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

再次证实，新建的高速公路要经过老家房子。

前日，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搞测量的已经在房前屋后画了灰线。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接着说：“管它高速建不建，该修的房子还是要修。”

父亲的怨气在电波里跌宕起伏，还有不甘和任性，被放大得气喘嘘嘘。七十多岁的父亲，个性虽然刚烈，但教师出身的他绝对明事理。突然间如此愤怒，大抵是在原址建房的希望落空后的无助挣扎。

老家的房子，其实早该拆了。

它太老了。老得太过龙钟，老得实在佝偻。老屋大约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十多年的光阴，在父亲的脸上划出深深的皱纹，也在老屋的墙壁上撑开了大大的裂缝。父亲胆小，他特别怕夏日突然而至的暴雨灌浸老屋，于是，随着夜间阵阵剧烈的雨声，父亲和母亲双双起来，用盆子接住房顶漏下的雨，然后一起提心吊胆。

父亲支使母亲做我的思想工作。母亲说，村里家家户户都修了，我们再不修有点那个。母亲没读过书，她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她内心的感受。母亲口中的“那个”，我懂。这样的住房，无形中让她抬不起头伸不起腰。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压力。在故乡县城，我用住房公积金买了一套房，面积不大，装得还算温馨，那个地方，离医院、市场和学校都很近，穿过一条街，就是浩浩荡荡的嘉陵江，散个步，溜个弯，拍个照，一切都很美。

我以为父亲和母亲会欢天喜地。但是他们只是隔三岔五才去住一住，一次不超过两三天。我问为什么要这样，母亲说，家里的“小黄”离不开她，那群鸡鸭鹅也离不开。

我想，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离不开故土。我完全理解老一辈人的泥土情结。据说中国人到了西伯利亚，也要想办法找到种子，在恶劣的环境之下种出一片希望来。

但事情仿佛没那么简单。有一次，我听父亲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似乎轻松而又庆幸地说，我差点把养老金都吐了出来。他还说，没意思啦，出门就要扫码，你不信去试试？

我内心有些悲凉，这样的情形，是不是让他特别沮丧？

现在形容进城的某些农二代，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没想到，这句话，也可以用在父亲的身上。

修房我赞同。城里有家，老家有房，我身边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标配。但我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坚持在老地方修房。

为了修房，我多次站在机房，俯瞰，环顾，只是为了找地。机房的叫法约定俗成。其实是一个小山头。我幼年的时候，这山头有一个机房，里面有打米机，专门为村人打米而用。

站在机房，俯瞰廖家沟，川东北特有的浅丘地形展露无遗。老家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茂林修竹之中，屋檐露出一角，远远望去还透着点诗情画意。

我其实蛮喜欢家乡这番景致。但问题是老屋和堂哥家的房子连格子，瓦连瓦，有一面墙，还是共用。牵一发必动全身。有一年春节回家，趁着酒劲，我给堂哥说，干脆咱们拆了老屋一起修，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房挨房，院挨院，永远是一家人。堂哥说，才供两个大学生出来，现在没有钱。他这样一说，我便语塞。

不能在老宅基地上修房，那就搬出来修吧。修房，是爸妈多年的愿望。对我而言，则是对孝顺的投资，再艰巨也得咬牙完成。但是，父亲说没得地方。我不信。我找来朋友，查询可以修房的地方，房前屋后的地，显示都是永久性基本农田。我知道这是高压线，绝对碰不得。

最终一片沉默，父亲半天嘀咕出一句话：“老屋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最好。”

我终于窥探出父亲的心思：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开枝散叶，老屋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根，搬离不意味着挪根么？

老屋是父亲在故土的坐标，但是父亲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对待故土，已经有一种疏离的疼痛，已找不到位置。

老屋的周围，曾经有四家人。两家搬进了城，一家去了新疆，一家去了广东，他们的老屋，已经垮塌得不成样子。翻过一道湾，有一个童年一起放猪的伙伴，在浙江开着公司，至少十年，我们未曾见面。

如果没有故人，这个地方还是故乡吗？我实在不敢设想，当父母亲百年之后，我在老家，谁能陪我，或者，我还可以陪着谁。

更无奈的是，生我养我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太“小”了。那一日开车回家，途径晒坝。公路从中而过，像一头犁铧，将晒坝肆无忌惮地掀开。剩下的晒坝，只剩下书页般大小。这个地方，曾经是乡亲们晾晒丰收的地方，曾几何时，乡亲们一大早将谷子或者玉米倒在上面，等待阳光的热烈。傍晚待大人们拾掇完毕，晒坝便成了我们玩耍的天堂。

那时晒坝如此之大，而今却如此之小，小到容不下一批年轻人迅猛地成长。当年轻人展翅飞翔的时候，村庄，无疑就成故乡。而故乡，似乎只能回望。

我知道是我们长大了，但我一直不敢把这样的想法说出口。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大与小，只是相对而言，既可相互转化，也会彼此成全。

突然觉得有些庆幸，高速公路来了。父亲即使万般不舍，也会不得不作妥协，房子始终需要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