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

   在当代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中，意西泽仁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在陈思广所主编的《阿来研究》第1—9辑中，虽然有文章提到意西泽仁，但是还没见到有关他的专题研究论文，其它学术期刊上研究他的论文也不多，只有王康等人的几篇，总的来说，意西泽仁的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意西泽仁不仅创作出版了《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极地》和《巴尔干情思》等中短篇小说集，而且还获得过郭沫若文学奖，其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日、法等多种文字，因而值得关注，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笔者在阅读了意西泽仁的中短篇小说之后，觉得他的小说在叙事上具有探索精神，形成了他的特色。

   叁

   反复在文学作品常常出现，但是大多是作为一种修辞格运用的。然而，在一些小说家那里，反复被改造成了叙事方式。意西泽仁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作了有益的探索。短篇小说《雪花》所采用的就是反复叙事。小说中不仅多次出现“该回来了，她想。”这一短小的段落，而且还反复出现了这样的一段描写：

   她想起她小时候，曾经问过她的阿妈，天上为什么会掉下雪花来？阿妈说天上有一个纺羊毛的阿婆，雪花就是这个阿婆掉下来的羊毛渣渣。她不懂羊毛渣渣为什么能变成雪花，她问阿妈，阿妈说阿妈的阿妈没有说。

   这是小说中的一位母亲（“她”）的回忆。在她还是儿童的时候，她曾经这样问过她的母亲。不过，小说在后面的叙述中将这段反复的内容略加改造。因为后面的反复则是她在回想她的大儿子、小儿子和女儿先后向她提出的同样的问题以及她所给予的同样的回答。在这样的反复中，小说还穿插了七八则电视广告以及最后的电视播报结束语“现在预告明天的电视节目”，暗示着夜晚时间的漫长。通过这种反复叙事和电视广告的插入，小说叙述了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孩子们长大后外出工作给她留下的凄凉。在这个雪花纷飞的夜晚，这位年老的母亲非常孤独，尽管电视机开着，但是她无心观看电视节目，由于儿女不在身边，她只能靠喃喃自语和回忆来表达对儿女的急切的思念和企盼。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位老母亲没有等来自己的子女，在孤寂中“走进无处不是雪花的世界里了”，而且现实中的雪花并不是传说中的可以带来温暖的“羊毛渣渣”。当然，小说中的母亲对于儿女长大后离开自己还是比较理解的，但是随着年老体弱，尽管身边有了电视，可以缓解心头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对于儿女的思念却不可遏制地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刻，她仿佛与整个世界阻隔了。小说中的反复叙事就像音乐中的主旋律一样在不断回响中强化和深入读者的心灵。《依姆琼琼》中多次出现“风啸着，雪砸着……”的段落，也在数次反复之中展开叙事，就像歌曲一样，一段又一段反复，回环往复，将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与此想类似的还有《草滩上燃起干牛粪》，文本中多次出现“蓝蓝的眼睛”“幽幽的眼睛”以及与此相近或相似的“蓝蓝的光亮”“幽幽的光亮”和“夜，静悄悄的”“夜，黑漆漆的”，赋予了小说叙事的音乐性。

   肆

   原》的高原虽然拥有一半藏族血统，但是由于是在成都长大的，所以对藏族文化非常陌生，在与达娃的接触和交往中产生了不少误会。他刚见到达娃时由于不会讲藏话而使达娃对他的藏族人身份产生了怀疑。后来在拍照问题上，达娃对高原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一是高原没有利用珍贵的胶卷给达娃拍摄人像照；一是高原从艺术出发拍了妇女哺乳的照片。同时，高原的几个梦恰恰显示出他对自己隔膜于藏文化的焦虑。不过，高原在达娃的帮助下，最终还是融入到藏文化当中。《想不到的事情》中的李革在去桑塔草原的路上连骑马都不会。而骑马是草原上藏族牧民最基本的技能，而李革“上不来马也下不来马”。老牧民见了十分怜惜，不由发出感慨：“菩萨啦，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就饶恕她前世造的孽吧！”到了后来，李革“在这里找到了她的事业”，汉藏之间的文化阻隔消失了，她早已将自己融入到当地。《依姆琼琼》中的藏族小姑娘基本生活在传统而落后的生活之中，但是由于她进过县城，所以她深怀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憧憬，而这同时还意味着她要将自己的生活纳入汉族文化。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不仅与贫困相关，而且还有许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一支无字的歌》中的杨部长看到了格芭阿婆灌血肠感到很“惊讶”，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这里的牧民还常常在拣了牛粪后只用牛毛擦擦手就去揉糌粑，同样令人摇头。当然，对于格芭阿婆在她的狗被杀后“唱悲歌”，杨部长也不理解，怀疑她是“疯”了。正是在这些琐碎的日常叙事中，不同的文化的阻隔、误解、碰撞与融汇得到了展现。因而，这就赋予了意西泽仁小说创作的跨文化的意味。

   与此同时，正是在日常叙事中，藏族人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宏大叙事往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群体特性，而日常叙事则在细微的生活展现中凸显一个民族个体的特性。《月光照在帐篷上》写了夫妻俩的一场误会。驮牛人回来。妻子因闻到香皂的味道便怀疑丈夫在外与其他女人好上了。其实，这是驮牛人遇到了麻烦中的驮书的王老师，便主动帮忙，随后便在要求下使用香皂洗了手。事情虽为日常事务，但是却显示出藏族女人的敏感和驮牛人的热情主地地帮助他人。《没有色彩的线条》中的失去双腿的老人以其微薄之力抓干草皮给“没有色彩的线条”补上草皮，恢复其充满生机的绿色。老人的行为显示出藏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特性。更可贵的是，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孙女继承了他的工作，坚持给那条线补上色彩。

   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也因社会环境的宽松与自由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作家们也都具有探索精神。作为藏族作家的意西泽仁虽身处比较偏远的甘孜州，却也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投入到小说创作中来，不过他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当汉族作家纷纷走向元小说叙事，营造叙事迷宫时，与之相应的语言实验，当许多作家入迷于意识流、超现实、荒诞和魔幻等叙事方式时，意西泽仁则在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中，结合藏文化资源，不断摸索前行，从而使他的小说叙事既具有民族文化色彩，又与时代相契合。因而，他在小说叙事方面的探索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就我所阅读的意泽西仁的小说来说，作家所叙述的以新时期（有时也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藏族生活（珠惹山桑塔草原）为主。从小说所书写的时代来看，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包括涉藏地区在内，进入历史巨变时期，因而从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来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乃至“文化寻根文学”，大多对现实历史展开宏大叙事。我读了意泽西仁的小说，注意到他着力于日常生活叙事，而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则淡化为浅浅的背景，似乎只起到提醒的作用，让我们知道小说的故事存在的时代。《变形镜头》所写的事件很小，小说中的“我”被安排下乡拍摄宣传照片。小说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所写的是“我”在忙乱中忘记了带胶卷，在扎西部长的帮助下问题得到了解决；小说的后半部分则叙述了“我”到红旗公社下属的几个大队拍宣传照。虽然拍宣传照可能是那个时代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件事本身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又往往是忽略不计的，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许许多多事件，不仅涉及的人不多，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琐事，对于当事人来说则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我”忘了带胶卷下乡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件简直天塌的事情，他因不能完成拍摄任务而可能受到处罚，然而且不说这对于国家，就是对于他所在的县，乃至对于他所到的红旗公社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意西泽仁的小说中的发生在桑塔草原的许多事情也是如此，就像赶着驮着干牛粪进城换钱要买回盐巴和茶叶的依姆琼琼，她在暴风雪中的遭遇对于她来说是性命攸关之事，而且她的此番经历在整个草原上绝不会是个案。同时，外界的政治风暴到了草原上即使没有掀起冲天大浪，却也如严冬的啸风从缝隙钻进帐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在《变形镜头》中，上面的领导为了宣传需要安排补拍牧民冲进冰河救羊群的镜头，要求牧民们重演当时的情景。这在领导们来说或许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于牧民而言则是十分荒唐的。因而，在意西泽仁的小说中，在日常叙事之中悄悄地点出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而将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作为背景呈现在小说中。固然，这个背景仅仅轻轻一点而已，但是草原上那种日常生活就不在单纯地作为日常生活而存在，而是以特别的方式融入了现代历史。《野牛》中出现的“戴红箍”的人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是熟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的人们都很清楚，他们是那个时代政治的表征。他们出现在桑塔草原上表明国家宏大叙事已经渗透进远离中心的偏远地区。《想不到的事情》的主人公李革，原名叫李玫，之所以作了这样的改名，是因为在“戴红箍大串联”时她原来的名字被认为“味儿不正，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要求她“最好早点采取革命行动”。小说虽然没有交代故事所发生的时代，但是读者从“戴红箍大串联”和改名的举动及其理由可以看出来。虽然小说叙述的是李革（玫）由不安心在草原工作到喜欢上大草原的过程，仍然属于日常生活叙事，但是这一背景的插入，却使故事的意义更加深长。《依姆琼琼》中那个小女孩之所以冒雪赶着牦牛进城卖干牛粪，就因为她的家庭十分贫困，而造成的原因就在于“武斗的枪炮声和学大寨的口号声”。正是由于生活在那个时代，她到了12岁都没能“穿过一件花布衬衫”，“还没有穿过一双胶鞋”，只“舔”过工作组叔叔送的水果糖，连一本小人书都没有买过。小说叙述的虽然是这个小女孩及其一家的生活艰难，却隐隐道出了当时政治对普通藏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

    意西泽仁通过日常叙事表现藏汉文化、传统现代文化之间的撞击和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性质的文化交流有时是在宏大叙事中完成的，比如江村罗布的《祭语风中》就是将藏族人的宗教信仰置于半个多世纪的西藏地区时代与历史的变迁的宏大叙事中展开的。阿来的《蘑菇圈》《岷江柏》和《三个虫草》以及《云中记》则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叙述了涉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解体。其实，异质文化有时在日常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润物细无声地由陌生和隔膜逐渐走向融合。《梦中的草原》的高原虽然拥有一半藏族血统，但是由于是在成都长大的，所以对藏族文化非常陌生，在与达娃的接触和交往中产生了不少误会。他刚见到达娃时由于不会讲藏话而使达娃对他的藏族人身份产生了怀疑。后来在拍照问题上，达娃对高原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一是高原没有利用珍贵的胶卷给达娃拍摄人像照；一是高原从艺术出发拍了妇女哺乳的照片。同时，高原的几个梦恰恰显示出他对自己隔膜于藏族文化的焦虑。不过，高原在达娃的帮助下，最终还是融入到藏族文化当中。《想不到的事情》中的李革在去桑塔草原的路上连骑马都不会。而骑马是草原上藏族牧民最基本的技能，而李革“上不来马也下不来马”。老牧民见了十分怜惜，不由发出感慨：“菩萨啦，可怜可怜这个女孩子，就饶恕她前世造的孽吧！”到了后来，李革“在这里找到了她的事业”，汉藏之间的文化阻隔消失了，她早已将自己融入到藏民当中。《依姆琼琼》中的藏族小姑娘基本生活在传统而落后的生活之中，但是由于她进过县城，所以她深怀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憧憬，而这同时还意味着她要将自己的生活纳入汉族文化。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不仅与贫困相关，而且还有许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一支无字的歌》中的杨部长看到了格芭阿婆灌血肠感到很“惊讶”，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这里的牧民还常常在拣了牛粪后只用牛毛擦擦手就去揉糌粑，同样令人摇头。当然，对于格芭阿婆在她的狗被杀后“唱悲歌”，杨部长也不理解，怀疑她是“疯”了。正是在这些琐碎的日常叙事中，不同的文化的阻隔、误解、碰撞与融汇得到了展现。因而，这就赋予了意西泽仁小说创作的跨文化的意味。

      与此同时，正是在日常叙事中，藏人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宏大叙事往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群体特性，而日常叙事则在细微的生活展现中凸显一个民族个体的特性。《月光照在帐篷上》写了夫妻俩的一场误会。驮牛人回来。妻子因闻到香皂的味道便怀疑丈夫在外与其他女人好上了。其实，这是驮牛人遇到了麻烦中的驮书的王老师，便主动帮忙，随后便在要求下使用香皂洗了手。事情虽为日常事务，但是却显示出藏族女人的敏感和驮牛人的热情主地地帮助他人。《没有色彩的线条》中的失去双腿的老人以其微薄之力抓干草皮给“没有色彩的线条”补上草皮，恢复其充满生机的绿色。老人的行为显示出藏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特性。更可贵的是，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孙女继承了他的工作，坚持给那条线补上色彩。

      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也因社会环境的宽松与自由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作家们也都具有探索精神。作为藏族作家的意西泽仁虽身处比较偏远的甘孜州，却也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投入到小说创作中来，不过他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当汉族作家纷纷走向元小说叙事，营造叙事迷宫时，与之相应的语言实验，当许多作家入迷于意识流、超现实、荒诞和魔幻等叙事方式时，意西泽仁则在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中，结合藏族文化资源，不断摸索前行，从而使他的小说叙事既具有民族文化色彩，又与时代相契合。因而，他在小说叙事方面的探索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