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西

阿尼久久的声音从身后追来：“我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迟早会出息，好好读书，不要贪玩！”

我想，他操的心可不比太吉老师少。我又想，我学习不好的事连老成这样的阿尼久久都知道，那一定是寨子里公开的秘密了。我知道那会令寨子里的人们兴奋。对于和自己并不亲密的家庭和人，他们更乐于看见的，是失意和失败。

我开始埋怨自己，为啥该玩的时候不去玩，偏去临摹那些字。我也埋怨当年的红军，把这些字写谁家不行，偏要写在我家。现在，它们成我的负担了。

我最早学会的汉语就是“万岁”。与其说是学会，倒不如说是听会。大人们在充公的地主家宽敞却昏暗的“年绕”（聚会厅）里开会时，驻村干部带领他们振臂高呼的就是什么什么万岁。有时前面还会加个打倒谁谁。

当我得知厨厅壁板上的字里有耳熟能详的万岁时，就有了异样的感觉，把它照描到地板上，像是把一位站着的朋友唤到身边坐下一样自然，没想因此开启了我的上学生涯。

在我上学这件事上，阿爸阿妈操了第一次心后，就很少过问我的功课了。他们像寨子里的其他家长一样，给予学校和老师的，是无条件的信任。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把上学的我和写红军万岁的我当成同一个儿子。

慢慢地，我成了“不求上进”的孩子。好脾气的太吉老师有时也会把我带进她的办公室，叹着气数落一通。我对那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毫无兴趣，她似乎也并不指望我能听进去。她只是像一位大姐姐般自顾自地语重心长。而我却渐渐迷恋上了她，只要能见着她的酒窝，闻着她身上的味道，别说站办公室挨骂，就是挨打，我也乐意。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对她的感觉，是否就是关于男女之情的初心躁动。那种感觉，有时像一场阵雨之后，站在蒸腾着水汽的野地里看一弯新虹；有时像夏暮牧归时，循着暖风里的炊烟回家；有时像坐在林间开满各色野花的草甸上，听噪鹃一声空灵悠远的清啼......满是童心与自然的交织与缠绵。

太吉老师成了我童年里无可替代的风景。如果不是写这篇小说，它或许应该成为我一生的秘密。

4

阿爸从乡信用社借了三千元，从硕曲河上游的益戎草原买来十几匹马，赶到下游大雪山那面去贩卖，恰逢“严打”，因为没有路条，被关进了监狱。

县公安局和乡政府的人把那个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坏消息送到家时，阿妈用昏厥展示了她的惊愕与悲伤。那位大胡子副乡长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忧虑和关切。他说：“可惜，他卖马的钱没来得及转回乡信用社。”

副乡长是阿爸的好友，阿爸从信用社借钱就是他给张罗和担保的。或许，贩马的生意也有他一份。他抽着烟，等阿妈稍微恢复平静，又说：“没事儿，如今农民跑生意不犯法，乡里已经给那边去了信，证明他是遵纪守法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出来。”

副乡长的目光缥缈如他鼻孔中钻出来的青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其实对于父亲被抓的突发事件和“严打”这样的大形势，他这个本来就没多少文化和见识的副乡长，也和普通乡民一样发着懵呢。

阿妈将信将疑地看看他，又转头看看公安局的人，无助的目光就快耷到地上了。每个人都在点头，每个人的眼神都在游弋。

阿妈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娘俩可咋办哦？”

她说：“愿佛祖保佑，我家几代人谁也没伤天害理过，我们不会摊上厄运的！”

她又说：“他就是个不知足的人，老想着挣钱挣钱，这下好了，钱没了，人也进去了……”

接着，她开始语无伦次。但她在强作镇定。

人们走了以后，她把我搂进怀里哭。我看见厨厅灶台上方的墙洞透进来的光里，一只灰色的小蜘蛛吐着丝吊下来，蛛丝泛着水线般的亮。

我说：“阿妈快看，蜘蛛！”

寨子里谁看见吊丝的蜘蛛，都会认为是好兆头，遇上小如黍米的蜘蛛，还会念着祈运的话，小心翼翼地把它接到手上，再放归于墙角或草丛。

我又说：“阿妈快看，好运蜘蛛！”

阿妈终于抬起头来，顺着我的手指，把目光移向灶台上方。我知道在那里，她能看见的只有黑暗和悲伤。我不想再费口舌了，只觉着无论她看向哪里，都看不见希望。

果然，一阵持续的抽泣之后，她又放声哭起来。她的嗓子已经沙哑，我心里也有什么隐隐作疼的东西在结痂。

我了解阿爸。他是个直性子，是拥有好口碑却又令人不愿亲近的直。他常为此碰壁，却从不见改观。

他和阿妈是包办婚姻，他是上门女婿。听他讲，促成这桩姻缘的，除了阿妈的家道中落，还有另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的故事。

故事里，阿爸的先祖是个不走运的赌徒，在牌桌上把房产家当都输给了阿妈的先祖，不得不搬离色尔寨偏安一隅。因而阿爸的倒插门带着家族使命——回到曾经的家园，做回那里的主人。而他面对的，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养成急性子，或许多少和此有关。

我开始有了对阿爸的牵挂。这牵挂里却有着一丝隐秘的快感，好像终于得到机会体验一段没有阿爸管束的日子。

而真少了阿爸这个顶梁柱，日子很快变举步维艰了。

阿妈成天苦着脸。从知道阿爸进了监狱那天开始，她也把自己关进了心底一个阴暗的地方。她是那种把哀楚都写在眼睛里的女人。我觉得她随时可能抱着路边的树或者别的什么哭诉一场。

寨子里的乡亲和风尘仆仆赶来看望的亲戚，给我们的同情和安慰，虽都出自真心，但我依然能从言谈间闻出他们幸灾乐祸的味儿。我是个敏感的孩子，知道这多少和父亲平日的我行我素有关。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悲悯，仿佛集体破译了关于我悲惨命运的密码。这种眼神汇聚成一只无形的大手，摁在我后脑勺上，推着我狼狈奔走。

这天下午放学，太吉老师让叫住我，让我给阿妈带个东西。我跟着她去了她家，她说：“你吃完饭再回家。”

我有些手足无措。她简陋而干净的厨房里飘荡着一股永远不会出现在我家里的清香，就连钢炉烟囱挨着的玻璃窗上，都找不到一点阻滞目光的尘垢。

她让我洗了手，坐到钢炉旁的小凳上。我手上全是香皂味儿了。钢炉里的火呼呼响着，不一会儿便烘暖了小屋。

她端来一盘白馒头，把一块附着薄薄一层白肉的猪皮丢到钢炉上，肉皮滋滋冒着油沫在炉皮上卷拱。不一会儿，屋子里都是诱人的肉香了。

我这才想起，我和阿妈已经有日子没尝到肉味儿了。阿爸坐牢后，阿妈把三楼廊檐下的几块风干猪肉取下来锁进了木箱子。她这是在为阿爸回不来做长远打算呢！

也许，她是对的。阿爸啥时能回来谁也说不准，我们得尝试着过精打细算的苦日子。

看我把肉皮就着馒头吃那么香，太吉老师眼睛开始湿润。临走，她把一件半新的碎花衬衫包在报纸里给我带上，说：“回去告诉你阿妈，不要太苦了自己。家里有啥难事，你给老师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从此，肉皮在钢炉皮上冒着油沫滋滋卷拱的画面，成了我对美味最好的记忆。而太吉老师的话，也成了童年里有肉香烘托的最暖心的话。

吃了一顿香喷喷的下午饭，我满心欢喜地带着衬衣回家，原以为阿妈会高兴，没想她却抱住我哭了个够。一直到晚上睡觉，她脸上也没露出一丝笑容。

5

第二天上学时，我头上依然罩着拨不开的愁云，无论慢行还是疾走，都走不出阿妈的忧伤。

寨子里出奇地安静。我走到寨口的老柳树下，一条从大道上岔开的小路伸向低矮幽静的灌木丛，牵着毛茸茸花球的藤蔓爬满灌木枝头。我知道这小路通向长势荒芜的荞麦地，只要我走过去，就会离学校越来越远，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就没法跟着我。我相信荞麦、山坡、树林、小溪……都会慷慨接纳一颗焦虑的童心。

我踏上了那条小路，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在给第一次逃学添加注脚。那样的心境，那样的岔路口，上学和逃学之间，我几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露出黄土的干芜的荞麦地边，除了几丛蔫头蔫脑的荨麻，就是贴地的根须交织的酸叶草。酸叶草学称中华山蓼，可以喂猪，连根拔起时带起的松散黄土，只须甩手抖抖，就会细雨般落回它来的地方。

我躺在长满了酸叶草的荞麦地边，枕着瘪瘪的书包看流云，用目光在天幕上把太吉老师教过的想得起来的字都写了个遍。望着轻云起合的蓝天，我想起远方的阿爸来，眼前出现一个场景——阿爸和一群面相冷漠的人挤在一个小黑屋子里，脚臭和汗臭交杂，熏得人不断咳嗽。一声声咳嗽中，阿爸清瘦的影子靠着墙角，慢慢蜷蹲下去，越来越矮，越来越小，最后不见了。

我听见心里刺啦一声，好像一处有着坚韧质地的东西连皮带筋被撕裂了。为阿爸的事，我真正意义的痛从这一刻才算开始。我的心飘过荞麦地、色尔寨和大雪山，沿着阿爸赶马的山路飘向不知道多远的远方。

逃学的忐忑加上对阿爸的担忧，心情一下低落了。中午时分，我也没觉得饿。百无聊赖等到日沉西山，肚皮才开始咕咕叫。四野的鸟声在骤起的轻风中渐渐沉寂。

天色擦黑时，收留了我一整天的荞麦地和四周的景物都敛起了笑容，展露出萧瑟肃穆的模样，好像在无声地催促我回家。慢慢聚拢的夜幕和渐渐凉去的空气里，我有了惧意。我得回家了。但是，逃了学的孩子，该如何去面对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