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阳林《惊蛰》兼论其小说创作（下）

    ◎刘小波

四川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众多,自然也是乡土文学的重镇。白话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建立起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传统。杜阳林的《惊蛰》赓续了巴蜀文学传统,在四川乡土文学的版图上描绘出了新的篇章。《惊蛰》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个人奋斗故事透视了中国乡村的变迁史,其落笔主要在农村青年的成长过程。“农村青年”的这一限定,凸显了作品的独特价值。《惊蛰》书写农村青年的“离乡”,却隐含了“离开故乡之后会如何”的隐忧与思考,有一种离乡与返乡博弈的味道。《惊蛰》具有浓郁的地方性,全景呈现了四川农村地区的风貌及其在时代大潮中的变迁,谱写了一曲川北乡村长歌。《惊蛰》在书写个体命运及乡土变迁的时候,也有对时代的整体回望,对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全景式记录和呈现。

乡土书写的赓续

《惊蛰》总体来说是四川乡土文学书写的一种延续。无论是小说的主题、人物、故事,还是作品中地方风物的描摹、地方习俗的展示,抑或是四川方言的使用等,都有传统可以追寻。《惊蛰》故事背景在阆南县观龙村,这一村庄地处中国腹地川北,具有确定的地理位置。除了故事背景与生活场景外,《惊蛰》中使用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川北话,小说中方言信手拈来,随处可见,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性。

《惊蛰》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乡土小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川北农村的生活状态,堪称一部有关20世纪80年代川北乡村的史诗。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智慧的集大成,“惊蛰”节气在小说中就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和素材的需要,而是一种农耕文明特殊印迹的延续。《惊蛰》是一幅川北山区的世俗风情画。小说开篇,因为父亲突然离世,邻居们出面帮忙,各种人物出场,都有着地地道道的乡土人物性格特征。风俗描写成为《惊蛰》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惊蛰》的许多章节都有着这种带有川东北本土色彩和韵味的描写。开篇那场葬礼,将地方风俗展示得十分到位,特别是让一个4岁的孩子参与其中,以保证仪式的完整性,这让一种无法轻易更改的地方风俗更加显现出地域的特性。

除了地方风物,关于地方性书写,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乡土人情人伦,其中既有人性的恶,也有人性的善。司空见惯的“肚皮官司”,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各怀私心的小算盘……从儿童到成人,普遍具有恃强凌弱的特性,欺凌大行其道,习惯于转嫁仇恨与怒火,无尽的怨气充斥在不少人的生存世界里。小说多次极为详细地书写了这种场景:贫穷使观龙村的一些人不顾廉耻、亲情淡漠,陈金柱一家为了多占耕地,甚至移动界石,欺负兄弟留下的孤儿遗孀。徐秀英有困难,求助于她的兄弟姐妹,后者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甚至冷嘲热讽。陈金柱、刘翠芳无端猜忌,对兄弟妯娌凌永彬、徐秀英,从暗中欺负到公然伤害,进而残忍对待幼小侄儿凌云青;孙铁树因为曾有对徐秀英一厢情愿的恋情而导致妻子岳红花挥之不去的嫉恨,终至于酿成对徐秀英全家的恶性报复,并导致凌云鸿的牢狱之灾。观龙村之外的地方又如何呢?凌云青去广元投靠舅舅,遭遇冷眼,只能独自从广元流浪回阆南,一路继续忍受各种艰辛。亲戚之间毫无情感可言,人性自私的一面被集中呈现。

杜阳林没有把观龙村的生活谱写成一曲自在和谐、乐天安命的诗意牧歌,也没有将其绘制成一幅山美水美人美的田园风情画。这既表现出乡土的普遍性,也描写出了地域性。由此观之,观龙村众生的悲剧并不仅仅是贫穷使然,因为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依旧有那些伟大的人格和抚慰人心的温情。徐秀英一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他们自己的勤奋和韧劲外,也得益于观龙村善良村民和一些朋友的扶助。这是人性中的一抹温情,是贫穷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从福喜婆、韩老师一家,再到周家夫妇,甚至在回家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都给了凌云青莫大的关心和帮扶。

农村青年成长书写、离乡书写、地方性书写,都指向了作家的乡土情结。写乡土,写家乡,并不仅仅是写田园牧歌,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书写隐藏在那乡土之中的人性灰暗的一面,这其实也是巴蜀文脉的接续。这些场景里有很多早期四川作家作品的影子,最为典型的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乡土书写是四川白话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巴蜀文学一向以“乡”和“土”为主要特色,巴金、马识途、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包括后来的阿来、罗伟章、马平、贺享雍、卢一萍等四川作家,都有关于乡土的书写。如何传承这支文脉是需要作家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杜阳林在四川文脉延续上有很好的体现。只不过,杜阳林的乡土书写最终汇流到关于人和人性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上去了,同时也在思考现代化进程这样的问题,将乡土与城市关联了起来,将个体命运和时代大潮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时代大潮的回眸

《惊蛰》同样有着一种史诗情结,这是任何作家都无法摆脱的创作母题。小说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明晰了时代背景。周恩来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和“严打”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时代背景的提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背景始终在场。村里人逃离的路线几乎都指向“南方”,这是直接和改革开放这一宏观政策相关的选择。作家选取了一个时间横截面,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小说的故事始于1976年,终于1986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十年,改革开放这一声春雷令万物复苏,“惊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向这一巨大的变革。作家同时将时间往两头延伸,向前推有周家夫妇在特殊年代的遭遇,往后推有对凌云青离乡后会如何的隐形思考,个体命运书写始终跟随着时代的大潮。

母亲徐秀英形象的塑造以及凌云青的个人奋斗是小说着墨较多的地方。徐秀英为了将五个孩子抚育成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忍,她抵挡着欺凌和诱惑,忍受着一切磨难,借粮、借肉、借钱,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凌云青从小就懂得如何在贫穷中保持人格的尊严,他主动为母亲分担农活。为了家庭的生计,他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毅力,帮助母亲干最苦最累的农活,最先在乡民中贩卖米花棒贴补家用,接着又开始做破烂生意,并因此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又在投奔亲戚无果后徒步几十天回到家。如此困苦,都没有击垮他,相反,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争分夺秒自学补习功课,并最终破例参加了高考。吃苦耐劳,忍受一切屈辱,是他们的共性。

所有的大前提,则是时代大潮的改变,是改革开放带给了人们生活的希望和幸福的曙光。在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进来前,民众虽然已经足够努力,但是仍无法摆脱生活的困顿。政策一变化,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能够自由流动,农民的上升空间拓展了。凌云青能够贩卖米花棒赚钱贴补家用,除了因为他的吃苦耐劳的个人品质,更主要还是政策的开放。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作者对这个时代怀有的情感、希望和冲劲跃然纸上,一览无余。小说有自叙传性质,写凌云青的成长史,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但小说也超出了个人成长史,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史。不过,作家仍保持一种警惕,改革开放解决了贫困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商品经济大潮下的道德伦理的迷失也是常见的文学主题。《惊蛰》中的“大虾米”出场就是一例,这个一心想发家致富的农民,被以秦教授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诈骗,不得不开启找寻之路。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描写,却深意无限。

杜阳林的《惊蛰》书写乡土,但又不局限于此。凌云青具有典型性,又不具有典型性。一方面,他不具备一般小说人物形象所具有的高大、独特与伟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另一方面,普通青年不就是所有人吗?这其实又是另一层面的典型。因文本独特的结构和精雕细琢的细节处理,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多重精神指向,作品显现出别样的风味。《惊蛰》是一部成长史,而且是一部农村青年的成长史。随着精准扶贫和随之而来的乡村振兴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作品书写一种宏大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农村青年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对他们的掩盖与遗忘,是文学书写的失职。遗憾的是,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关注乡村青年奋斗的主题已经越来越稀有。

结语

通过一部乡土题材新作的分析,联系到近年来文坛如潮水般涌现的书写乡土、描绘农村的作品,可以引发诸多思考。什么是乡土书写的“中国经验”?或者更深层次地发问,究竟什么是中国的乡土?是政策化的乡村、魔幻的乡村、诗意的乡村,抑或是神话式的原乡?同一片土地,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有不同的面貌。当我们将那些社会性问题放进来考虑的时候,就会更加凸显作品的价值。杜阳林的小说深深扎根于四川的乡土,这是他的来路,也是梦开始的地方。杜阳林的记者身份及从业经历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各种议题设置与现实关注,《惊蛰》在自叙传的基础上,触碰了历史现实的多个面向。农村青年的离乡、返乡及成长问题,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及移风易俗的矛盾,宏观政策在农村的落地生根,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伟业,农村的现状与未来的最终指向,这些都是乡土文学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杜阳林的小说在乡土文学的传统中引入了更多的思考,也因之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