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说吧，记忆》，是纳博科夫的一部回忆录，时间跨度三十七年，从一九零三年八月，到一九四零年五月离开欧洲，移居美国。当然，中间还零碎地插入了他写作此书时，当时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以及他的所思所感。

   在书中，纳博科夫重点回忆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生活，还有他的流亡过程，以及写作情况。与童年相关，纳博科夫回忆的重点，放在了自己身边的人上，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各种各样的亲属，还有他的家庭教师和仆人们。与青年相关，纳博科夫重点回忆的，则是他的大学生活，以及他的初恋，和青春期的骚动。而流亡过程，纳巴科夫是把重点放在了他流亡中，与“异国”的不相容，和遭受的屈辱上。他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们自己人中如此广泛存在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在异国，流亡者就是“无形的囚徒”，所遭受的是“一种和某些宗教团体看待非婚生子同样荒唐的非难对待”。

   尽管，在《说吧，记忆》中，谈“写作”，不是作者陈述的重点，但纳博科夫的重要的写作观，已然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他反复强调的是“创作自由”、“自由意志”。为此，他对当时的“流亡作家”的创作，和苏维埃制度下的作家创作做了对比，他认为：“单从艺术和学术标准来衡量，流亡作家在真空中创作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具体的书有什么缺点，似乎要比在同样年代出现的、由一个父亲般的国家提供墨水、烟斗和套头衫的年轻的苏维埃作家们所写的那些毫无独创性的、少有的偏狭和陈腐的政治意识流的作品更持久，更适合人类的消费。”

   这样大胆的评价，若然放在几十年前，一定会成为我们批判的对象；但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纳博科夫对苏联文学评价的客观性。

   那么，作为一位因苏维埃革命而流亡在外的作家，纳博科夫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可用一个“恕”字来概括之。换句话说，他对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财产，甚至家庭，使他成为一位离乡背井的“流亡者”，并没有深刻的怨恨或者仇恨，他说：“在布尔什维克一夜之间将它（家庭、财产）废除时，也没有感到任何恼怒。”他甚至，对那些同样处于流亡状态，而对布尔什维克充满怨恨的流亡贵族们，充满了“蔑视”：“我彻头彻尾地蔑视那些因为他们‘窃取’了自己的金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们。在所有这些年里，我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了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对失去了钞票的悲伤。”

   如果上升一下高度，那就是，流亡在外的纳博科夫，所“思念”的并非是物质上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如对失去的美好童年的怀念之情。

   也许，正是因为此种感情的存在，在《说吧，记忆》一书中，就处处流露着纳博科夫的故国之思，和怀乡之情。

   他认为：“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当他回忆起儿时，曾经爬伏过的一个窗口的时候，他说：“在所有的窗子中，在后来的年代里，炙烤着人的思乡之情，使人渴望能够从中向外看的，正是这扇玻璃窗。”

   抵达美国后，他一度生活在犹他州，生活相对自由、富足，他可以自由地写作，可以自由地游山玩水，从事他喜欢的捕蝶活动，但他并没有醉心于异国的青山绿水间，反倒触景生情，让他愈加思念他的祖国，使他想念“亚伊拉山上缠结的青草，乌拉尔山脉中的一条峡谷，或者咸海地区的盐碱滩”，为了满足他的故国之思，怀乡之情，他甚至想用假护照，假名字重归故国。足见其对故国思念之深，怀想之切。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书的写法。虽然是一部“回忆录”，但他的回忆，却充满了“迷幻”的意识，有着诗意的联想，有着“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他用无数的细节，将人物联系在一起，使每一个人物都展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鲜活和生动；也有着近乎传奇性的“事件”的穿插，例如，普希金与赖利耶夫的决斗，“十二月党人”事件，以及纳博科夫家人与安东·契诃夫的关系等等，等等。

   而这一切，又都极大地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