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双抢”一结束，炎炎烈日之下，交公粮的任务随即落到乡人的头上。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距离洋塘冲，号称十里。洋塘冲是一个较小的自然村落，不过因其交通和区位的优势，这里成了人民公社所在地，那时叫红星公社。后来公社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洋塘乡人民政府。与之配套的卫生院、供销社、粮站、食品站、烟草站、饭店、中学……也都呈众星拱月状聚集在这里。

长久以来，从故乡到公社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过田野，经村落，翻山岭，多数路段为青石板铺筑。每年盛夏交公粮的那段时间，各生产队就会安排劳动力，挑了刚收上来的稻谷，按照公社下达的任务，足额交到粮站。这些稻谷，都是已经晒干，并且车除了秕谷杂质的，十分干净而饱满，质量高于村民自己留着吃的。否则的话，粮站工作人员经扦插检测，如发现尚有水分或秕谷，就会拒收，或要求就地在粮站大院里的禾场暴晒干透，重新用风车车一遍，或要求重新挑回村庄，换了好谷再来上交。对国家分配的任务，乡人决不敢敷衍，上交的公粮总是保质保量。

有一年，在我们村庄对面的山脚下，一条黄泥巴公路开始修建，我的父母姐姐和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各自分配到的地段，挖土方，挑土方，沿线人多如蚁。公路渐渐成形，从北面朽木溪村后的山脚而来，蜿蜒着经过我们村前的一带山岭，再往南向着更远的村庄而去。在我童年的目视范围之外，这条公路的两端都消失在起伏的群山之间。我那时只知道，公社在朽木溪那边很远的地方。记得第一次通车，场面可谓壮观，几辆解放牌汽车和大型拖拉机，从朽木溪那边慢慢开来，车上插满了红旗，放着高音喇叭，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无不跑到公路上去迎接围观，开心而激动。我那时也紧跟喧闹的人群，追在车子后面欢笑着奔跑，我第一次闻到那柴油或汽油的尾气，觉得有股芳香的味道，用力吸着，十分好闻。这或许是我日后无论怎样的长途旅行，从不晕车的原因。

我的二姐比我大六岁，很早就辍学了，在家务农。因我大姐出嫁早，父亲年事又高，好些年，二姐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有时生产队安排送公粮，二姐也是其中一员。二姐曾多次说到，有一回去公社交粮，差点被大型拖拉机压死。那天早上，她与生产队的一行人各挑了一担稻谷，过了村北石拱桥的时候，看到一辆大型拖拉机从南面而来，同行的人鼓动她去拦车，她走到公路一处转弯的地方，呆呆地站在中央，看着拖拉机开到面前也不知回避，吓得那司机紧急刹车，把她大骂一顿。其他的人把担子都放车上了，司机唯独不准她搭车。众人多次求情，二姐和她的一担稻谷才上了车厢。

分田到户的最初几年，也还交公粮。选一个盛夏的大清早，二姐和我父亲就各挑一担新稻谷，一路走走歇歇，送到乡粮站去。那样的烈日天气，粮站内外全是来自各村的交粮人，排着很长的队伍。即便等上大半天，肚子饥饿，他们也不舍得去买点东西吃。待验了粮，过了称，满身汗水挑着空谷箩回到家里时，已是太阳西斜。

我上中学时，曾多次从乡粮站旁边经过。那是一座红砖瓦房的大院子，前面是一道高大的铁栅栏门，敞开着，偶尔看到车辆进出。那时候，对于农民来说，粮站是神圣的地方。能够在粮站工作，吃上国家粮，是极为令人羡慕的。在我舅舅村里，有一个叫德寿的表哥，是近亲，在桂阳县一个乡镇的粮站工作。我每年去舅舅家拜年的时候，长相白胖笑容可掬的德寿表哥，一直都是酒席上深受尊重的人。

随着稻田的连年丰收，交公粮逐渐演化为交公粮代金，再以后成了农业税。农民不再上交稻谷，而是折算成钱款。不过，除此之外，农民身上承担的其他税费也多了起来，特产税、教育费附加、乡统筹……名目繁杂。有的年份，平均一个农民的身上，需要交纳的税费接近一百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次要拿出几百元，实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况且，在上交这些税费的时候，各家还得筹措子女的学费，常苦不堪言。为了交纳这些税费，在“双抢”之后的那段时候，每逢赶圩的日子，村人卖谷的，卖米的，卖花生的，卖豆子的，卖红辣椒的，卖鸡鸭的，甚至杀猪卖肉的，络绎不绝，只要是能卖钱的，各家都要想尽办法。

1987年，高中毕业的我顺利通过高考，被湖南省建筑学校录取。开学前夕，按照高考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我和几个至亲，一同挑了五百斤稻谷来到乡粮站，交纳我的口粮，办理我的粮食迁移手续。我第一次走进了这个神圣的地方，从此脱离了农民的身份，成了家里唯一吃上国家粮的人。而我的父母亲人，还将继续担负着一个中国农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那时谁也不曾料到，十多年之后，中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故乡的农业和农民，从此步入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