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定七箭”的乡土小说为例（上）

◎魏宏欢

近年来，康巴作家群为国内文坛奉献了不少佳作。作为一个以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创作群体，像意西泽仁、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高旭帆、雍措等，围绕康巴的一切，建构出了一个别致的“本土世界”，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经验。毋庸置疑，在他们出生的这片土地，在他们这片热忱的土地，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自他们一出生便浸润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也竭力汲取着其中丰厚的文化资源，并使之成为他们创作中用之不竭的灵感。因此，受到地方文化熏陶的他们，选择以本土民俗文化为积淀，以康巴风貌、历史传说、地方文化记忆为蓝本成为必然。无论是辽阔的草原、神圣的雪山、奔驰的骏马等自然景观，还是神秘的宗教体验，往往都带有特定的民俗寓意，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味，传递藏族的生活信念，使之成为当代小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乡的记忆——物态象征的生活空间

无论身处何方，每个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感的确立，往往基于个体的深层感受，常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总是会“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康定七箭生于康定、长于康定，于他们而言，这片土地是其他地方都不能替代的存在。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故乡，也是他们创作的源头。故乡，为作家，特别是描写故乡经验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了故乡的人们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在这个系物桩上，联系着的正是作家生活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恰恰是民俗、宗教产生及存在的空间条件，任何民俗文化、宗教信仰都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要真正解读他们的小说，必须透过文本中具有鲜明特征的生活空间，展望作家记忆中的故乡——原乡。

格绒追美说：“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在故乡母亲那里，不仅获得了生命，得到了故乡山水、精神的滋养，还因此获得了灵魂和信仰的如意之宝。”将故乡融入生命的尝试，使得作家们将传说和神话中的每一个事件与自然界中一些不变的方面——岩石、小山和山脉，甚至树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我依怙的村庄，有金沙江支流的定曲河滋养，闭锁于巍峨雪域的几瓣褶皱山系间。定崩桑是故乡河谷的神山，也是最高的山峰。它披着青褐色的岩石袈裟，衣服微微向东南方向躬身的姿势。传说，这是因为格萨尔王为雪域大地分配财宝时，定崩桑迟到了。除了这座大神山外，小小的神山、居于其间的山神、精灵不计其数。”不言而喻，所有的内容都直指或意指作家们的故乡的雪山、草原、村庄等自然景观。所以，在作家们心里，康巴的风俗、风情、风景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了，在他们的文字中会不自觉地播散出他们的乡恋情结。达真说：“我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甘孜州，生物界将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康巴藏族数千年就生活在海拔3000米至4000米的禁区上。在不通公路的年代，只要你踏上这片土地，就不难发现，康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变幻莫测、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极度恐慌和无助，手中的转经筒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希望。”康巴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它寓示着生活在高原“禁区”里的藏族人们，时刻体验着生存的艰辛。他们凭借着长期的游牧和典型的农耕方式，与残酷的自然争夺生存空间。他们创造出的民族文化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康巴地区的作家们，充分借用了生活世界里感受到、体验到的藏族民间的传统文化，确保了有关原乡的一切在小说创作中对故乡回忆的复刻。这种复刻多以民俗事象展开。以藏族服饰为例。在达真的《康巴》里，锅庄女主人阿佳穿“一套阴丹蓝藏装，藏装里面是洗得雪白的衬衫，腰间系着红、黄、蓝相间的围裙。”尹向东的《风马》里，江芳迎娶妻子央金，“那天她穿着红色藏装，身上缀满黑白相间的九眼石、黄色蜜蜡、红色珊瑚，以及黄金、白银镶嵌的腰带。头上扎满小辫，配着小颗的红珊瑚珠。”民族服饰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它具有装饰作用，也用于区别于其他民族，直指某个民族、某个地方的人。藏族服饰正是该民族群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标志之一。再以藏族锅庄为例，锅庄，是藏商、汉商赊购批销茶、酥油、糌粑、康盐、奶饼等物品的场所，也接待一些客商、驮脚娃住宿，提供清茶和糌粑等藏族传统食物。它作为康定汉藏商贸交往的重要场所，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场所，也是集藏族建筑、饮食等为一体的藏文化载体。在达真的《康巴》里，“随着汉藏茶马互市的日渐兴旺驿站逐渐成为兼职贸易的锅庄。康定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锅庄，构成了支撑云登家族的巨大基石，正如马帮口中唱出的：‘金子一样的打箭炉，当地独一无二的锅庄是土司的腰和腿……’”在尹向东《风马》里，仁泽民和仁立民初到康定，被王怀君骗走了马，便在锅庄和商铺乞讨，后来被罗家锅庄收留，此后便在罗家锅庄干活。“外面院子大部分房里都堆着码放整齐的茶条，四个缝茶工人坐在檐下，正埋头将茶叶缝进牛皮里。里面的院里，一些穿藏装的驮脚娃混合几个穿长衫的人，正在谈生意。”年纪大的仁泽民在锅庄帮忙，要么是帮来锅庄的藏人商贩卸货，要么是帮锅庄里将赶赴远方的人们给马上驮子。年小的仁立民就替锅庄客户的牛、马喂草料。私奔后回到康定的仁立民，去了汪家锅庄当缝茶工人，继续生活。在这特定的场所，可以集中展现藏族日常生活空间的一角，唤醒作者的族群记忆，让读者见证并触碰到藏族文化的一角。在康定七箭的小说中，对特定的服饰和生活场所的描写是具有共性的，它们是展示藏族文化的两条小说。作家们笔下发生在康巴历史变迁中的故乡故事，无论是对物质民俗的描绘，还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缅怀，都被作家以一种自如的创作状态还原了，构成小说独特的文化景观。

故乡神话——宗教情怀的神圣世界

通常来说，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空间的表征，所以，特定的空间与特定的文化之间是有着“血脉关系”的。任一民族的文化、信仰在这一民族生活着的空间里都是可寻的。四川省甘孜州作为我国藏族主要聚居地，为苯教流传盛行之地，也是藏传佛教后弘之“下路弘法”的发祥地。就连在卫藏不被接受的“觉囊派”，因政治历史因素而传播至此的东巴教、基督教（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在此立足、发展。“康仁信奉佛教，久而益虔，万众身心，全系于此，盖其人省乐于出世，文化基为五明。”“西康教育普遍成为佛教教育，文化为五明文化，人生为出世人生；普通民众有好善恶恶，勤苦耐劳，寡欲知足之美德；优秀分子多具深广智慧、博大胸襟与峻洁行为，故虽地带荒寒而社会极为安定，推本寻源，实在于此。”在所有类型的群体中，他们都会通过某种适当且有意义的形式将深信不疑的价值观表达出来。

于藏族而言，宗教等同于一种信仰民俗，“它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不仅体现在宗教观念和情感上，还体现在宗教活动的‘表演’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乡土世界里的每一个人。”对藏民来说，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于宗教生活的。作家念及自身与更广泛现实世界的关联，常常在日常叙事中融入宗教话语，让日常按照宗教的逻辑展开。

对大多数藏民的情感，通常来说，首先指向佛、神灵，然后才是人，所以在他们的生活认知里，处处是佛、神、圣的显现。也因此，在藏族作家的小说中，宗教的神圣与人世的世俗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交融的状态，互为表里的二者共同促成了藏族文化景观的构建。简言之，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体现在意识、精神的维度，必然会干预人的社会生活，具象在世俗的神话、仪式与禁忌、节日、庆典等。比如，达真在《康巴》里宗教人物的塑造，“格勒活佛从五谷盒中不时地撮起五谷抛向空中，口里念念有词地用他厚实的左手向云登的家人一一摸顶。”“阿旺活佛坐北朝南，僧众在他的左右一字排开，活佛闭上双眼，摇响铜铃后诵经声开始，伴随着是蟒号和钹、鼓的吹奏和敲击声，事先由意西涅巴安排好的桑烟开始飘起……”活佛、喇嘛在藏族小说中是典型的宗教人物，他们的身份介于神与平凡人之间，行事完全以教理为指导，对尘世的见解富有哲理，往往成为世俗正义的代言者。在达真的小说《康巴》里，昌旺土司与浪波土司之间的边界纠纷事件，因“神”的介入得到解决。绒巴作为土司的继承人，代表着世俗权威，当他找不到最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地方土司的领土争夺问题时，就选择了“天断”。这种划分领土的方式，将事情发生的结果归结为天的旨意，人的命运、部落的命运因而主动交给了一只“受戒”的大公鸡。这看似荒诞的仪式，却因为戒律对动物的洗礼赋予公鸡神性的色彩，活佛的在场与指导，加强了天断的仪式感，使得整件事笼罩在宗教文化之中，足见世俗权威在宗教面前的退让。

当宗教被作家放置在民众琐碎的日常里，日常中的一切都有了一种泛神论意义上的宗教感。这在藏民家中的经堂尤为突出。这个放置着菩萨神像、佛教经典的房间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空间的范畴。在这个空间里，家庭成员往往还会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或是祈求神灵护佑，或是悼念生命……于是，这个地方成为了日常生活里宗教信念集中的显现，进而获得了一定的主体性意义，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在达真《康巴》中，云登格龙土司家设有经堂，他每日都会去的就是经堂，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也都会去经堂求得心灵安慰及菩萨庇佑。郑云龙也在家设了经堂，锅庄女主人白阿佳的后院也设有经堂，他们都会去经堂添灯敬香、诵经祈福。尹向东《风马》中土司家最重要的地方也是经堂，日月土司睡在经堂，他的儿子江升担心他，除了学习时间，都在经堂替他祈祷。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雅格的老喇嘛也睡在经堂。经堂作为藏族信仰的物质空间，被视为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与神灵联结的地方，承载了家庭宗教活动的功能。因为信仰的力量，让他们的心灵在经堂得到抚慰、得到安宁。从这些世俗向神圣靠拢的行为，透露了康巴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当地人的生活。离开了这些具有信仰的心理、行为描写，康巴便也消逝了。

抽象的意识与隐蔽的心理，源自民间、民俗、日常之中。透过个体生命的活动与地域、民族联系在一起、融合于一体的表述方式，形成了作家们特有的一种文学表达。因此，当他们书写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故事时，佛教文化就自然地像盐溶于水一样，溶于小说创作中。当宗教的“神性”注入文学文本中，就被贴上了形而上的标签，文本也发出了“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其实质是在将生活中实在的佛教文化通过文学的想象引渡到小说文本中，唤起自己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认知或认同，在标识异质文化的同时，加深小说的空间魅力、艺术感染力、文化穿透力，彰显这片地域文化的丰饶神奇和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