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文

   1956年，我和无数青年来到洁白美丽的甘孜城，开始了我的师范学校学习生涯，成为我命运转折中的重要里程碑。

   班主任

   离开山寨老家，来到甘孜师范学校读书，心中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我们第一天从康定出发，第一次坐长途客车，异常兴奋，我坐在车窗边东张西望，总想把沿途风景看个够。不曾想上了折多山，汽车七拐八弯就把人甩晕了，我开始“哇、哇”地吐了起来，把车窗外面弄得很脏。中午在乾宁没敢吃午饭，晚上晕晕乎乎地在道孚住下了。第二天早上我服下一片同伴为我买的晕车药，迷迷糊糊睡了一觉，中午到炉霍县吃中午饭，我怕吐不敢吃，这时同车的一位叔叔对我说，有时候吃饱了还不晕车，你试试看。我大着胆子吃饱了肚子，果然下午就好多了。汽车像一条老牛，呼哧呼哧爬上了罗锅梁子，那位叔叔说我们到了甘孜县地界了。这里草原辽阔，山脊像一个个硕大的鱼背，向远方的天边延伸开去。一群群牦牛和绵羊在草地上觅食，时不时奔跑和嬉戏着，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牛羊，晕车的感觉一扫而光，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里的一切。过了罗锅梁子一路下坡，宽阔的甘孜坝子就展现在眼前，甘孜县城终于到了。

   甘孜县城分布在一条小河边上，清清的河水叮叮咚咚唱着小曲漫不经心地向雅砻江流去，许多鱼儿在那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游来游去，煞是好看。川藏公路穿城而过，和县城街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是甘孜最繁华的地方，汽车站、百货商店、小吃店、理发店等店铺都从这里延伸开去，商贾云集，一片繁华景象。我们随着接站的同志来到甘孜师范学校。

   甘孜师范学校建在一片较高的台地上，地势开阔平坦，放眼望去，远处的雪山闪着银辉，令人心旷神怡。甘孜州农村实行了民主改革，广大农牧民子女纷纷要求上学，各地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需求大量小学教师去承担教学工作。因此，州里决定建立甘孜师范学校，1955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苦于无校舍第一批学员只好在康定中学寄读，次年秋天和我们一道迁到甘孜就读。当时除了我们两个年级外，还招收了几个速师班学生，这部分学生全是具有一定藏文基础的青年，他们经过一年的师范培训后就要奔赴各地任教，以解决藏文师职缺乏的问题。学校正在建设中，除了教室外其它设施都还没有建好，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几百师生一下涌入新学校，各方面的困难都不少，学校只好边抓紧建设，边开始行课。我们暂时住进了简易宿舍，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五九级分成了五个班，我被分在一班，这是一个藏族班。我们班主任是个高挑个儿的青年小伙子，人清瘦，穿着一套浅色中山装，干净利落，显得精明而又沉稳。他点了名并编排了座位，在黑板上书写了秀丽的“杨树森”三个字，不紧不慢地说：“我叫杨树森，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

   一阵热烈地掌声响起来，表示了我们对他的尊敬和欢迎。待掌声平静下来，他接着说：“我们要在一起学习生活，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好朋友，今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我们共同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简短几句话，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我们有了一种亲切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

   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甘孜”两个字，接着说，甘孜是藏语，是洁白美丽的意思。甘孜县城虽小，却是甘孜州北部的商贸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在川藏北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台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学生们都望着慢声细语说话的班主任，都在揣测杨老师会是什么性格呢？杨老师继续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并成立了甘孜县博巴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是一块红色福地，我们在这里求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大家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杨老师接着讲了学校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强调了学校纪律和对我们的具体要求。会后杨老师还和大家很随便地聊了起来，使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了拘束感。

   酥油茶

   甘孜师范是甘孜州解放后兴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学生吃住国家全包，困难学生还可以每月申请5——10元的助学金，大家觉得真是掉进蜜糖罐里了。我没有申请助学金，我二姐夫和亲戚给的钱加起来每月也有5、6元，足够我用了。

   学校的伙食就更不用说了，根据不同的民族开设了回灶、藏灶和汉灶。我们是藏族班，全在藏灶用餐。我们藏灶每周的一、三、五中午吃肉，而每顿吃的又不一样，猪肉、牛肉和鱼肉轮着吃。到了吃鱼肉的那一顿，速师班的许多同学都不吃鱼肉，他们就把鱼肉送给我们吃，可把我们乐坏了，从此我们逐步养成了吃鱼肉的习惯。

   那个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之课余还要参加基建劳动、体育活动和种地，体力消耗比较大，总觉得吃肥肉才过瘾。我们就和女同学“做生意”，我们用瘦肉换女同学的肥肉吃，各得其所，两全其美。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一只鸟儿趁我不注意从空中俯冲下来，把我碗中的一片肥肉叼走了，我气恼了好一阵子。

   不过也有舒心的时候，董哥家里经常寄来腊肉和香肠，我们就在学校大厨房背后的灶门前用一口小锅煮好，就在那里打牙祭，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更有趣的是每周的二、四、六中午喝酥油茶，那时甘孜酥油很便宜，每斤2.7元，我们几个同学大家出钱买一、两斤酥油挼糌粑吃，甭提有多香啦，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我们囊中羞涩，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呢？大家觉得无计可施。后来发现那时没有打酥油茶的机器，每到喝酥油茶的那天，学校请的工人从早饭后就开始打茶，直到中午才能把两大木桶酥油茶打好。到中午舀茶时，虽然打茶师傅把酥油茶和匀了，木桶面上仍有几寸厚的酥油浮在面上。这下我们找到了弥补囊中羞涩的办法。

   我们几个同学中，董哥个头最高，他的座位被老师安排在最后一排。每到中午喝酥油茶的时间，只要值日生一喊“起立！”他就猫着腰退出教室，跑到酥油茶桶边抓过一把汤瓢，开始舀面上的酥油茶，我们就把几个茶盅递给他，几盅浓酥油茶足够我们挼糌粑吃了。我们班上的男生就在饭厅坐成一个圆形，慢慢地挼糌粑，喝酥油茶，大家好不快活。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喝茶，一位个儿不高的体育老师来到我们那里，和我们一道喝茶聊天。这位老师当篮球裁判特别棒，学校开运动会，甚至甘孜县开运动会都是请他来当裁判，很少有误判，和我们挺谈得来，我们都很尊敬他。他嘱咐我们早点休息，抓紧时间去午睡。我们满口答应，但喝到高兴时，却忘了老师的嘱咐，快到上课时间了还没有散去。这时，值周老师来了，见我们喝得得意忘形，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并问谁是班长，我耷拉着脑袋举起了手。

   “你怎么带的头，你要认真检讨！”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伸了伸舌头，连连点头称是。

   下午是周末班会，按惯例班主任杨老师要来主持会议。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雨的到来。杨老师步履轻盈地来到教室，并没有板着面孔，我们的心稍微放松下来，也许值周老师并没有告我们的状。杨老师总结了我们班一周来的情况，强调了今后的注意事项，并没有提及中午没有午睡的事情，我心想今天可能没事了。

   会后杨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了中午的事情，我如实汇报了情况，主动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杨老师说，知错就改，这样很好。我相信你们！喝茶聊天并没有错，但不能影响大家的午睡，今后下午一点钟以前必须结束喝茶，抓紧午睡，保证下午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

   我如释重负般的离开了老师办公室。杨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因成绩好而宠爱你，也不因成绩差而歧视你；他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不会因犯错在大厅广众之中呵斥你，更不会因此而体罚你；他把每个学生当朋友，有了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到以理服人。杨老师的高尚人格和细腻的工作作风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受益匪浅，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师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也相继开展了起来，杨老师组织并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有益的各种活动。董哥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代表学校打了不少场比赛，并获得了较好名次。杨哥个头不高，但长得非常结实，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经常在单双杠上显身手。我身体比较单薄，参加了文学组，我们阅览了不少名著，如鲁迅、矛盾、老舍、巴金、普希金、高尔基等作家的著作，我们还组织一些讨论，交换阅读心得。有的同学还写出了一些微型小说和小诗，我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因为我的经历太简单，生活积累太少。但通过参加这一活动，培养了我的读书习惯和对文学的热爱，这一习惯让我终生受益，也让我吃尽了苦头。

   学校要组织演讲比赛，杨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与，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演讲稿，送给杨老师审改。杨老师看后对我说稿子写得不错，再作进一步修改，主题要鲜明，层次要清楚，文章要短小精干。演讲时声音要洪亮，口齿要清楚。按照杨老师的要求我修改了演讲稿。

   演讲比赛那天，郑富基校长也来参加演讲会。据说郑校长过去做过地下工作，资格挺老的，但他不修边幅，散乱着头发，穿着随便，他的形象怎么也和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联系不起来，可他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非常敬重他。他的到来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紧张感，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抑扬顿挫地作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演讲，全场悄无声息，演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的自信心得到鼓励，腼腆的性格开始有所改变，敢在众人面前说话了。

   随着天气转暖，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热潮席卷全国，康巴高原也热闹起来了。我们按照学生会的要求，四处去捡废铁，支援甘孜县炼铁；每个班约有两分地，为了提高产量，我们深翻土地，加施肥料，争取种出甘孜县最大的萝卜和莲花白。当年，我们的菜地获得了丰收，但比起甘孜农民的菜地还是差了许多。

   正是我顺风顺水的时候，我向共青团组织提交了入团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没过多久，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学校团组织没有批准我加入共青团组织。这当头棒把我打晕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出身不好是我的错吗？我能选择出身吗？我想我多舛的命运就此开始了，情绪开始有些低落。其实我并不知内情，1957年暑假，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部到康定参加了反右学习，有几位老师据说有右派言论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学校的政治风气开始发生变化，老师们都谨言慎行，出身不好的学生会干部受到质疑。后来还有人提出要撤换我的班长职务，我的情绪更加低落。

   杨老师找我谈心，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既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就要坚定信念，不管风吹浪打，都要沿着你选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反复琢磨着杨老师的谆谆教诲，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心夹起尾巴做人，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事，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一个革命者。

   1958年秋，甘孜州在全州农区开展“四反”（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甘孜师范抽出很大一批学生去参加“四反”运动，杨老师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走后，留下的学生合班上课，他们组织了宣传队，创作了不少新歌曲，编排了各种节目，到各县宣传演出，配合“四反”运动的开展。

   10月底，我高高兴兴地到了炉霍县觉日寺，寺庙工作队把我分到“觉姆”（尼姑）大队工作。工作组的同志动员我在他们那里搭伙，我觉得这样也好，方便工作。哪知他们中午和晚餐全是吃手抓羊肉，第一天我还觉得不错，第二天就觉得全身无力，再也无法咽下羊肉。我知道我是吃粮型的肚子，全吃肉无法适应，我只好到大队部吃汉灶伙食。说起觉姆的工作特别难做，在一个学习组里，领头的发言怎么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几句话。后来，几个大队发动起来了，觉姆的工作才有了起色。但一个月后，把我调到该县充古乡阿都村工作，我们白天深入村寨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夜晚轮流站岗放哨，防止土匪袭击。河对岸甘孜县的贸易小组就被土匪袭击烧毁了。次年3月，“四反”运动结束，我们回到了学校。

   甘孜州决定在牧区县开展民主改革，我们学校在参加“四反”运动的学生中选调八名学生去参加石渠县的民主改革，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又马上到在甘孜集训的民改团报到，参加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从此，我结束了学习生涯，开始走向“社会大学”，去阅读那部始终读不完的“社会大百科全书”，认真领会人生真谛。

   学习要结束时，我来到甘孜县烈士陵园，那里一排排挺拔的白杨还没有冒出嫩绿的叶子，高高的纪念碑昭示着烈士的功绩。我找到了我姑妈家和我一起捉过野鸡的小叔子的墓碑，墓碑上刻着“党的好儿子”几个字，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他是在我们走后抽调到甘孜县东谷乡参加“四反”运动，他们几位在下村工作经过一片树林时遇到土匪伏击英勇牺牲的，全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认为革命烈士。我含着泪在他墓前肃立默哀，以寄托我的哀思。他和我捉野鸡时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仿佛又清晰地看见了他鲜活的面容。我们学校在“四反”运动中一共牺牲了三名学生，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康巴高原，长眠在洁白美丽的甘孜县城。在革命洪流中，有人奋进，灵魂升华；有人退缩，生命沉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应该如何选择我生命的航向呢？我感觉陵园中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我，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我决心毅然走向石渠大草原，去接受血与火的考验，才能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先烈们。

   要离开学校了，心中恋恋不舍，舍不得离开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舍不得离开孜孜不倦教导我们的老师们，今后我们将各奔一方，也许能够再相见，也许一辈子无法再相会，心中充满了一种苍凉的感觉。临别我去见了杨老师，他告诫我前进的道路上不仅阳光明媚，也会荆棘丛生，希望我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谆谆师训，至今犹在耳旁。

   （作者系州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