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享雍“时代三部曲”（上）

◎王丽霞

中国的乡土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与丰厚的美学积淀。在20世纪文学史上,乡村叙事随着时代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嬗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现实的乡村,目之所及多是荒芜的土地、破败的村落、留守的老弱妇孺等。同时,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被现代城市文化渗透和改造,古朴的乡间风习日渐消逝。在此背景之下,作家们普遍对现实乡村失语,真实摹写乡村风貌的创作日渐寥落。

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刷新了乡村气象,也构成了乡村叙事全新的时代语境。乡土叙事因此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和创作主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坛上一股新的叙事潮流。

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极度熟稔,加之深入乡村生活肌理的创作姿态以及与乡土社会血脉相融的叙事情感,其小说“是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的”。由此,贺享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体现在“时代三部曲”中,即用现实主义笔法对乡村变革进行本真化书写,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力求逼真呈现新时代语境中乡村社会朴实、自然的原生风貌,并站在开放包容的叙事立场上重塑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的价值。因此,“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不仅充满了真实、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而且具有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文的温度,从而真实、立体地构建起新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学形象。

一、新时代乡村

重大变革的真实书写

就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经验来看,要真实再现乡村社会的宏伟变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毫无疑问最为恰当。“时代三部曲”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不过,这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现实主义,既包括视野宏阔、长于反映重大时代主题的宏大现实主义,也融合了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意识。借助这种现实主义的整体性视野,“时代三部曲”作为摹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重大现实题材小说,既成功避开了“图解政治”的叙事窠臼,也超越了浪漫化的写作模式,还为当下的乡土叙事注入了鲜活生动的现实气息与时代精神。

此外,贺享雍是新时代中国乡村脱贫、振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时代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和在场体验写成的,这种在场感更进一步强化了“时代三部曲”的写实品格,将现实主义“写真实”的叙事伦理提升到新的高度,也赋予了乡土小说生动别致的风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经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乡村振兴实践的秉笔直书

《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分别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乡村建设者“青春之歌”的礼赞、对“山乡巨变”的重新书写和对农民“创业史”的全新演绎。“时代三部曲”致力于全面展现中国乡村在产业、生态、组织等各个层面的振兴实践,细致描写了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精准认定贫困户并进行精准帮扶;发动农村妇女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种花种草重建诗意田园,修复乡村生态;修桥筑路、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民生,让乡间百姓过上与现代化接轨的幸福美好生活;用真情重铸乡间世态,举办全村团年宴和“村晚”,呼吁农民返乡创业,集聚乡村人气;吸收年轻有为的乡村建设骨干加入乡村基层组织;因地制宜探索乡村土地流转模式,帮助返乡农民发展特色种植、特色产业,实现农民世世代代的幸福美好生活梦想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就表达乡村变革的宏大时代主题、贴近中国乡村现实、展现真切生动的乡村变革图景而言,“时代三部曲”与《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可谓一脉相承。不过,由于时代语境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都保持宣传国家政策的主观创作意图,因而多少存在“工具论”色彩,叙事也普遍带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时代三部曲”则有所不同。它在叙事中既没有简单地图解国家政策,也没有对川东大地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理想化、浪漫化书写。事实上,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如果作家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浪漫化、简单化书写,那么就必然会极大地削弱作品的真实品格。

可贵的是,“时代三部曲”面对川东乡村现实秉笔直书,全面且真实地揭示了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贺家湾脏乱差的生态环境、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认定、贺大卯等村民令人震撼的贫苦生活景象、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乡村土地的流转方式、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顽固钉子户、非贫困户对贫困户享受政策红利的愤懑不满、偏远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返乡农民创业和致富的出路等问题,都构成了“时代三部曲”中乡村振兴的巨大困难与严峻挑战。其中一些问题几乎是现实中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就让“时代三部曲”对新时代乡村变革的叙述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高度注重让叙事严丝合缝地对接国家政策话语而相对缺少问题意识,对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独立且深入的理性思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时代三部曲”的叙事完全符合国家政治话语。但是,作家又不是机械照搬和简单诠释国家政策,而是在肯定和颂扬乡村变革成就的前提下,立足乡村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对乡村振兴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合理质疑、深入思考与深刻揭示,并试图提出解决路径。在《燕燕于飞》里,驻村第一书记乔燕废寝忘食好几天才将所驻村贫困户的信息录入省里的数据系统,平时还要根据不同主管部门的扶贫任务和要求填写各种烦琐的表格,填表工作之繁重和劳累超乎想象,以至于驻村的女性第一书记们戏称自己成了“表姐”。小说从乔燕的视角对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与其填写这些五花八门的表格,不如多抽出些时间到田间地头帮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在当下乡村,土地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流转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振兴乡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当下的乡村振兴,还关系到乡村未来的发展。贺享雍在小说中从乡村实际和农民利益出发,对土地流转模式、流转土地的经营模式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都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思考,并批判了土地流转中一些罔顾乡村现实、牺牲农民利益的官僚作风。《土地之子》中,县委和乡镇领导为了政绩,出于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作风,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考虑贺家湾的实际情况、农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根本利益,坚持大资本下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要求将贺家湾的土地大规模流转给外来资本。乔燕则强烈反对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她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返乡农民通过小规模土地流转经营家庭农场才是符合贺家湾实际的土地流转方式。小说还借助一个产粮县的土地流转个例严厉批判了外来资本参与土地流转的形式主义问题—外来资本将流转的土地转包给农民,同时套取政府给予的高额补贴。

“时代三部曲”正是在对上述现实问题的揭示中显示出了现实主义可贵的问题意识与批判勇气,接续起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让所叙述的新时代变革实践更为真实、更具有思想深度。当然,无论是揭示问题还是批判不良之风,都是为了让国家战略在乡村实践中取得实效、真正改善民生和推动农村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时代三部曲”的问题意识与国家政治话语是一致的。

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立体书写

下沉贫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公务员们,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者、推进者。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全新的人物形象,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贺享雍“时代三部曲”超越了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高大全模式和概念化窠臼,着力书写平实化、生活化、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富有烟火气息和浓厚人情味、真实可信的新时代英雄,开辟了一条新的时代新人塑造路径。

在“时代三部曲”中,第一书记具有多重身份:在国家政治话语层面,她们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乡村的具体实施者、阐释者;于农民而言,她们是乡村社会的外来者,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干部;在家庭层面,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或孙女。“时代三部曲”就从这些不同维度切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一书记们的形象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呈现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品质,而是具有了更为丰富饱满的内涵。

“时代三部曲”没有因为第一书记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性维度,就把他们塑造成无比崇高甚至带有神性光辉的时代英雄。在小说中,第一书记始终是平实的英雄。她们踏踏实实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将乡村振兴由蓝图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实践和真实美好的生活图景。乔燕发动村民整治村居环境,动员村民在房前屋后栽花种草建设美丽乡村,多方联系为贺波争取创业扶持资金,全力帮助村民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协调解决搬迁安置的建材问题。乔燕时时刻刻把村民的事情放在心上,切切实实为村民解决各种难题。她积极联系学校帮助贺峰复学,对贺勤扶贫又扶志,帮助贺大卯更正户籍系统中的姓名。不只乔燕,“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书记们都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甚至生命。周小莉在去村上时被大水卷进了乌龙河。张岚文历尽千辛万苦为村民找到井水,自己却因劳累过度而牺牲在工作一线。在叙事中,第一书记们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既源自目睹乡村现实后油然而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也源于对贫困农户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

在“时代三部曲”中,作家注重将第一书记们放置在具体、现实、典型的乡村生活环境中去表现他们出色的工作能力。列入贫困户所带来的现实利益让一些农民弄虚作假,争当贫困户,而个别真正的贫困户却因为不符合具体的政策规定而无法得到扶助。乔燕在开展扶贫工作时既能够深入实际,甄别真假贫困户,也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变通地运用政策,为真正的贫困户提供扶助。贺端阳起初忙于自己的承包生意,不能真正配合乔燕开展工作。经过坦诚沟通后,乔燕理解和体谅贺端阳在外承包工程的行为,但对贺端阳在工作中的掣肘也给予有理有节的提醒。这种将典型人物放置在典型环境中进行塑造的方式,一改以往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书写的概念化、模式化流弊,让人物容纳了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

不仅如此,“时代三部曲”还描写了第一书记们工作中的委屈、烦恼和他们在委屈、烦恼中的坚守与成长。乔燕面对农民的不理解和阻挠,对土地流转看法与上级领导不一致等各种工作困难,曾惶惑、委屈、痛苦和迷惘,但更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接近人性本真的书写方式非但没有遮蔽这些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光辉,削弱其思想深度,反而让其更接地气,也更为真实可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乡村变革题材的小说经常将类似第一书记的乡村社会外来者塑造为乡村的启蒙者。启蒙者往往站在居高临下的立场来审视、批判和改造农民和乡村社会。“时代三部曲”则疏离了这种叙事模式。一方面,从民间视野描写第一书记对乡村人情伦理的尊重。在小说中,第一书记们在和乡间百姓的日常交往中没有显示出丝毫文化与身份的优越感。她们入乡随俗,理解、尊重并遵循乡村伦理与习俗,尊重农民的感情和处世方式,能够与广大农民平等对话。在日常工作中,乔燕亲切地称呼农民为爷爷、大叔、婶子,凭着一颗为农民办实事的心赢得了广大村民的认可。张岚文春节时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翻山越岭步行去农家赴宴,从而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获得了农民的认同。对于“等、靠、要”的贫困户,乔燕们不是站在启蒙的高度单纯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严厉说服教育,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从他们的诉求出发,以共情的方式扶贫扶志。这种平易近人的工作方式、与农民平等对话的文化姿态、真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让第一书记的形象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儿,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审美魅力。另一方面,“时代三部曲”从政治和启蒙双重视角将具有思想高度和文化优势的第一书记塑造为乡村文明的引导者。例如,乔燕通过引导农民使用文明用语和鼓励乡村女性化妆来提升村民文明素质。这样的先进人物形象既符合建设文明乡风的国家政治话语要求,又与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

“时代三部曲”还将第一书记作为普通人放置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多重家庭伦理关系中进行塑造,表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他们的夫妻情、母女情、祖孙情,描写他们在工作与情感之间的两难,从而赋予他们鲜活的人性血肉,让他们的形象容纳丰富的生活、情感与伦理内涵。

总之,“时代三部曲”对第一书记们的平实化、人性化和生活化书写,有效矫正了当代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常见的模式化积弊和扁平化缺陷。

二、乡土本色的原生呈现

乡村日常生活的精细描摹

新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不但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而且有普通百姓家长里短、人情往来、生儿育女、田间劳作的琐碎日常。以精细的写实笔法描绘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现实主义叙事的必然要求。不过,在一些乡村重大变革题材的小说中,乡间的日常生活虽然无所不包,却因为整体上的琐屑、平淡和凡俗而时常被各种宏大话语遮蔽,常常是作为乡村变革叙事的点缀而存在,较难得到完整、充分的书写,其质朴、丰富的原生风貌无法得到展现。“时代三部曲”则成功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深度融合,致力于重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原生风貌。

乡村振兴战略原本就与乡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然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其成效必定体现在乡村日常生活日新月异的改变。因此,乡村全面振兴的故事就是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故事。“时代三部曲”的三部作品—《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都将国家政治话语与乡村日常生活话语融为一体,讲述日常化、生活化的乡村振兴故事。在叙事中,乡村振兴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政策,而是生动具体、幸福美好的日常生活景象与细节:整洁的村容村貌、房前屋后美丽的花草树木、宽敞明亮的扶贫搬迁住房、返乡农民的田间劳作、发展特色种植后的丰厚回报,等等。《村暖花开》中,扶贫叙事始终围绕着贫困户的日常生活展开。如,在乔燕和乡亲们的热心帮扶之下,王秀芳、贺兴义这对贫困病残夫妇不仅解决了衣食住等生存问题,还顺利生下了女儿,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这个日常生活故事同时也是国家政治话语层面的扶贫故事和乡土民间温暖人心的情义故事。“时代三部曲”这种寓时代主题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在重大变革题材乡土叙事中的边缘化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乡村变革叙述方式,让乡村变革叙事具有了接地气、暖人心的美学特质。

“时代三部曲”极其注重对乡间日常生活的全面、生动再现,既显示出现实主义宽宏的整体性视野,又流露出日常现实主义深厚的细节写实功底。无论是《燕燕于飞》《村暖花开》还是《土地之子》,都深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肌理,以精细的写实笔致描摹朴实、自然、琐细的乡间日常生活细节,还原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塑造新时代日常生活中的乡土中国形象。人情伦理、家长里短、田间劳作、邻里纠纷、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在作家笔下都呈现出自然鲜活、平实质朴、恒久悠长的本原面貌,流露着恒常、安稳的乡村生活本体意味。

除了生动展现真实朴素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时代三部曲”还接续并发扬了地方志传统,着力于书写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乡村风习,从而强化叙事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时代三部曲”描绘的川东乡村风习包括“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等,“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乡村风习,包括产妇不满月不能随便串门等落后习俗,“贺享雍既没有对此进行局外人一般的猎奇式渲染,也没有进行居高临下的针砭批判”,而是根据叙事需要极为自然和妥当地融入故事讲述中,凸显乡村生活的原生质感。如《村暖花开》里写到的贺家湾“月母子情”习俗,乡邻们提着红糖、鸡蛋等礼物去探望产妇和新生儿,表现了乡土民间的淳朴人情,营造了浓郁的乡村社会生活和乡土文化氛围。整合在文本叙事中的久远的地方风习,既赋予“时代三部曲”古朴深长的传统乡土文化韵味和厚实的地域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小说独特的审美个性。在乡村人口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常态、地域文化碰撞交流频繁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传统地方风习在各种现代观念、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渐改变和消逝。当此情境,“时代三部曲”对地域文化风情的审美再现不仅具有保存传统乡土文化记忆的意味,而且“不失为抵御同质化的现代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