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珍草

   文化遗传基因往往表达了一个民族心理层面的东西，往往与其文化根脉息息相关。称为“康定七箭”的甘孜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几乎都是康巴这片热土出生成长的人，都与甘孜这片土地有关。无论是地理的，文化的，还是文学的，“康定七箭”通过对本土文化、地方性知识、乡土地理等民族志式地观察体悟与书写，捕捉到的不仅是题材资源和文化养分，渗透于作品字里行间的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原初温情的守护。由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禁忌习俗、民间信仰等所承载的部族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传基因及其文化心理，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群体性的。他们虽然以汉语表述，但表达习惯和叙事语境却是藏语式的，深涵康巴文化意蕴。康区特殊的地理空间、文化传承与他们的文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疏离，他们的文学创作表达了更为开阔视野中对生活及生命本相的体悟。

   壹

   文学作为想象的空间，自身就是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是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文学空间中弥漫着自然脉息、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康巴地区地貌多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历来又是汉藏文化的接合部，并处于“藏彝民族文化走廊”的集合点上，是“内地的边疆”，又是“边疆的内地”，藏汉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在经济方式上，康巴地区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康区藏族的族源构成、宗教派别、语言使用、文化传承等各方面，充分体现了“过渡地带”的杂糅与多元。不同民族文化（汉、藏、彝、羌、纳西、回）之间的互动与共融是康区文化的基本特色。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康巴文化处在汉族文化、藏族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接壤地带，实际也是多种文化的一个“中间状态”。笔者曾多次论及康巴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出的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杂糅特点。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明显感受到来自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接地带的精神文化特质，有来自远古藏族的原始宗教精神，以及苯教文化因素、藏传佛教文化、格萨尔史诗文化等等。宗教情感与英雄崇拜情结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现代化”和“异质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使得康区民族文化意识、本土文化意识被进一步凸显、强化。文化“过渡地带”上的“杂语喧哗”，显示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文学表达的张力。这个地理文化空间显然是需要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地域”的多维存在来进行考察。

   康区藏族基本上是以当地原有的众多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在不断受到吐蕃藏文化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巴地区历史以来远离藏、汉文化的中心地带，处于边缘的非主流地带。但在跌宕起伏的民族历史进程中，康巴藏人对于自身情感的文学表达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口头文学积淀深厚，绵延传承，至今不绝。“康定七箭”等藏族作家大多出生、成长于这片土地，亘古常新的民间话语及其本土文化，弥漫着可贵的生存活力与生活的原汁原味，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对塑造族群文化身份意义深远。他们虽然不能用藏文书写，只能用汉语写藏人的生活，用汉语表达他们对自然、对神性、对人性、对信仰的感知与体悟，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康区文化传承、民间话语传统以及经验方式密切相关，并表现出对族群性、地方性因素的超越。我们看到列美平措诗行中的“生命原色”，就沉淀在他朝圣途中对生命真谛的体验：

   随着血液渗入生命更深处的地方

   我逐渐知道祖先图腾的意义了

   就像鲜血滴在羊皮上的显影

   我沉浸于高原纯真的柔情

   微风抚慰 湛蓝如海的天空下

   羊群如波浪般涌流而去

   这时候 牦牛坚定的步子

   在草地在雪山上走过来

   作为图腾它当之无愧

   在它健壮躯体庇护下的土地

   生存着更加坚韧执拗的人民

   我行走高原久远的腹心地带

   白昼的寂寞胜过更加漫长的夜晚

   我面部之上缺少的热情

   不断流淌在并不宽阔的胸膛

   ……

   文学发生地的地理文化空间对于每一个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来说，都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地理自然环境对作家诗人心灵世界的建构甚至超过了人文历史。地理是文学的骨架。一个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日后的创作，往往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如作家的气质个性、思维习惯、文化心理、认知方式、创作心理、情感表达，文学的构成与演变，作品的美学建构等等。其次，文学作品中对自然山水环境的描写，往往能够体现出作家本人的审美情趣、审美态度与审美个性。由此可以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从本质上说，文学作品所建构的都是想象的空间，而作品中的自然山水表达的都是作家的心理意象，是作家的情感符号，或者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符号。文学地理空间涉及作家诗人的出生地、移居地以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作家的人生轨迹、文化中心转移等问题。这些因素往往是在相互交织中产生综合效应，而地理空间和文化基因皆构成其创作的基础性因素。

   “康定七箭”之一的格绒追美从小就喜欢听格萨尔史诗说唱，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语言时说道：“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了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王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尹向东的短篇小说《草原》中，“在牛场与牛场之间四处漂泊，靠说唱乞讨维持生计”的牛场大名人“索”，“流浪到哪里，人们一如既往地欢迎他来，听他说唱格萨尔，听他把各处的见闻都加入到说唱中，听完诱人的故事，同时也知晓了四方的新闻……”对创作而言，民间语言文化一直是他们“庞大的素材库”和“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还有“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方法的启示”。据汉藏史料记载，康巴地区的“岭国”是格萨尔王的诞生之地和开疆拓土的崛起之地。元朝以后，这里已成为康区著名的强大部落，因而元朝以其地置“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岭葱家族世袭为宣慰使。明初，朝廷在岭葱家族所在地的俄支设朵甘卫指挥使司。洪武七年（1374年）升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仍由岭葱家族世袭为都指挥使。此外，还封岭葱家族的僧人为“赞善王”。由此使得岭葱家族成为康区最为显赫的土司。除《明史》《明实录》有明确记载外，甘孜德格档案馆等还保存有明代敕封岭葱土司的诰敕等文物。这里是家喻户晓的格萨尔王诞生地，是脍炙人口的英雄史诗重要的传承区域，在这里产生格绒追美的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达真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康巴》，还有《命定》等这样“史诗化”的“大叙事”作品，似乎是自然而然，不足为奇的。气势磅礴的历史背景，普通人的命运故事，穿越时空的“神子”，常人无法得知的神秘真相，种种逼真而又神奇的传说……宏阔、大气、凝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绕登、朗忠、桑根、贡布，绒巴、多吉顿珠、松吉诺布、嘎斯切、索……都是原生地本土化特征的康巴汉子形象，似乎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但却是文化遗传血缘命定的。在作者的笔下，英雄格萨尔王的后代——康巴儿女的快意恩仇、敢爱敢恨表达得自然真实，呼之欲出。列美平措说，让我们“聆听祖先重负下的鼻息”“同唱那首颂扬英雄的赞歌，而不必考虑怎样表达情感”。

   康巴地区虽然地处边缘地带，文化上也从未居于中心或主流位置。然而正因为远离中心、地处边角，古老原始的苯教文化在这里躲过纷争得以传承和保留。尽管苯教早已与佛教融合，但苯教的诸多文化基因、思维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一直传承至今。煨桑、占卜、禳灾、祈雨、防雹、跳神等仍然是康区民众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尽管其中有许多东西已经与佛教揉合在一起，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苯教依然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有学者认为，康巴地区的苯教是古老原始苯教的“活化石”。当然，藏族民间对苯教的信仰并不仅仅局限于康巴地区、川西北的嘉绒地区，青海、甘南、云南和西藏等大多数藏区，尤其在更为偏远的青藏高原民间，除了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外，以个体宗教职业者（“苯苯子”“哈瓦”等）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其实非常普遍，依然活跃。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自然宗教，文化遗产在内容和形式上，一直处在并行不悖的多层次互动关系中。如果我们将苯教的信仰对象、民俗禁忌、巫术仪式与作家文本中的许多巫术描写进行对比，就可发现其民间文化精神体系的深层心理对接。如格绒追美《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第二部“风云”篇中，绕登和赤烈夏超从“央”（福运）箱里安放白石举行“地庆”祭祀仪式的大段描写，庞措·绒登活佛的“法曲”“预言”，雅格大喇嘛擅长的各种巫术……等等。尹向东《牧场人物小辑》中的“索”与“新鲜牛血牛肉”之间复杂的象征、隐喻，以及背后隐匿的民俗心理、人性张力等等。苯教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巫术仪式，如：通过占卜预测吉凶祸福；通过祈祷、祭祀聚财或引福；施放咒术，超度亡灵，祈雨驱邪、禳灾招魂、呼风唤雨、作法弄神等等，在藏区历史上或民俗生活中屡见不鲜，其中渗透着藏族神巫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思维习惯。这些巫术仪式、原始苯教文化，在“康定七箭”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几乎构成了一幅康巴民俗文化图景。比如青藏高原因为冰雹灾害频繁，防雹驱雹巫术就成为重要的民俗事项。马长寿先生在《苯教源流》中指出：“阻止冰雹之事，非高明苯僧不为功。凡冰雹厉行之寨，寨民派粮供养一苯僧。春秋之际，风雹为厉，此僧则于寨外山顶设坛作法，或登高山而啸。空中之密云则为之散，谷内之风则为之息。”无论是源自传承，还是源于生活，艺术的浪漫和生活的心理体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统一。就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独特的神圣性和世俗性，都是对人类心灵世界以及文学想象力的无限延展。

   贰

   禁忌，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或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禁忌习俗。禁忌也是各民族各地域区别于他民族他文化的重要标志。禁忌几乎体现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藏族人禁忌伤害鹰、狗等，“割肉喂鹰”“以身饲鹰”的佛教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在更古老的藏族民间神话和苯教的神灵系统中，鹰具有特殊的地位。西藏林芝地区本日山上有座古老的苯教寺庙色迦更钦寺（又称大神鹰寺），每年藏历4月13—15日，是寺庙传统节日“泊尔节”——就是敬拜神鹰的祭祀日。这些禁忌民俗自然也经常出现在作家的文学生活中、他们的文本创作中。

   尹向东的小说《鱼的声音》讲述了22岁的汉族青年苏医生在阿须草原上的一次钓鱼经历。这次关乎民俗禁忌的钓鱼经历给苏医生留下了长达10年的心理阴影。初到高原，苏医生正值青春岁月，草原生活的新鲜期过后，他的生活开始经历诸多的不适应。他得知阿须草原的河流里鱼特别多，便很快迷上了垂钓。一天下午，正当他钓鱼“硕果累累”时，两个骑马的牧民从远处走来。“壮实的汉子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钓鱼竿，掰成两段，狠狠扔向对面，又蹲到河边，将浸在水里的塑料袋搂底翻起，鱼哗哗跌入水里。汉子转过头时，苏医生看见他的双眼红透了，眼白里突然涌现的红血丝显示出汉子的愤怒，他原本英武的面孔这一刻变得极为狰狞，也不知他高声骂了句什么，猛冲过来，一掌将苏医生推到在地，他紧攥双拳，苏医生的心跳加快，感觉心就要蹦出嗓子眼儿。” 故事主题关乎饮食禁忌的深层，展示的是一种民俗禁忌文化心理的差异。西藏和涉藏地区很多地方忌讳吃鱼。食鱼的禁忌与苯教“鲁”神系统相关，禁忌原因：一是与苯教“三分世界”的认识论有关。苯教视鱼、蛇、蛙等水中生灵为“龙族”，认为它们是地下世界的神灵——这些动物被归入苯教的“鲁”神系统中。二是与藏族一些地区的水葬习俗有关。未成年的孩子和家里饲养的牲畜死后，往往采用水葬， 让水和鱼消解死去灵魂的躯壳。所以很多地方不捕鱼，也不食鱼。三是与藏族传统的宗教观念，祭祀仪式有关。巫师在举行传统的驱鬼和祛除其他不洁之物的仪式上， 总要对那些四处作祟的东西加以诅咒，然后，再将其从陆地、居所或心灵深处驱逐到水里。于是， 水里的鱼便成了这些不祥之物的宿主。西藏和涉藏地区很多地方的民众绝对不捕鱼、不食鱼。

   尹向东的另一短篇小说《草原》中，在贡玛草原工作了30年的汉族警察罗寅初，一直被草原上的人们用浓重的藏语强调叫他“洛彭措”，连他自己也“渐渐地忘掉了自己的本名”，“除了适应这名字，他还适应了许多”。一年后，他能和大家用藏语交流了。爱吃鱼的他，刚开始并不明白这里的小溪中为什么有大量的鱼，藏族人不吃鱼是洛彭措后来才知道的。

   “直到有一天，他想去弄点儿鱼，刚有这想法，就有牧民送了鱼来，他高兴坏了，拉住别人攀谈，当人面拿剪刀剖鱼，当那牧民看见被剖的鱼时，立即大张了嘴，惨叫一声满脸惶恐地跑掉了。这时，他才发觉事情有那么点儿不对劲，细细打听之后，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也明白了牧民给他送鱼时心里的那份沉重，眼里又潮潮的，满脑袋都是那牧民惊恐的表情，至此，他再也吃不下鱼了，无论去哪里，看见了盆里的鱼，那牧民的形象就在脑袋里挥之不去。”

   《鱼》的短篇小说，阿来也有两篇同名。其中一篇就是“我”的第一次钓鱼成了一种心理的历险，一场无声的战斗，对手是“我”内心世界中的两个自我。作者细腻地描述了一幕幕令人心悸的复杂心理感受。对食鱼的民族来说，野外垂钓或许是充满休闲意味的生活情趣，而对于“我”这个藏族人，则是一次心灵的冒险。小说的结尾处， 钓鱼的经历并没有使“我”获得什么愉悦感，而是在风雨过后的草滩上“痛痛快快地以别人无从知晓、连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方式痛哭了一场”。尹向东的还有一篇小说《牧场人物小辑》，“索”喜欢吃“新鲜牛血牛肉”，但种种事件的发生，让“索”最终吃出来了“负罪感”：

   “他不再想新鲜的牛血牛肉，现在他脑里成天想着看阿啧啧心痛的模样，那形象像与生俱来长在他的脑袋里，不由他不想，这个形象一出现，他就感觉头疼，最初那疼还不太明显，钝钝地隐隐地像整个大脑的背景，后来头越来越痛，整个脑袋像要爆裂，脑袋里有一万条虫子肆无忌惮地爬动着，无所不至。头疼的厉害时，索就紧咬了牙根去撞岩石，撞了左边撞右边，延缓那痛。头整整痛了两年时间，他也在岩石上撞了两年，两年后他的牙根都咬萎缩了，头两侧撞出两个高高的老趼，很明显地塑在那里，牧民们说真是报应，吃牛肉吃得这一世就轮回变牛了……”

   显然作者对生活现实有精微的观察，对民族文化心理有深刻体验。藏族当代优秀的短篇小说并不多，短篇小说的写作有它自身独有的艺术难度。核心是细节，而非情节，需要作者以细节来推动叙事。短的篇幅里，同样可以隐含广大的人生，探究生命的本相。果戈里的短篇小说《涅瓦大街》，通过涅瓦大街上沿街乞讨的乞丐、蓄着绅士短髯的男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衣衫褴褛央求路人的老婆婆……将彼得堡贵族官僚的虚伪生活描绘的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寥寥数字写活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尹向东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于以情节为主体的文本，而是总有一个好的故事横切面，短而有味，意犹未尽。《草原》里的洛彭措和索，一个警察和一个盗牛贼的故事；《牧场人物小辑》中“索”的故事，看似平平淡淡的从容叙述，却隐藏着难以掩饰的玄机。那些平凡甚至卑微视角下的人性瞬间，尤其对乡土伦理的细微描写，充满对生命世界混沌与清明的敏锐发现，对生命虚无和空洞真相的透视，写出了形而上的生死之间，人性的困境和对生命本质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