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见证。在谈及如何发挥文物的价值、为社会提供更多文化滋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永州作家洋中鱼耗时3年潜心创作的16万余字的《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便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精神的践行。

文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遥远、沉寂、高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且是“沉默的历史”，让公众感觉很神秘而遥远，很多人确实对文物也非常疏远。事实上，文物不但会说话，而且可以说“普通话”。文物自身有其客观的美学特征。文物审美需要发现，需要由人进行品味，当文物埋于深山、封于古墓、束之高阁时，是谈不上审美的。所以，文物审美也即是在公众与文物之间建立审美联系。当今随着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文化需求的增加，人们对文物的热情远胜从前，越来越需要从观众的角度来阐释文物。《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一书由40篇随笔组成，可说是文物与文献的互证，诗性和理性的融合。作者洋中鱼通过对永州博物馆中的石器、铜器、玉器、木器、铁器、金器、银器、瓷器、漆器、玻璃器等各种馆藏文物的礼敬和过往物事的钩沉，意在究古今之变，察永州文化的内在肌理，并赋予可见文物和日常之物以一种不可见的文化质感和内在活力，再现了千年打卡地恒久绵长的朴素民风，进而实现其对潇湘历史与文化的全面勾勒和个人纵观，激发了文物在公众间的生命活力，也为公众鉴识文物提供了新角度。

书中文字通俗易懂、清新流畅，并配有精美的图片，科学地向公众宣传文物之美，让人们感受到文物是活着的历史，是从过往岁月走来的物质和精神遗存，从而能体味文物中所蕴含的美。比如在《西汉拱手陶女立俑》一文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望着眼前这尊西汉拱手陶女立俑，我似乎看见了一个从泉陵侯国穿越时空而来的西汉女子，看见了零陵古城一场两千多年前的往事，看见了一种古老的礼仪在潇湘三月的春风中正散发出蓬勃活力。”在此，“文物”这个词不代表静止、无聊、枯燥和难以理解，更不代表过去和腐朽。我们看到，《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一书，从观赏角度出发，深具人文情怀，对文物进行仔细观察、深刻体味，与文物进行审美对话，通过对文物进行生动的描写，挖掘其在特定历史时空的审美价值，多重维度展现“文物之美”。因而，包括拱手陶女立俑在内的诸多青铜器、铁器、陶器等文物，便在作者的演绎下不再是冰冷的——通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它们一件件变得有血有肉、有生命，立体、生动起来，使读者获得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具有将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倾向，文物中即浓缩了这一文化精髓，每一件文物，上至钟鼎等王室重器，下到普通杯盘等民间日用品都是人文的、艺术的、感性的，具有浓浓的审美情趣和意蕴。倘若用文学手段来展现文物的内涵并非博物馆解说词，洋中鱼深谙此道。在《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中，文物与文献相互比对、配合，大面积的叙事、描写，既增强了历史的说服力，又使文献里稍显干瘪的内容得以丰满充实。譬如，面对宋青瓷印花杯，作者浮想联翩：“在宋代，永州窑（三多亭窑）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那时候的湘江边，一座座窑炉青烟缭绕，一炉炉瓷器通过水运和陆运流向四方。这个时候，瓷器在时空里以其特有的价值折射出来的，已不再是瓷器的本质属性，而是一种文化的光芒。”由此可见，作者在以实物研究为基本方向的同时，亦涉及到文物与民俗、文化活动的关系。具体来说，在与文物的对话中，作者不仅重视文物的历史、科学价值，也注重文物的审美价值，同时，他还站在时代前沿，超越文物本身，超越历史局限，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新的社会文化发展。这样的书写风格，是一种文史互动创作理念的表达。

永州是湖南省的一个文物大市，文物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和民间征集捐献，永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近万件。如何让这些馆藏文物走出缄默状态，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复活历史深处的那些记忆呢？《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无疑是人们开启文物审美之旅的一把钥匙。从战国九大眼九小眼琉璃珠、西汉龟钮“刘彊”铜印、东汉滑石兽面具、南朝青釉覆莲纹兽首流瓷壶，到唐代佛像折枝花纹金冠、宋“永州官人”铭文陶窑具、元双龙纹铜马镫、明代葫芦形金耳环，再到清代铭文铜炮等，作者均以纪实的视角聚焦文物的前世今生，用优美的语言把读者带到发掘现场或采集地，力图让这些馆藏文物融入公众生活，让人们在阅读、思考的同时，得到情感的满足和精神的补充，获得极具深度的审美体验和感知收益，从而凝聚力量，激发灵感，迸发创造力。本书通过努力，通过活生生的文字，将文物变成公众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以欣赏价值创造审美价值和审美愉悦。长此以往，进一步的，公众对文物的审美知觉将转化为审美情感，审美情感将转化为心中的热爱，从而主动去感知、去品味、去发现文物之美。

几千年来，对历史的兴趣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但某段历史、某个王朝，在后世的流传和记忆的重塑中难免损耗。其损耗的总体趋势是：大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细节则渐趋模糊。不仅历史学著述的建构过于注重骨架和线索，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也往往无法摆脱这种简单化、骨干化的趋向。这也使《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在书写的意义上与一般历史学著述清晰地区分开来。历史学著作与文学的历史书写是性质截然有别的两种建构。历史学著作侧重历史骨架的搭建，注重历史脉络的清晰描述，关心得更多是历史结果的评判。而作为文学的历史书写，更注重细节。写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文物身上，向一种更高的真实逼近，并试图通过这些细节修复那些近乎破碎、变形的人文品格与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通常的历史学、文物研究著作相比,《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集文化研究、散文笔调于一体，其书写则是在朝向这种更高的真实的途中。

虽然该书的行文也偶尔出现过于显露的抒情倾向，尤其对历史评点的价值取向和恣肆流淌的情感，在反问的修辞表达与情景的带入感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 情本不可怕，问题在于只有所谓的“抒”情。如果缺少了思想、见识做支撑，抒情就是空洞的喊叫。洋中鱼的文物随笔独特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细节中去，从细处、深处下功夫，这使得主体情感的表达隐藏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从而情感表达就受到了节制。例如，端详战国十二竹叶四山纹铜镜，作者仅用了“沧桑、精致、古朴、完美”八个字来表达，却对专家关于战国时期人们铭“山”于铜镜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显现的都是一些高大雄伟，谷深路险的大山，都是一些生态资源丰富，又栖息着凶禽猛兽的大山。”“山是神秘莫测的，是神灵的寄居之所”，所以，他更倾向山字纹“表达的是老百姓的一种很简单的图腾崇拜，即山崇拜。”这一结论不是凭借作家的想象，或者哲人的推理，而是根据大量的古籍文献得出，其敏锐的识见和厚实的学养可见一斑。由此，也增强了文章的阔大和纵深感。

从总体上看，《历史深处的记忆——永州馆藏文物随笔》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不仅因为它是永州市第一部诠释文物的专著，而且在文物美学研究方面也具有开拓性，对文物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也将有力促进公众走近文物，感受文物中蕴涵的深沉大美，并能更好地激发人们对文物的热爱之情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