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定七箭”的乡土小说为例（下）

◎魏宏欢

边界书写——民族作家的寻根之旅

康定七箭是生活在涉藏地区且主动选择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他们在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的同时，还面临着汉族文化的“包围”与汉族语言的影响。

语言，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切换，寓示着作家本人在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里切换。在汉语和藏语之间自在穿梭的作家们，将两种语言有机混合后，赋予了汉语新的审美向度。民间口头文学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母语思维。从藏语民间歌谣、民间谚语这类民间文学为素材库，摘取并译为汉语，继而展开描述，这种转写的方式，必然要对藏语本身的语素、语法进行解构，之后再重构。这种从内部的改造，将藏语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融入了汉语当中，使之呈现一种奇特的美感。这在作家小说文本中由汉语书写的藏族方言、歌谣最为生动。比如：在达真的小说《康巴》《命定》，作家在人物对话中特别引入“哦呀——好的”一词，营造出藏语沟通的氛围。另外，还有一些描述或者指向事件的方言在文中多处出现，撒拉如己——吃够了的，打狗——帐篷幽会，龙达——敬神的经文纸片等。在《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作者格绒追美在汉语书写中加入了不少康方言，如人物关系的称谓，阿斯——阿婆、阿觉——父亲、布超布姆——年龄相仿的人。除了藏方言，不少作品里还嵌入了歌谣，一面服务于文化景观，且使藏民人物形象立体化，人物性格更为丰满，比如在尹向东的《风马》里有对藏族民歌《溜溜调》的借用，弟弟仁立民与卓嘎私奔七天，回康定途中与中年夫妇喝酒吃肉，两夫妇趁着酒兴对唱起了《溜溜调》：“叫声情妹我的肝，没有把你忘一天……”一面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例如达真《命定》在上部“故乡”里出现了歌谣，“白云飘蓝天，风儿挡不了，水往低处流，横桥挡不了，姑娘要出嫁，母泪挡不了。”这暗喻了贡布与杜吉为得到雍金玛的爱情故事。

同时，在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故事和谚语歌谣等民间叙事体裁中，有大量的比喻与象征。小说中汉语形象化的描述，则继承了民间叙事各类体裁表达的形象化思维模式。如：绒巴夫人对白色的憧憬，“那是神山在同云朵交谈，是白色和白色的交谈。”以及郑云龙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一阵冷风使郑云龙想起了从太德寺飞出的那只鸟，他想：‘在浓烟蔽日枪林弹雨中飞出的鸟儿不就是一只涅槃的凤凰吗？也许飞出就是种重生，此时此刻我不就是从巴安的战火中飞出的鸟儿吗？也许是天威赐我的一种解脱。’”可见，作家们跨语际的书写行为，将作品一脚站在汉语世界，一脚站在本民族文化里。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要求去本土化，也就是放弃少数民族语言去运用汉语进行书写；另一方面基于对本土的书写，通过文化诉求、思维逻辑、语言表达，再次回归到本土化的书写。同是藏族作家进行汉语书写的阿来谈及此，说道：“藏语变成汉语，汉语对话必然隐含藏语的思维模式。”

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出的“场域”的概念，即场域指的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以关系系统彰显在事物或者社会体制中。活跃在四川省甘孜州这片土地上的作家们处于边地，这个场域有几层含义：一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远离藏族文化中心西藏；二是藏族族群“偏安”于西南，藏族族群也处于相对的“边缘”；三是虽同为汉语的语言书写形式，却区别于主流的汉地文学。在他们跨语际的边界写作中，建构和导入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就是他们建构一个有着藏族本土意味的空间，具体体现为民俗“镜像”。在这个镜像符号中，小说所描述的乡土经验和风土人情，都是作家本人自我体验地有意识呈现。

不置可否，他们使用汉语写作，保留藏族思维模式，是对本土性文学的维护；他们的边界书写，对地域文化极尽可能的刻画，更是他们确立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积极的文学实践。这既是他们的小说异质性发生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意西泽仁是四川康巴地区老一辈藏族作家，出生于四川甘孜州，幼年、青年的生活及工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成名后的他，也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甘孜州。故乡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他的《大雁落脚的地方》（新中国后藏族作家创作并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和《松耳石项链》《巴尔干情思》《康定通话》作品中，都能看到鲜活的藏民生活，就像身临其境一样，走入草原，看见了蓝天下一望无垠的牧场和地平线上散落的帐篷、牛羊。他的小说集笔下的人物，都是小人物，凝结着“游牧民族的人道主义”。康巴藏族的善良与朴实，都浓缩在他们对生活环境的宽容，对生命的信念，对未来的企盼。虽然《松耳石项链》是一部非纯粹描述涉藏地区乡土经验的小说，但是对在牧区与都市间游荡的主人公而言，一串有着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松耳石项链，可以帮助自己确认自己的归属，依然可见，作者有意识地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的他对本民族血脉文化的体认。另一位以忠于生活为创作原则的作家高旭帆，先后发表了《山吼》系列、《八公》、《古老的谋杀》、《三月的阳光》等作品。这些作品多集中在崩岭山这个地方，通过对崩岭山自然环境进行描写，还原现实中的康定与泸定沿大渡河谷山地，烘托当地人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用乡言乡情塑造出了一个个山民性格的典型人物；深入到具有象征性的当地民俗，“使它能在历史文化高层面上更深刻地、更完整地把握和反映生活，使小说获得历史感”。

当代藏族作家们“汉语书写”和“边界书写”，无疑都包含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他们被困于民族血缘中，双重的文化身份导致他们陷入了自我认知的精神危机中，模糊的身份边界使得他们在寻找“原乡”“家园”的精神还乡之路上变得含混。就他们的藏族身份而言，包含了多重认同。首先是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其次是文化族群的认同。与此同时，作家个人（主体）在汉藏文化的夹缝中，在自主选择前提下，对自我身份的期许、接受与认同是第三重认同。不同的文化土壤对人的浸染，会使得作家的个人化的表述，特别是在他们创作叙事中对人物文化身份设定的“动态性”上，透露出他们对身份的困惑，比如小说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化圈游弋，寻找、建立“原乡”的行为与心理。尹向东的《风马》，讲述了两兄弟仁真多吉、仁真翁坤为躲避仇杀，被迫离开草原，在康定生活的故事。康定是一个多元文化圈，对以语言来识别人的地区而言，不同村寨/部落之间的方言多少都有些差异，哥俩初入康定，被取的汉名，是典型的“异乡人”烙印。由此，藏名的被迫舍弃和汉名的绑缚，使得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康定对于两兄弟而言，初入时是“远乡”，扎下根来变成了“家乡”。兄弟在康定生活，哥哥老实做工，弟弟不安于世，与人私奔。待弟弟回到康定后，哥哥为找弟弟已经离开了康定。两兄弟再会时，一眼识别出对方，异口同声叫的都是对方的藏名，他们的性格也发生了相反的转变。随着年月的增长，生命经验的积累，专属于他们的藏名越来越模糊，复仇的力量与信念慢慢流失，熟悉的草原记忆不断地成为陌生的族群文化异质，到后来，两兄弟只是康定的仁立民和仁立泽。这些转变都在暗示，潜在的族群认同和自我确认的艰难。最后，哥哥仁立泽被诬陷，继而被枪决。弟弟仁立民酒醒后发现，与妻子青措刚建好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并不是梦。房屋本身，除了遮风避雨的实用功能，更深层指的是“家”，含有“落地生根”的寓意。因为有家的地方，才能落地生根。两兄弟失去家园，来到远乡，却在历史和命运的裹挟中，失去生命，也再一次失去“家”。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各民族间的个性和差异，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康定这个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地方，“边缘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需求越强，随之而来的身份困惑的焦虑与危机感越来越普遍。虽然他者文化范畴包括大民族下部落之间的差异，但只要当边缘人不被他者文化接纳和认可，就将加深个体的孤寂感。因此，融入、流浪与寻根，就成为他们不得不做的选择。

在历史的浪潮里，四川甘孜不再是固定的模样，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原始”状态。在工业化的参与下，出生、成长在高原土地上的作家们，接受的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哺育。达真的《康巴》讲述了在土司权力逐渐被消解的情势下，以三个家族的兴衰为主要内容，将康巴百年的历史跃然纸上。其中穿插的历史事件，宗教发展的汇聚史，以及包罗万象的自然风物和乡风民俗及人生百态，虽然是作家对民族认识的“主观想象历史”，但是作家本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民族认同下深切的民族情感却是不容忽视的。寻根，是作家们对故乡文化深情地回望，能够帮助作家们在汉藏文化交叠的现状里观望“原乡”，确认滋养他们创作的本土文化，继而唤起他们心底的民族自豪感。

人群和生活会塑造特定的文化，也会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地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地域塑造的人群包括了写作主体和写作主题。反之，写作中出现的那些饱含文化冲突且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特质。康巴特定的地域环境，塑造了一批精神与肉体双重混血的人。康巴藏族作家作品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这不仅铸就了他们身上承担的文学使命，也铸造了他们的心理、情感、文化模式的在汉藏文化之间游离的双重属性，并直接显现在他们的文本中。即使是不同的故事，都一致对藏族的风情、风土、风习进行了描绘，流露出他们的困惑与焦虑。从小说对康巴地区的地貌和康巴人精神风貌的深描来看，这恰恰就是一种寻根，是他们以个体的身份怀念、塑造和贴近他们的族群身份。小说透过文本构建的“康巴”是他们记忆中“原乡”，构建成他们迷惑却仍想皈依的“故乡”。他们的“寻根”行为，不仅仅是在用文学方式记叙历史，也是以此为基点，进行适当延伸，侧重的是对文化的深思，对民族未来的叩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即使位于边缘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改革的潮流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促使民间生存的一些“土办法”被丢弃。这在社会发展进程上来是一种前进，但在延续民族民俗文化层面来看是一种丢失与倒退，特别是盲目且不计后果地丢弃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藏族文化景观在文本中的呈现，已经成为了读者对藏族文学的一种“期待视野”。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创作在自我阐述的急切愿望下，通过最大限度地对地方性知识和具有民族特征的内容进行表述，既脱离了文学审美的需要，也忽略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需要，而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绘，以期为读者提供一幅陌生的“风俗画”来构建一个陌生的文学空间，达到文本的陌生化效应。

康定七箭敏锐地捕捉到历史的潮流和当下发展的趋势，“扎根于民族文化与信仰……用心、用富有民族色彩的叙事来寻求根本性的个性文学表达”，是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对故乡日常经验的描绘、对故乡风俗人情的再现，不仅如此，作家对自我阐释的欲望与文本本身的诉求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承载着现代化进程下受他者文化强势影响下的文化焦虑。由此，作家们出于叩响族群意识、寻根族群身份而创作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文化自救、身份救赎的行为，承担了民族生命诗意深描的使命。可见，康巴藏族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多民族文学世界熠熠生光，不仅因为文本表层景观再现的真实，而且因为其中融入了作家的创作立场、叙事伦理、身份认同、族群记忆等审美特征，令读者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康巴多元语境下的藏族的前世今生，认识到一个民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可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