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爽

小时，除了沿楼梯摆得挤挤挨挨的大白菜，冬天最多的就是苹果。装苹果的纸盒箱子常常放在阳台上，结了冰的窗子和墙壁在午后的阳光里渗出水来，箱子也就早早地浸湿了。瓦楞纸变了形，包着纸的苹果也往往熬不到吃完，就开始腐烂了。那时，家里的大人会将烂掉的边边角角依次挖去，余下的切成小块，加冰糖煮成糖水。有时会放几粒红枣，加些银耳，因为黏稠而多了几分甜似的。后来见识过广东的糖水，即便是快餐文化里变了形的，也多包装得丰富而讲究，与煮陈果子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再没买过冬储菜和整箱的水果，那种特殊的甜腐，竟再也想不起了。

其实从绝对数量讲，好吃的并没有多到过剩的地步，只是不能很好地保存，供人们每日都吃到同样的新鲜。旧时的性格测试里，常有这样一问，假设你有一串葡萄，是先挑最好的吃，还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以答案之不同区分两种人，两种价值观。夸大其词暂且不论，最主要是缺少诗意。而远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就把鲜花和水果浸到蜂蜜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新鲜食物短缺，法国人惯用果酱抹面包。对于美食在手究竟什么时候吃这点上，凡此种种假设，远不如实际动手动口。要么敞开了肚子吃个痛快，要么想想法子吃得更长久些。

去年冬天，热腾腾的苹果酱煮在锅里，我窝在沙发上看电影。即使是了无生趣的片子，也忘了时间。结果，果酱糊了锅。任里间闲不住脚收拾屋子的那位气呼呼出来骂人，也只能再添些水，继续搅和着。满心愧疚，念及西式厨房里完全自动化的搅拌器、计时器，乃至防噗锅的发明创造，真是人性。若是刨根问底，问这里的人性是什么？我想，多半是做枯燥工作时的三心二意吧。

殊不知，再后来自己做果酱，从处理水果到加热搅拌，都寸步不离地盯着，再有趣的节目也无法把我叫进客厅。想起日本电影《小森林》里，女主角市子不忍心看着满树的红果拼命长大，最后只能腐败在土地里，于是说，“那就做成果酱吧”。然而，像剁饺子馅儿一样地用刀子切碎果肉，像煲魔法汤一样地转圈圈搅拌，不厌其烦的过程里，真的仅仅是为了不浪费和多吃一口甜？

做果酱，难说不是一种行为艺术，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满足口腹之欲，不如说是用这种单纯的体力付出，这种次序井然的动作本身，强迫自己一心一意地专注。至于藏在冰箱里的瓶瓶罐罐吃得了吃不了，反而是无关痛痒的。这时候，谁要以全自动化的种种为忙活得手脚不得闲的人提供便利，实在是没眼力见儿，也是最大的不人性。

忽然想起顾城有一首小诗：《安慰》。安慰什么呢？是充满童稚的孩子安慰为糖发愁的母亲，还是作者借此安慰人们无米下锅的窘迫生活？难怪顾城会被称为“童话诗人”，短短几句，轻轻简简，把一件苦涩的事写得充满了爱和甜，却也不是轻飘飘的敷衍。野葡萄自然生长，还没有成熟就被摘下，但同样青涩的孩子却有着意外成熟的智慧，以舍为得，化繁为简，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读到它的人也因而心中一宽，心头一暖。

诗人流诸笔端的感情，大概正如其在同年的散文《少年时代的阳光》中所表达的：“我要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这并不是打了鸡血的盲目乐观，而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悲悯。后来，这首小诗被谱了曲，用在了电影《青春祭》里，亦是含蓄动人，哀而不伤。但与诗本身的朦胧不同，对自己的诗心，顾城却解释得十分清楚。他特意强调，这个“童”是《童心说》（明·李贽）中的“童”，是指未被污染的本心，而不是指儿童幼稚的心。

至于“怎么做果酱”，人们真正需要的或许未必是一本食谱，精确到几克这个，几克那个，水多少，水温几何，而是一种大把时间用着也不心疼的安适与从容，一种真正的内心的宁静。在这样的宁静里，你沿途采下渐变色的叶子，趁它们未被干燥的冷风吹得酥脆，洗净了制成标本。

天一日比一日短了，法海寺的壁画还没有看，樱桃沟的小松鼠也尚未吃过我喂的西瓜，生活好像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等着我去看，去想，去经历，永远也无法穷尽的那种多。食物短缺的时候，一串野葡萄、一罐果酱就是奢侈的幸福。阅读饥渴的年代，任何一张带字的纸都可以囫囵吞枣地看。哪怕真的无趣，也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己需要的。如此想来，天底下大概没有什么事真正是枯涩的，只要愿意，人尽可以把一件乏味的事做成自己心里有趣的事。就像杨绛和钱钟书“常抖搂出肚子里的白字比较着玩”，也不失为一种“不加糖”的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