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河

  方言是一个人最隐秘的标识，或者可以说叫烙印或疤痕。

  任何人，只要他一张口，就能从他的发音、用词和语调上判断他生长在哪里，可能是什么职业，大致是什么学历，性格脾气如何等等。这些，可能当事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透露或者暴露，但是所有的秘密已经一览无余。除非那些特种行业的人才会对这个细节小心谨慎，严防谨守，以防漏出半点其它信息，比如特工、专业案犯。

  我是一个生活在离京城很远的平凡人，无论我如何包装掩饰，我与身俱来的一种土气总是在一个个防不胜防的地方露出马脚。只要我一张口，我的方言口音就会昭然若揭的告诉别人，这是个来自四川北部某个小山村的乡下人。我的口音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我是我们那个地方方言最忠实的布道者，不管我如何拧扭自己的喉咙，我的声音都抛却不了那股红苕和大蒜的气味，不管我在语言中加入多少成语典故或者华丽的词藻，都掩盖不了我卑微的出生。

  倒不是我这个口音有什么不好，也不是我的方言有多么晦涩，只要我成天呆在家里，呆在我居住的小城，我就永远不会觉得这样的口音方言有什么障碍。但是，只要我一离开这个居住地，远一些，或者再远一些，我就会发现，我的口音方言是架在别人面前的一条鸿沟。单单我浓厚的方言，就让对方如听天外来音，如果非得让我用操惯四川土话的喉咙发出北京普通话的声音，我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足以让对方一头雾水或者当作笑料来欣赏。我挖空心思的表达只能成为笑谈，我的意图也无需再来更多的说明，所以，我只有缄默。在更多的时候，我只能作为一个沉默者出现。在我看来，我能成为一个沉默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因为我从事的职业不必要说太多的话。我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光鲜锃亮，我可以尽可能多的运用些书面语言来掩饰方言上的缺陷，但是，我在交谈中的得到的与我在语言努力中付出的，是远远不对等的。在一个新的环境，我只要一张口，我就感觉已经天然的矮了一截，很少时间张嘴说话，有时一个简单的表述居然还会出错，于是，这种景遇一再让我变成了一个越发固执的缄默者。

  我的方言缺陷直接佐证了我受教育的程度，普通话没有学好是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良好的教育，因此我时常在自己的语言面前就败下阵来。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有一些操着纯正普通话的男女，他们的语音，似乎就是一个耀眼的光环，他们旁若无人的路过，路人都会侧目而视，目光中充满稀奇和羡慕。更为直接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普通话说得好的，自然而然就进入县电视台、县广播电台、县电信局，当上了白领，过着当地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所以，我居住的小县城虽然偏僻落后，但仍然有不少北方的男女在这里当着白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方言在我们听来，就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我们本地的不少女子，几乎练破喉咙，结果都被无情的拒之门外。淮南与淮北的如此细微差异，就会因此决定不少人的命运。这些因素，又怨谁呢？造物的不公，无可怨怼。北方的女子一落地，就注定她会在南方成为白天鹅，而南方的女子，注定会有一段灰姑娘的历程。仅在口音就有如此悬殊的落差，然而，在这个尘世间，还有许多远比口音更复杂和关键的差异，在生命一落地就已经注定。

  我的方言对于我，只是不常有的一点点尴尬，然而，我的那些同村的伙伴和乡邻就远不止如此了。其实，我一直惦念着我的那些远在异乡的邻居和伙伴。他们与我一样，操着满口浓烈的方言，混迹于北京、深圳、天津、上海，他们比我更容易感受到方言带来的刺痛。在一个个满是普通话或者粤语的街头、车间、厅堂，突然冒出一声土得掉渣的异域的方言，我想，这绝对是一种被尴尬或者窃笑掩藏着的自卑或者歧视。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老乡亲就在这样的话语大潮中屡受伤害并苟且偷生。

  每年春节，外出的男女老少大都回村了，他们终于可以回家缓口气了，可以自由的说说家乡的方言土语，可以解放一下被城市压抑的舌头，不必再硬着喉咙卷着舌头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在城市，我的兄弟们连说话的权力都被无形的制约，在南方或者北方，我的兄弟姐妹们成为机器的同一类。我们这个县的青年在广东等地多有作恶，传说成立了不少帮派，劫富济贫，以致不少当地人一听到我们这个方言口音，都会提高警惕，冷眼相对。是方言出卖了我更多善良的兄弟姐妹，他们要想轻松的寻找到一个看门或者进厂的职业，都比别的地方的打工者要难许多。当然，这也刺激了我们的伙伴们自觉学习别的方言的热情。

  年复一年，有许多新鲜的词语和异域的方言被带回村子发芽生长，卷舌头的普通话，粗壮的广东话，娘娘腔的上海话，每年春节前后的乡村就变成了一个各地方言汇集的大超市，大家都交换着各地的方言，对比练习，交换得最多的是“我爱你”“您好”“谢谢”“多少钱”这些日常用语和最脏的骂人的话。一个春节下来，连村里不少小孩都能用三五种方言流利的骂人。年青的兄弟们为了免遭莫名的伤害，都在尽力的适应城市的声音，都艰难地扭曲着声带，练习一些不明就里的发音，很短时间内就能操一口当地的方言，入乡随俗，再也不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或者出生。就这样，他们迅速的隐匿于异乡，游刃在一个异样语音的城市，谋求最多的钞票和最大的快乐。

  早年，乡村学校里全是用四川土话教普通话发音的老师，全村没有一个学生能用拼音拼出正确的汉字读音，乡间还流传着不少经典的笑话，其中一个是关于“风”的。“风”这个字的拼音是feng，在乡村教师口中流出来就是这样的拼读：“f——eng——feng——fong”，在我们的方言中，eng是发ong的音，但是在中国的字典中根本没有fong这个读音的字。所以，从小，我们的教师就在试图把我们培养成外星人，所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地球上难以落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些小小的发音差异，不但难为着当年的教师，而且还深深的难为了一辈辈从山里出来的孩子们，为了这些简单音节的转换，他们不得不经受许多白眼和耻笑，不得不一再解释自己所说的那个词语。就是这些与生俱来的一个个异样的发音，让我的兄弟姐妹倍受冷落，屡遭歧视。

  我知道，在云南贵州、内蒙新疆，有不少男男女女从乡村走出来，如同洗去脚上的泥垢一样，尽力清洗着口里的方言，操着日渐成熟的普通话融入城市纷繁的人流，除非检查身份证，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弄清这些普通的人的个人信息了。如果在制贬假证者那里弄到了一个假身份证，那这些人如果不主动坦白，基本就就无法辨认谁是谁了。难怪我不少的兄弟姐妹进入城市后，许多都不知所终，就像他们清洗家乡的方言一样，城市也把这些外来者轻松的清洗了，无迹可寻。城市那么大，在哪里寻找一个不说方言的兄弟? 城市那么大，在哪里寻找一个听得懂我方言的姐妹？我出差到过一些城市，不时会遇上操着普通话或者当地方言的陌生人，可是在熟识之后，他们无不开心的用家乡方言说说笑笑，原来都是同一方水土养大的蒲公英，后来东飘西荡，四海为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钻进异乡方言的甲壳，寻求更多的一点庇护，避免成为异物被排斥在外。

  同村的那些成年男女，舌头基本定型，扭转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再也经受不起方言带来的打击，只得在城市里寻找能说方言的同乡，在外没扛了久，就回家守着方言味道的山山水水，不再外出。年轻的男女则全都操着几种方言，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走走停停，或者成家或者远嫁，方言都变成了回忆时的幸福时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则成为每天的必需。这一代人，成为语言的杂食动物，消化着各型的方言土语。然而，那些打工仔二代呢？进城者二代呢？他们随打工的父母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不能进公办的学校，不能拥有当地的户口，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在高昂的借读费的中介下进入三流的公办学校，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远的家乡，他们可能还从未回过一次，他们完全不清楚自己家乡的模样，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方言，他们生活在各型方言糅合的母语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口音便成了滋养他们的唯一方言，这些更加混杂的口音将伴随他们一生起起落落，将让他们的人生更加难以理出头绪。

  除了打工者之外，还有不少通过各种方式进城的男男女女，他们慢慢将方言抛在了脑后，融入另一种方言。然后他们的孩子，几乎没有再懂父母方言的了，遗失了方言，还有什么能证明你是土著？还有什么能连起你对血脉源头的思念？

  在来来回回的人流中，方言的持有者在一天天减少，方言的回应者也在一天天消失，当我们都已经老去的时候，谁还能用方言与我们交谈？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还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家乡话？

  方言，在我的兄弟姐妹们进城前成为无法消除的阻碍，当我的兄弟姐妹们把方言一一清洗干净后，回到家乡已经完全成为陌生人。方言，在我的兄弟姐妹们成为人父人母后，则成为我们的后代难以消化的硬核。方言在消失，我们的生命记忆也在慢慢割裂。远方的家乡，还要多久，我们就会将你完全遗失？

  终有一天，我们的方言将会变得混杂不清，然后慢慢消失。城市没有了方言，乡村没有了方言，我们的世界将是多么单调和无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雷同，从肉体到灵魂，声音从到思维，这样的世界，活着还有多少味道？

  我居住在我的小城，仍固执地使用着我浓厚的方言，穿行在陌生的街头，我也用方言寻找着失落在异乡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