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夫

距下乡当知青的日子过去半个世纪了，闲暇时常常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往事。

……起始于山乡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一连晴了好些日子，天天骄阳当空，曝晒着山野大地。清晨起来，山峦密林上空雾霭山岚丝毫不起，就连山林中原本潮润的气息也让骄阳的烈焰蒸干了。那时节正当是地里玉米扬花灌浆的关头，老天却如此不给脸面。但久晴必雨，农事经是念得精辟的。这不，刚从坡地里跑回屋歇晌，空山深处一声闷雷振响，大雨便如炒豆般密密实实地倾盆而下。

同队的女知青小英和春华忙在雨声中叫道，还不快快接水。于是两只背水的扁木桶和锅儿盆儿等家什便接到了屋檐下。瓦沟里如小瀑般的清澈雨水欢欢地流进了“盛器”里。那雨水真的很洁净，清亮得能照见人影儿。以后两天里，我们都用的雨水烧茶做饭。那年月很少有文学类书籍，我带了几本休闲翻阅的书，也多是小科学、小知识一类的。正好雨后没法下地劳作，便在雨声哗哗中随手翻了一本出来，没料想就看到一则生活小常识。说的是含矿物质少的清水淘洗衣服最能洗干净。便说与自诩是厨师的女知青。哪知她们听了却惊诧道，这几天连吃水都成问题了你还想东想西呀！

山堡里水源匮乏，生活都靠着坡坑处的浸水塘，塘水中蛙卵如带飘浮，人畜共享饮用，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足见山里生活的苦寒。天旱多日，连浸水塘也几欲干枯了。堡子里大多数人家都赶早背着扁木水背到山脚的磨子沟背水，来回一两小时，但爬坡上坎的山路却十分壁陡，我们知青都体力不佳，没人想到过下沟去背水。倒是最缺水的一次，两个女知青趁去水磨房磨面的时候，顺带下山沟提过两壶水回来，却也是累得汗流浃背。

其实堡子里还有一处浸水地方，那就是我们知青住的旧时土司衙门（现叫土司官寨）的高大山墙下。那里有一个筑了木门，顺石梯而下约两米深的地下小巧浸水塘，过去是专门供土司老爷饮用的泉水井。土司老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叛乱中自绝于人民了，这水井也就成了山堡人共有的“财产”。但自从知青下来后，我就发现这个水井很少有山堡人家来背水。即使有也是就近几户。因之我们知青总是能喝到干净的泉水。天旱那些日子，小水井的浸水也只有细如麻丝的一线水滴。我们常常半夜里打着手电筒下去接泉水。当然那几家也会去接水。但我们往往只是将木水桶背放在那方青石台上“排队”，天亮后下去，我们的水背总是装得满满的了。自然，我们也知道是好心的山堡人户帮我们接了泉水。

磨子沟溪流的源头和山堡的坡地是平行的，转一个大山弯便可到达，直线距离也就三两公里而已。我们下乡以前，乡里也曾组织山人开过引水渠。听说还是县水利局等技术人员测量的。但那水渠也只挖了一半就报废了，留下的痕迹犹如是在大山的腰上划了一道口子。报废原因是测量时没考虑到具体的地质条件，那面山坡原本陡峭且是松散的碎页岩层，一路挖就一路跨蹋，终难成其事。

我深知自己对水的情结是缘于大渡河畔那个崇山峻岭中的村堡，我当知青的地方——康定市（当年还叫县）鱼通区麦崩乡，如今已是大渡河谷乡村旅游振兴发展的重点地方之一了。记忆真如一张网，留下什么漏掉什么，它自有主张。

返城后许多年过去了，我心里一直把麦崩山堡当作我心灵深处的第二故乡。曾经接雨水吃的情节永远无法从心里抹去。多年后，我又去了一次。自然人畜饮水的事早就解决了，是在原来开挖过的水渠处重新开工，铺上铸铁大水管接通的（山乡已通公路了，沉重的货物都能运上山里了。）锃亮的水龙头已立在了堡子中间，进了人家户的碉楼。“水”，看似事小，却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幸福指数。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最朴质的还是山里人富了，穷则受难，富则巨变呀！

我曾经到康北高原几个县采访，到那些藏乡山寨，听到的多是人民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连藏乡“改厕所、改厨房、改独木楼梯”也列入了政府议事日程工作抓，那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人畜饮水问题”更是早就迎刃而解了。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号角早响彻甘孜高原。从前想都不敢的梦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当我再次来到山堡村寨，在农民朋友家中看到闲置墙角的扁圆形木水桶和空洞洞的石水缸时，耳里老响起水瓢在木桶里“咣当、咣当”的碰撞声回荡在盘曲的山径小道上，那是遗留在历史深处沉重的衰调；而如今，农家房院里的金属龙头下一曲曲“流水欢歌”怡人心脾，发自内心的欣慰感让我的思绪也久久的无法平静。正应了那句名言“只有经历过，才记忆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