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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柏林寺

甘孜日报    2021年07月23日

◎葡萄

若不是去听“故宫教育”的讲座,我尚不知道北京还有个柏林寺。从雍和宫墙外一路问人,论是多大年岁的大爷大妈,也总是语焉不详,只能指个大概方向。便顺着大概的方向,毒太阳底下走着,过马路、钻胡同,沿途再问下一个语焉不详的老者。如是一路走、一路问,方才见了一些些亮。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儿在这片儿兜圈子,第二次见到我们时,我们已离那片闹中取静的目的地不远了。待掀开门帘,已见一屋子人欠身儿坐着,一个高比一个地擎着手机,忙不迭冲前面的讲义投影拍照存档。

出门去洗手间的工夫,便被这院子打动了。因来得迟,早先未及仔细瞧上一瞧。这会儿才觉出它的好来。鸟儿叫着,随处飞,随处落。几个随父母来的小孩子听不进坐不住的,也一个个跑将出来,和组织讲座的大哥哥玩在一处,说童稚语。几时闷热的风,打这里经过,也仿佛清凉了似的。不由一乐,心下想,若不是空调房里尚讲着“故宫藏古书临摹与修复”,真不愿再进去的。

所以直至讲座结束,待人都纷纷攘攘地散了去,我的精神头才可说是刚刚开启。瞧,这是七叶槐。我看着面前的古树,挤挤挨挨生着奇特的叶子,连天空也被遮蔽得小了。自是清乾隆年间重修柏林寺时种下的,如今便有200来岁了。200多年间,就这样在兀立在藏经阁(又称维摩阁)前,便是这挤挤挨挨的叶子,也未知生了多少,落了多少,却是每一片都担着它的盛名。毕竟不是每一株槐树,都有七叶一簇的怪模样,遑论它已是北京古七叶槐之最了。说起来,七叶槐原本是叫“畸叶槐”的,是国槐的一个变种。植物学家轻松写下的字眼,客观,理性,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可读在我这里,脑海中就不自觉联想起白鸦、金鱼、斯芬克斯猫的面目来。一阵激灵过后,不禁感叹,植物不同于动物的好处之一,也便在此了。而人们之所以仍普遍叫它“七叶槐”,甚至美其名曰“蝴蝶槐”,想来也和改“臭水河胡同”为“受水河胡同”是一样的心理吧。

其实,对七叶槐这般关注,未免有点儿喧宾夺主。柏林寺之所以叫柏林寺,自然还是因了这里的古柏众多。清康熙帝曾题额“万古柏林”,悬于大雄宝殿内。可知从那时起,这林子就有年头了。的确,始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的柏林寺,在清朝就算得古迹。并且因为毗邻雍正临朝前、乾隆出生时所居的雍和宫,而成为雍正为父王康熙祝寿,乾隆怀念父祖,而不断修缮的佛教寺庙。而在柏林寺的古柏中,有两株被紫藤缠挂着生长的,形貌之奇绝并不在七叶槐之下。齐白石有一幅《紫藤柏树》,藤花绕老树而上,又轻盈垂下。便是他说的,“藤不垂绝无姿态,垂虽略同,变化无穷也。”这时节,自是没了藤花的,而紫藤的虬曲苍劲、古柏的深稳老拙,乃至彼此嵌入肌理、渗入骨髓的岁月纠缠,偏偏是在这粗喇喇的枝干间见得。

时移世易,原藏于柏林寺藏经阁的大刻藏经,在1982年已做了智化寺的镇寺之宝;十年后,这里又成了新中国的礼品库,外交中受赠的各国礼品便曾在这等清寂僻静处存放着,说起来,就连附近居民也可能要瞪大眼睛的。就从这眼神中窥测,胡同里的大爷大妈许已纳闷儿多时:怎么近来周末,总有些陌生面孔出入,一再探问“柏林寺怎么走”呢?怎么走?我想,人们大概无一例外是从雍和宫摸过来,直到走得熟门熟路,再遇着胡同里茫茫然一路打听的身影,就好像时光倒流,遇着了当时的自己。

对比拥拥攘攘的雍和宫,柏林寺的锋芒往往要被弯弯绕绕的胡同消减大半;就好像隐在灯红酒绿的喧嚣后海,鸦儿胡同里的广化寺反而听得鸟叫虫鸣。一时难以想象,如今地图上标注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的柏林寺,原也是恁大一片地界。若不是明朝修北京城北墙时,将柏林寺一分为二,让城外的部分渐渐衰败了,今日景象许不是如此这般。

便想起讲座中,故宫的老师提起如今传世的《捣练图》并非唐代张萱真迹,乃是宋徽宗摹本,但摹本之价值有时竟也堪比真迹。毕竟,如不是有人一再地临摹“作伪”,使其形象流传,当原本无迹可寻之日,人们又该如何从前人的文字描述中极尽想象呢?如是说来,书画是幸运的,当它们遗落了,尚有可代替;而一砖一瓦建在这土地上的,没了,又往何处去重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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