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旭帆的小说创作(上)

◎向荣 陆王光华

提到高旭帆的创作，不可能绕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山吼》，这是这位康巴作家的处女作，虽是小试牛刀，但别具风味，其风格朴拙自然，运笔不拘一格，深入山民的生活肌理，写他们生存的艰辛、死亡的壮烈、爱欲的勃发，作者从不充当道德的判官，而是尽力使自己如同一个生活在乡村内部的记叙者。他写活了人们在艰难生存境遇中的超常坚韧与乐观洒脱，展现了人们生命的张扬和爱欲的勃发，从中既能品出四川文化的风味，又具有少数民族的野性质感。文学史不应忘记这样一部好作品。除了《山吼》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以外，高旭帆还在不少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同样以中短篇为主。本文将在《山吼》以外兼而论之，力求把握他的整体创作风格与文学贡献。

小说观念的选择问题

小说的观念选择关乎到作品的精神气质，高旭帆作品的精神气质无疑让人印象深刻，看过便很难忘记。马夫的嘶吼、农人的坚韧、驮马的悲鸣、女人的山歌民谣、连绵不绝的阴雨、壮烈的爱情传说、怎么也望不到头的茶道还有翻腾怒吼日夜不止的大渡河……这种带有鲜明个性气质的文本和独异的生存体验除了来自作者自身的经验体悟之外，还具有一种回溯时代的追求。他很少写当下发生的事情，似乎嫌沉淀与思索不够，而爱好写解放后几十年的山区和乡村生活，站在一个时间点，回望历史，他尤其擅长在书写中融入自己的知青经历，没有对于时代和历史的体会把握，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的。而藉由诸多中短篇在谋篇布局上的相互呼应，他实际上是在呈现自己对于时代常与变的体会与认识，在编织一张网罗众生命运的大网。他对生活肌理细致入微的刻画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凝练升华与深刻把握，是他在文学观念上做出的选择。

《八公》就是其中的佳作之一。这篇小说以一种淡然的语调讲述了老农民八公生命尾声的故事，全文看似是在讨论一位老人的生与死，其实意义指向非常丰富。八公除了是四乡八堡里的老辈人物，还是远近闻名的农把式，然而人到晚年，行为愈发怪诞：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犁一片被人抛弃的荒坡，犁完之后却任其荒芜，犁了荒，荒了犁……儿孙们大惑不解。而他还在儿孙们已备好棺木和葬礼后几次三番地喘过气来，上演生死一线的闹剧，仿佛是留恋人世间。“庆儿往油灯里添了几次油，八公还未落气，稳稳靠在椅背上，眼睛定定地盯着对门的山林，目光都散了，可胸脯还在微微起伏，手里仍攥着那半截牛绳。”他“盯着山林”、“攥着牛绳”，好像还有什么牵挂。无人知晓他像西西弗斯一样犁地的背后，是对土地抛荒，农作散漫的痛心疾首；也无人读懂他不肯离世时执拗的眼神，那里面饱含着对同伴老黄牛的牵挂和不舍。这位难以逆转时代的孤寂老人，以生命的余烬在传达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土地永远是农民的根。在简约的叙事之中，这篇小说更多地指向对八公这一人物的精神状态的表现，而非对当时农村转型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这些社会“大”主题的表达，这实际上蕴含了一种与“现代短篇小说‘以小见大’观念的某种差异性特征”。

在小小的篇幅之中，作者并未铺就闲笔，当堡子里的老人和年轻后生看见为八公准备的柏木大棺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上年纪的老人看一眼便将脸别过去，心事重重，后生们却掀开盖子进去比长短。他们的行为与八公的“死前状态”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八公根本不畏惧死亡也不忌讳人们谈论他的后事，自始至终他是无法面对衰老限制了自己的自由行动（他一直拖着衰败的躯体去田间进行重复的无意义的“劳动”）。死亡也不是这个文本的唯一主题，肉身的溃败围困了一个热爱土地的老人，时代的变革令他珍视的土地成为人们眼中的累赘，儿孙忙于经营离弃土地便罢了还要阻止他农作，他以看似高寿的福气生活在堡子里满堂儿孙的周围，却最终死于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精神与肉体的极度空虚。因此这不是一个关于喜丧的故事，而是在说八公吊诡的后半生。“人类不能拒绝死亡，但能够蔑视死亡；命运捉弄人类，人类也可以嘲讽命运。这就是生命的尊严。”

这篇小说是高旭帆作品中最具有哲学意味和思想深度的，放弃了对于故事性的追求，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横截面”结构，而显得十分散淡随意，忽而讲述八公的生平，忽而闪回多少年前的某一天，我们无法从中找到横截面，只能从中发现一条关于人生的涓涓细流。但好的作品不需要遵循这些刻板的结构，文学性和审美性已经包藏在了诸多的细节之中。将这篇小说汇流在八九十年代短篇小说文体观念变革潮流中来看，是比较合适的。这一时期诸多的作家都在反思“以小见大”的传统写法，而更多地将着力点放置在人物本身上，并没有什么集中到一个点的叙事追求，有限的篇幅内往往容纳了无数发散开去的线索，有心的读者将会琢磨出其中的人生百味。《八公》正是如此。

叙述时代的问题是必要的，然而挖掘人在时代之下恒常的生存逻辑和意志选择更为重要，否则就会流于对时代问题的干瘪批评，如同乏味的教育小说一般。人性，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打动了一代代的读者。惟有把握住人性的复杂脉络，才能够创作出层次丰富，意蕴悠长的作品。

《强盗》是一个关于“假强盗”掩护“真强盗”盗窃生产队粮食的故事，沉痛的饥饿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并不少见，饥饿扭曲人性，令人格发生变异，而高旭帆不仅书写饥饿扭曲下的人，还着力发掘其中残存的人性闪光点，卑琐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正是《强盗》为我们提供的审美经验之一。假强盗德昌由于父辈的盗窃行为，一直背负着骂名，生产队的苞谷失窃，众人第一时间就将他列为怀疑对象，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毒打。为自证清白，他前往田地抓贼，被抓住的女窃贼嫩豆花极力以身体诱惑他，渴望脱罪。德昌心里顿时觉得能获得肉体享受，被打一顿也很值得，就在德昌的防线即将失守之时，突然发现嫩豆花原是在为垂死的丈夫偷窃食物……在短暂的挣扎后，德昌为这对日子凄惶的夫妻抗下了罪责。

从一开始德昌对嫩豆花风流行径的污骂与眼红，到被嫩豆花诱惑之下的动摇，直至最后对嫩豆花的同情与理解，起初的德昌有多卑琐，末尾的德昌就有多伟岸。在这篇小说中，公社化体制只是时代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人们各展所长，为生存寻找和创造条件，德昌对嫩豆花和她丈夫尊严的维护，不啻是乡民之间温情互助生活的里层。正如他在《松茸》中说的一样，“维持生命的技能是每个庄稼人都提倡和鼓励的”。要知道，不论在《强盗》还是其他篇目中类似公社化这样的时代背景造成的诸多问题会放大人性的恶，但个体在时代洪流之中的许多选择却能保存善的种子。乡民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生存空间的挤压，以出让各种权力的形式来争取一丝活着的机会，偷盗与奸淫等种种行为的看似病态便和时代与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这一点极为重要，小说的感染力和批判性就从这里来。

从人性透视时代之弊是一条比较传统的路径，而除了将其归结于时代的问题之外，作者还能够抓住其中人性的复杂多维，人的受惑动摇，人的欲望乃至是性格的问题对于事件本身施加的种种影响，从个体到时代，又回到对于个体命运探讨的基点上来，宏大的议题淡出而将个体置于前景，一大一小，张弛有度。既不粉饰时代，也不美化人性。要知道，时代本身从不具有感染性，惟有处于时代之中人的遭遇与选择、坚守与动摇、卑琐与高大才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也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道理。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大人物的身影，盗贼、马夫、村妇、老汉、割草女的故事同样惊心动魄。我们的文学史正需要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来，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的叙事是文学的肌理。

误会与突转：观念隔阂抑或时代症候

高旭帆很少以惯常的平铺直叙来叙述现实或历史，他非常倚重“误会”这一情节要素。看似荒诞不惊的误会背后隐含着沉重的社会议题和精神危机，更蕴藏着人们的基本生存逻辑。一个个误会背后是一个个悲剧的上演，而在真相大白之后，悲剧的冲击力将达到顶峰。

可以说，在他的不少创作中，误会是推动叙事进度，把握叙事节奏的关键。《古磨》一篇中，逃荒到堡子里来的箩箩勤恳地报答着收留他的乡民，他对刘姓富农的遗孀荞花不以阶级眼光仇视之，而是以朴素的超阶级的人本态度扶持和帮助她，但这帮助中并未掺杂非分之想。村里人因为二人的来往密切认定他们有情，上演一场“捉奸”戏码，后又极力撮合二人。箩箩不愿，刘姓人大怒，认为受到了轻蔑，慌乱的你追我赶之后，箩箩被磨坊的木牙轮碾压致死。第二年，箩箩的儿子从外乡来此地认父亲的坟，道出了箩箩的身份：“过粮食关那年，他是队长，瞒产私分……”《古磨》是误会造成的好事者与无辜者的冲突，是宗法阴影对外乡人的无情戕害，这些村民们视寡妇为族产，肆意排布人的命运，其愚昧残忍难以言表。箩箩原本就有家庭，只是由于他的逃犯身份，无法言表。在“瞒产私分”这个沉重的历史词汇面前，堡子里的人们对箩箩的误解顷刻间烟消云散，他曾经以一己之力救了全村的人，同为农民，大家很清楚这一行为背后的勇气，也自然对这个钢筋铁骨般的汉子肃然起敬。这个误会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缘由，而作者以淡淡的叙事笔调解开谜团的做法，无疑以举重若轻的功夫深切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症候。

《九儿》一文则讲述了一个自立的农家女子用城市为自己构筑生存堡垒的故事。九儿又进城去了，这让崩岭山的女人们妒恨不已，这个普通女子未婚先孕，竟然在城市寻到了孩子的父亲，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收到丈夫的定期汇款，每周日去城里过周末，令人眼红。然而噩耗传来，她们母子在城里突然遭遇车祸，九儿一命呜呼。前去收尸的生产队长这才通过他人的讲述知晓，原来九儿并未在城市里寻找到孩子的父亲，而是每周到城里替人掏粪，汇款单也是她伪造的。早已逃之夭夭的孩子父亲和失贞后的山村传统语境完全没有留给九儿和腹中胎儿一丝生机，她惟有自救。九儿并没有向往城市的追求和虚荣心，恰恰是山民们在城乡对立的二元语境之中一直存在渴慕艳羡城市的思维习惯。在正当的嫉羡与无奈掩饰的互动之下，悖反的事实最终戳破了一切，城市根本不是九儿虚荣心的燃料，而只是她与孩子生存的唯一一块挡箭牌。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城乡的鸿沟阻碍了农民追逐幸福的可能性，但正好为九儿利用这种鸿沟庇佑自己与孩子提供了条件。突转而至的情节变化撕破了九儿的谎言，但是九儿的谎言从来只关乎生存，而不用于炫耀，究竟是人之病？还是时代之病？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反思空间。

相比《九儿》紧跟时代的叙事背景，《野坝》更具古风侠气，并没有什么鲜明的时代感。野坝是赶马汉和割草女人的天堂，这些女人们来自附近的村寨，与赶马汉一一结对，挣辛苦钱，也吃睡在一起。这些女人极其强悍，生命力旺盛，而且多为有夫之妇，因而待嫁姑娘果果的到来打破了原本的和谐秩序，她的年轻貌美如同伊甸园的苹果诱惑着所有赶马汉。年轻的憨娃本就不满头领老脚的严苛，更仇恨他占有果果的恶霸行径，憨娃血脉偾张，誓要报复。在一个黑夜的掩护下，憨娃顺应了内心的声音和对于报复的期待，举刀刺向老脚……最终，果果不得不道出实情：老脚在以头领的威严震慑众人，保护自己安心地挣割草钱贴补家用。憨娃到底仇恨的是老脚的严苛和他对果果的占有吗？实则不然，他在使刀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是父亲的毒打，母亲的受辱，妹夫毒打妹妹，果果受女人们的羞辱。憨娃对原生家庭的仇恨和对果果的占有欲在转移之中不断延续，看似没有尽头，最终却中断于真相的大白。咽气之前，老脚对他说，你可以出师了。原来严苛好色的老脚也有对他的期望，也有对弱小的扶持，作者以这样一个沉痛的故事指出：在贫瘠的生存环境中，谁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在艰苦之中保持和传递善意就是最大的难得。而如果暴力的因子被埋在了人们的心里，武力被人们奉为上宾，那么这个社会的恶将会不断蔓延，永无宁日。憨娃就是这样一个仇视一切的产物，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在《藤索渡》，同样是一位母亲带着对丈夫的深深怨恨改嫁，她仇恨马夫，因为前夫就是马夫，而且还残忍地抛弃了她们母子。直到某一天她在另一个赶马汉的队伍中发现了丈夫的遗物，原来男人并非远走高飞，而是因为偷盗而被残忍地杀害。长久的怨恨在突然的开解后烟消云散……在崩岭山区，生存从来就不是易事。在高旭帆的历史观照中，我们不难发现，外界的文明法制离这里还很远，这里的人们还在以十分原始的方式生存着，不仅如此，要想改变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环境，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高旭帆似乎明白，作者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物命运的操纵者，面对生活，大家同样都是提线木偶。他让人物跟随自己的内心选择和观念立场出发，因而引发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误会。误会的蓄积在有限的叙事篇幅之内形成情感张力，而误会的解除令情感爆发并达到顶点，其生成的审美冲击力十分强悍。而这其中并没有故意营造对立与误会的嫌疑，有的只是人物从自己立场观念出发以及时代背景下难以规避而产生的诸多正常的冲突与认知错位。这种情节的设置广泛地存在于高旭帆的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