原始森林，来到雄龙西乡的山上，指着前面的雪山告诉我们，翻过雪山后顺着山沟走，就能返回新龙县城。那天晚上，我们告别了喇嘛，向雪山走去。天空中飘着大雪，地上的雪已没过了膝盖，哈巴扎西走在最前面开路，何林智走在中间牵着马，马背上驮着我们简单的行李，我紧跟在马后。我们拼命地往山上爬，山上的雪比平地更厚，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

雪越来越深，风卷着雪花劈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我的脚步越走越慢，肚子也开始发出叽叽咕咕的抗议声，好想停下来喘口气啊。在雪山上走了一段，手脚冻得发痛，感觉麻木僵硬，我对二位大哥说：“我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 何大哥转过身，严肃地说：“不行，必须走，停下来腿脚会被冻僵甚至冻死，你就只能永远留在雪山上当守护神了”。没办法，我只好继续向前挪动，每走一步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我真的不想再走了。何大哥说：“你抓住马尾走，会轻松点”。我正准备上前抓马尾，突然害怕了，马是要踢人的呀！它要是踢我一脚，滚下山去，那我就真的成了雪山守护神。我又想如果马拉屎，马屎会沾到我手上、脸上，那个臭呀……还在犹豫，何大哥大声说：“快抓住马尾巴！”我这才紧走两步抓住了马尾，前方的何大哥紧紧地拽住缰绳，不时发出吆喝声，马喘着粗气，我跟着马，一步快一步慢，一步大一步小地往山上爬。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到雪地上，发出了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但我们不能停下脚步。很快我的眼睛开始发痛，流眼泪，逐渐看不清周围的物体，抬手擦擦眼，发现双眼已经肿起来，这种现象当地人称为“冒雪”，也就是雪盲。幸好我身边有两位有经验的藏族大哥，他们说 ：“过些天，慢慢会好的”。我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拖着麻木的双腿，我们三人继续前行，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午时，我们爬到一处绿色的树丛边，那是傲立在雪地里的十几颗小松树。我们在小树旁坐下来，马长嘶一声，低下头在树下舔食着干草枯叶，它也累了饿了。何大哥从布袋中掏出一把圆根干摊在手掌中，马凑过头来舔食。休息了一阵，我们接着往山下赶路，乐观的大哥们边走边唱起了藏族民歌，我不知道他们唱的什么，但他们一定是在赞美这壮丽的山川，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我们沿着山沟，在乱石中一路下山，大约 2个小时后，我们望见了县城。感谢那些拥护共产党、拥护民主改革的藏族人民，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住牧场，爬雪山，历经艰险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新龙城。

水，是生命之源，六天缺水甚至断水，会怎样呢？我和甲拉西乡武工队的同志经历过。

1956年3月末，我从切衣乡工作组撤回县城，4月中旬，被派到甲拉西工作队。这是一个武装工作队，由解放军的一个侦察班以及自卫队员、工作队员、民改积极分子将近百人组成 。工作队一面做群众的宣传工作 ，一面调集种子，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工作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牵制叛匪，减轻叛匪包围县城的压力。工作队住在甲拉西乡尼麦头人的楼房里。房屋建在一块台地上，楼高墙固，面积宽敞。房子处在夹皮沟中，两边是陡峭的山峰，下面有一条小河由东向西流去，这样的地形是不利于防范叛匪的。

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工作队突然被数百名叛匪包围，据说当时有600余人。他们占据了两边山上的制高点，白天向我们唯一出入的大门射击，大声辱骂，喊着“啊嚯嚯”，试图把工作队围困在楼里。到了晚上，叛匪又摸到村边叫喊，用步枪、猎枪向我们楼房射击，还好房屋的土墙非常厚，子弹没法穿透。白天叛匪怕我们开枪，天一亮他们就撤走，天黑他们又进村来，如此反复，骚扰了我们好些天。

一天早晨，炊事员杨老头发现水源断了。工作队的水是通过木槽从后山沟接引过来的，如果进水口被破坏，水就会断流。工作队长、区委书记徐法兴估计，是叛匪切断水源，想以此把工作队困死或赶走。一天晚上，工作队经过精心准备，派出引水人员，在武装掩护下，我们顺利地上山引水成功。大家非常高兴，炊事员杨老头也赶紧把大锅小锅、盆盆罐罐都接满了水。但是第二天，杨老头告诉大家，水源又被切断了。原来叛匪发现进水口被接通，就将进水口和引水渠木槽彻底破坏了，还在水沟侧面埋伏了枪手。工作队只剩下了锅儿盆儿接的那点水。我们每顿都是吃的糌粑，现在没了水源，每人每天吃饭只分配小半碗水，洗脸洗脚就更别想了。两天后，一滴水也没有了，我们没法咽下那些干糌粑。工作队决定组织人员第二次去引水。半夜，引水队伍出发了，前面的同志匍匐行进，没曾想，还没接近水源，就被叛匪发觉，开了枪，最前面的同志牺牲了，后面的两名解放军身负重伤，趁着叛匪打枪的间隙，后边的同志冒死把战友的遗体拖了下来。叛匪在高处、暗处，我们在低处、明处，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引水队扶着两名受伤的战士撤了回来，第二次引水没能成功。

没有水，引水又不成。有人就说干死、渴死还不如冲出去干一场，不能坐地等死。工作队组织了突围，但走出大门不远，就被叛匪发现，他们占据高处有利地形开枪射击，为避免更大的伤亡，突围队员只好退回楼里。没有水喝，工作队员的吃饭成了问题。大家口干舌燥，连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我们工作队驻地下方的小河，夜里能听到它潺潺的水声，听得到水声却喝不到水，那条河成了我们的“相思水。楼房的大门仍然被火力封锁，小河对面的密林中埋伏了叛匪。水啊！我们多么需要水！此时，有人想到了楼下的马厩，之前引水进院时，木槽里的水曾漏下来浸入马厩，那里也许能找到水吧！蒋德元同志（大家都叫他“蒋大汉”）夜里跑到马厩去查看，发现地面湿漉漉的，有一些“积液”，腥臭难闻，那是牛马的粪尿混合物。渴坏了的队员们听说后跑去马厩，把这些东西装到盆子里，然后用手挤出些“水”来。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志余淑珍和彭（名字忘了）拿了搪瓷盅也去挤了马粪“水”。我们看着搪瓷盅里带粪渣的“水”就想呕吐，但是我们太渴啦，我提议用我的手帕过滤一下，经过过 滤的“水”还是浑浊的，仍然弥漫着臭味。她们勉强喝了几口，看到她俩非常难受的表情，我犹豫了没敢喝。余淑珍说：“你捏着鼻子喝吧，藏族民间有喝马尿可以清热的说法”。听她这么一说，我捏着鼻子喝了一口，直打干呕，那味道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再也不想喝第二口了。

缺水的第四天，有人开始喝自己的尿。彭同志说，她实在受不了了，在茶盅里也接了自己的尿喝了。4天没喝水的我，连尿都解不出来，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几天过去了，叛匪看见我们没什么动静，就改用火攻，妄图达到驱赶我们的目的。一天深夜，叛匪点燃了工作队驻地附近的民房，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火鸦”趁风漫天飞舞，随时有可能引燃我们的住房。这时恰遇队长徐法兴书记的旧伤复发，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年代，敌人的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因为离心脏很近，那时没法做手术，这颗子弹就留在了他的体内。在这危急关头，徐书记靠着坚强的毅力，勉强从床上坐起来指挥同志们防守御敌。他要求大家密切观察火势，一旦叛匪攻入驻地，有枪的队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要砸烂手中的枪，没枪的队员发了手榴弹，以备最后时刻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我平生第一次有了武器，一枚手榴弹，心中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的汉族藏族同志都发誓要血战到底。叛匪点燃的民房烧了四、五个小时，最终没有引燃我们的住房。

断水的第六天，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大家很高兴地说，飞机救我们来了，但是飞机转了几圈又飞走了。因为工作队的楼房夹在两山之间，飞机在高空根本看不清，更别说投弹轰炸叛匪了。飞机渐行渐远，徐书记看到大家默默无语，鼓励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党和政府一定会来解救我们，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半夜时分，南面山上突然传来了“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徐书记说：“这是机枪声，叛匪没有机枪，一定是解放军救我们来了，是解放军向叛匪发起攻击了”。大家一 下子振奋起来 。徐书记赶紧部署了突围行动，大多数工作队员跟在他们后面撤出了驻地，朝对面山上跑去。我们十多个人掉在后面，因为天黑没看清突围方向，只能顺着小河边的乱石和灌木丛在山沟里摸黑前行，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静悄悄地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天亮了，走到一片开阔地，叛匪发现了，开始向我们射击，为了躲避子弹，大家拼命地冲过开阔地，钻进了小河边的树丛。

躲进丛林中，我们休息了一会，叛匪也不再向我们打枪了，估计他们已看不到我们。我们继续前行，安全到了甲拉西沟口，终于胜利突围。在沟口不远处，驻有解放军的一个班，我们一看到解放军战士就急切地说，“水”！“我们要喝水”！

战士们用铜锅给我们烧好了清茶，但滚烫的茶水根本没法喝下去，队员们渴不可耐，心中又烦又急，就这样边吹边喝，喝干了好几锅茶水，烧茶战士的脸也被火烤得通红。茶水喝足了，大家坐在地上靠着墙就睡着了，我们太累了，需要好好睡上一觉，睡得很沉。战士们后来告诉我们，故意给我们喝烫茶，是县上的安排，长时间缺水后，只能小口慢饮，如果猛喝狂饮，身体必定受到伤害，我们这才明白，上级的考虑多么周到。

甲拉西工作队突围回县城后，在向县工委领导汇报时，谁也没想到，蒋大汉拿出了一瓶马粪水，那瓶“水”静静地向人们讲述着甲拉西工作队的传奇故事。时光虽远去，但旧事萦怀，在甲拉西工作队的日日夜夜，我永远忘不了。我相信，在甘孜州参加过民主改革和平叛的同志们，也同我一样，有自己的故事。

1956年上半年，新龙县头人发动的武装叛乱致使遍地硝烟，也使甘孜到新龙的马帮邮班停运了。下半年，英勇的3899部队打垮了大股叛匪，基本平息了叛乱，才恢复通邮。

新龙当时的工作环境险恶，下乡随时可能发生不测，邮班停运，书信全无，父母该多么牵挂远在新龙工作的儿女，子女们也日日思念亲人。

我的家在浙江省，一封家信要二十来天才能收到。这次已有七、八个月没收到***信了，邮班停运我也没法去信。我是家中的老大，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那时最小的弟弟才两三岁，妈妈盼着我寄钱回去帮助养家，这么久没有我的音讯，她一定急坏了。

八月初的一天，终于通邮啦！甘孜的马帮邮班驮着许多积压的邮件来了，有书信、杂志、公文、包裹，更多的是这几个月的报纸。邮局的领导、柜台员、报务员、摇机员全都上阵，忙着收邮件、拆邮包，按投递单位分堆。

邮局门外闹哄哄地围着很多人，大家都盼着亲人的来信，“家书抵万金”啊。分完邮件已是下午，邮局的人背着抱着大包小包向各单位发送，刚出门，就被各单位的人接了过去。人们又一窝蜂地跟着那人向单位的传达室跑去，我也跟着跑到了传达室，接邮件的同志高声说道 ：“叫到哪个就答应一声”。大家既兴奋又激动地等着，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接着又叫到了我的名字，是妈的信，还是妈的信，同学也给我来了信。我捧着一大堆信跑到办公室，按邮戳的时间顺序一封封拆阅，妈妈在信中除了牵挂就是嘱咐，信上写满***忧心：“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呀”？“为什么不写信呀”？“你生病了吗”？“没钱了不寄钱也不要紧，信还是要写的”……泪水滑下来，捧着信就是捧着一颗慈母的心。

甘孜的邮班明天要出发，我不能错过这个邮班，因为下个邮班还不知何时来。在那个岁月，甘孜到新龙这段路的邮班难以定时，收寄一封家信很是不易，在区乡工作的同志就更困难了。人们对邮班的期盼是急切的，只要邮班来了，都会有人跑到邮局门口等待，再寄出一封封报平安的家书给远方的亲人。我得抓紧时间写信，向远方的妈妈报平安，也只是报平安，这半年的雪、水、火的经历没敢告诉她，不能让劳累、贫穷、身体不好的妈妈为我担忧。

妈妈已经走了23年，母女俩再也没法通信了。现在，极少有人写信，传递心灵的书信，已成为历史的追忆。

青年人想着未来，老年人想着过去，我在新龙经历的事虽已过去60多年，但依旧会魂牵梦萦。我在新龙县17年，到过近二十个乡工作，参加了甘孜县、炉霍县的“四清”运动，虽然历经艰难困苦，但我无怨无悔。新龙有我和同志们留下的青春和热血，有面对土匪枪口的义无反顾，也有对参加民主改革的激情澎湃。我看到了民主改革的胜利，看到了农奴翻身解放，看到了新龙蒸蒸日上的发展，我感到无限的欣慰。那里的雪山草地，那里的村寨牧场留下了我的足迹。忘不了那块土地，那里有我生死与共的藏汉同志，烈士陵园里长眠着我的战友和同事。我很想再去新龙看看，看看它的新面貌，但年老多病，无法成行，借写本文的机会，向他们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