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艳

冯良的长篇小说《西南边》是一部有关创伤的小说。创伤书写，可谓冯良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她是彝族作家，曾在西藏工作数年，一度被视为先锋作家群的一员，但她始终坚持的，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在长达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她最常写到的，是人的死亡、伤痛，情感的破裂，以及生而为人，在命运之前的无奈。冯良的创伤书写，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幽微，描写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发生，不被特别注意，又习以为常的创伤事件。而对那些由战争，或巨大的自然灾害等引起的灾难性创伤，她似乎并不关注。

《西南边》的创作历时十年，延续了冯良一以贯之的创伤书写。小说以三对彝汉结合的年轻夫妻为主线展开叙事，笔墨所及之处，牵出了20世纪50年代及此后几十年间，西南边地的凉山彝人裹挟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命运浮沉的历史。但是，《西南边》不是宏大的彝族史诗。恰恰相反，《西南边》是作家依据自身经验及相关史料，以虚构的方式，对现代化进程中凉山彝人个体情感创伤、身份迷失及延宕的集体创伤的集中书写。它既是冯良对血脉相连的族人与故土的重新审视，亦是她远走他乡多年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对故土的一次深情而决绝的回望。冯良的创伤书写，笔锋细腻，语言丰富、生动，能深入人物的性格及精神层面，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幽暗之处，揭示创伤的本质，却不露任何斧凿痕迹。

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语“τρυμα”，最初指外力对人体造成的物理损害。随着创伤理论的发展与成熟，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展至精神层面。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叙述和历史》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的概念，并将创伤定义为“一种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现象反复出现”。这一定义准确描述了创伤的性质：创伤是一种压倒性的体验，它的迟滞和重复反应会影响人们现在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耐性。在当代，创伤的含义已从战争、自然灾害、纳粹集中营等带有毁灭性质的暴力事件中脱离出来，指向日常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并未引起特别注意的个体创伤事件。

创伤书写“以一种滞后的方式间接指涉历史，体现在时间结构上，即表现为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模糊了”。冯良的创伤书写，往往以凉山彝人的个体命运指涉历史。在这方面，冯良已做过许多尝试。《老阿牛的死》《一个苏尼》《欧婆婆传》等作品，都是鲜明的例子。《西南边》的个体创伤书写最为集中，也最深刻，其以长篇小说的体例，囊括了意外凶死等身体创伤，目睹亲人离世、经受情感背叛等情感创伤，花彝们的身份迷失，以及彝汉杂糅的文化背景中人的精神困境，等等。不过，冯良重点描写的还是个人的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

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情感，必然是一部僵死之作。《西南边》的情感非常浓郁。亲情、爱情、友情等的描写真挚动人，引人共鸣，尤其情感创伤的书写，更能深入人物情感的底部。《西南边》情感创伤书写的主线围绕黑彝女子曲尼阿果展开，她是整部小说中最为鲜活的一个人物形象，与其他人的相关性也最强。小说伊始，扎进阿果脚上的那根刺便以身体创伤的形式，上升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创伤符号。夏医生拔刺的失败，使曲尼阿果遭受第二次身体创伤。这也暗示，他将成为阿果生命里永远无法剔除的一根“刺”。阿果的第一次情感创伤，与传统彝族社会观念的日趋瓦解息息相关：自小倾心且订过娃娃亲的表哥古侯乌牛无视婚约，无视族规，与一个白彝女子相爱。这一行为，从情感和规则两方面将阿果抛弃。“经历了一次创伤事件之后，人类自我保护的系统似乎进入了永久性的警戒状态，好像危险随时都可能重现。”亲密关系的破裂，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对于恋爱期的少女而言，更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坍塌。这次情感背叛象征曲尼阿果与传统彝族社会的背离，尽管这背离是被迫的。经历过失落和幻灭，阿果打破黑彝不与汉人通婚的陈规，与夏医生结为夫妻。但是，这一选择又成为曲尼阿果另外两次情感重创的根源。

曲尼阿果经历的第二次情感创伤极为复杂。一是亲人的离世：二姐曲尼阿呷和家爹曲尼拉博先后死亡。“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目睹家人的死亡，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症候群。”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噩耗，阿果是在一瞬间知晓的，完全没有反应和缓冲的时间。二是丈夫夏觉仁的背叛：这个关键时刻，他不仅没有与阿果一起承担丧亲之痛，帮忙料理二姐和家爹的后事，还出卖了她的家支兄弟石哈。三重创伤事件的叠加，彻底摧毁了曲尼阿果的意志和求生欲望。

创伤事件的伤害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延后的。创伤事件“在当时并没有被完全体验或消化，而在之后的生活中，受害者会在对暴力事件反复的再体验中，完全吸收或体验当时的情景”。尤其是情感创伤，更是具有反复发作的魔性。情感创伤的再体验，使曲尼阿果犹如行尸走肉。夏觉仁口述道：“阿果不吃不喝不睡，瘦得脱形，关键是打不起精神，没日没夜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我们的儿子小，以为他妈妈死掉了，老跑来医院喊我。那么钟爱的两个娃儿也不管了……女儿儿子走了三十来天，阿果才有反应，天上地下，好一通找，人又蔫了，还得回娘家。她回去长肉，回来消肉。”照顾阿果的护士也在感叹：“阿果好虚弱哦，呼出来的气多吸进去的少，蚕丝般，热乎劲都没有。”（第263页）失去生的欲望，是创伤受害者最常见、最严重的症状。阿果强烈的回娘家的愿望则是在创伤事件中失去安全感，“禁闭畏缩”的体现。直到最后，她甚至完全退缩至自己的出生地，躲避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非现实”的理想世界，不问世间疾苦，整日里只与花间的蜜蜂追逐、嬉戏，看似超然物外，宛若精灵，实际上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停留在无忧无虑的十几岁。在那个世界，阿果全然忘记了现世的苦痛，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母亲，还有一双儿女。

这样的情节设置，也影射这部长篇小说的自传性质。母亲早逝、母爱缺失的创伤记忆，使作者在潜意识中希望母亲并没有过早地离世，希望母亲能在她的笔下复活，但与此同时，这种母爱经验的缺失，又让冯良无法书写曲尼阿果与女儿相处的细节，甚至无法将曲尼阿果书写为一个母亲。

反复的创伤经历，一方面会加重受害者的破碎感，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受害者对现实有所防备，并对再次发生的创伤事件感到麻木。有些受害者也能在长期的自我修复中超越这种痛苦。经历第三次情感创伤时，曲尼阿果的内心已明显有了云淡风轻之感。这一次，表哥古侯乌牛暴毙，丈夫夏觉仁出轨好友沙马依葛。这两件事，又与几几嫫小儿子的死和吴升夫妻间的情感背叛相联系。这时的曲尼阿果，一袭传统服装，荷叶帽，百褶裙，斜襟宽大衣裳，俨然礼服;眸子清亮，神清气爽，不染一丝尘世之气，也好像对现实世界里的创伤事件毫无反应。这代表着阿果心理上的成熟和超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夏觉仁对她族人的背叛，远远大于对她个人情感背叛的伤害。

另一位女性，即沙马依葛的情感创伤，也在此时显现。与曲尼阿果的被动承受不同，沙马依葛是一个积极响应号召，追逐时代浪潮且事业心很强的女子。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能迅速付诸行动。一旦发现追求夏医生无望，便立刻选择同为军医的吴升作为结婚对象。在工作中，沙马依葛更是步步为营，利用一切关系站稳脚跟。但对于夏觉仁，她始终怀揣着爱情的种子，一经撩拨，便迅速发芽，开花，盛开得轰轰烈烈。她以为夏医生早已对“疯掉”的阿果死心，与她旧情复燃，却发现所有的一切只是一个骗局。

在欺骗中献身，付出真心，这使沙马依葛感到羞耻，并生出强烈的幻灭感。极端情绪的支配下，她不顾个人形象，气急败坏，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发泄道：“脑壳坏了、眼睛瞎了，脸不要，家不要，哈巴狗不如，比不上乞丐，围着你这个没有恩义的坏蛋转。你呢，完全在骗我，骗着给你那个供在云朵上的老婆摇尾巴示好哦！”（第328页）这些咒骂与自嘲，隐含着一个女性的无奈，以及爱情幻灭之后的绝望。一般来说，在情感遭遇重创的情况下，创伤受害者通常会生出复仇的渴望。“受害者在被欺凌后的愤怒下想象，复仇是唯一让她感到恢复力量的方式;并且她会想象，这是唯一能迫使加害者承认罪行的方式。”沙马依葛此后的复仇渴望，以及勾结俞秀对曲尼阿果的报复行为，根源就在于此。

“彝汉根子曾经很是困扰我，让我敏感。”在一次对话中，冯良曾这样说。“彝汉根子”的身份，既是冯良的独特之处，也是她作品中抹不去的印记。冯良是彝族，母亲是凉山传统的彝族女子，父亲却是汉人。“彝汉根子”的身份问题，成为她生命最初的创伤记忆。她在散文《彝娘汉老子》中也谈道，小时候，不经意间得罪了小伙伴，会被骂“杂交鬼”。她因此对“杂交”这个词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感，觉得它“太阴暗了”，以至于对“杂交水稻”“杂交水果”这类的词也提心吊胆。此后，“我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我尽量地不去招惹别的孩子，以免他们说出让我尴尬主要是羞惭的话来。如此一来，我在少年时期变得十分的孤独。”童年的创伤经历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便会像肉中刺一般拔不出来，甚至找不准具体位置，却时不时地隐隐作痛。

这种困扰在《西南边》中以创伤书写的形式得到艺术再现。小说选择以三对彝汉结合的夫妻（黑彝女子曲尼阿果与汉族军医夏觉仁、白彝女子沙马依葛与汉族军医吴升、汉人女子俞秀与彝汉混血的彝族奴隶娃子木略）为主要叙事对象，且这三个家庭，都生有带着“彝汉根子”的孩子。选择这样的群体展开叙事，正是冯良对同伴的下意识寻找。同时，她也在潜意识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西南边》里的身份迷失，除了表现为主要人物的身份设定，具体的细节展现则大多聚焦在曲尼阿果及女儿索玛身上。阿果第一次怀孕，就深陷于这种身份迷失，常常感觉到难为情和尴尬。身份迷失引发的心理创伤，像扎在脚心里的刺，并不致命，却让人寝食难安。“三姐和三姐夫生的娃儿是彝人呢，还是汉人?”二姐阿呷借弟弟的话与她打趣，结果“曲尼阿果扑过去要撕她的嘴”（第171页）。有一次，索玛玩耍回来，声称“有个小朋友骂她花彝、杂种”（第202页）。这让阿果失控大哭。索玛还是个孩子，并不明白这些词背后的含义，只是觉得有些苦恼，有些疑惑，倒是阿果的大哭，阿果对夏医生的嗔怪，体现出她对这一身份的介怀。她的行为又似乎在隐隐之中回应着冯良记忆最初的心理诉求，冯良也在这样的创伤书写中，完成了对自己童年创伤的修复。

此外，这种身份迷失在以木略为代表的花彝娃子身上也有体现。木略的爹是汉人，在翻身之后，他甚至找到了自己的汉人爷爷，也已经认祖归宗，但面对极为棘手的事情，依然会把希望寄托于彝人特有的“天菩萨”。考虑到死后灵魂的归处，更深觉自己是个传统的彝人，灵魂该归于三处。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无根的，没有归属。这种无根性，又一直延续到《西南边》之外那些已经考入大学、走出凉山的下一代花彝们未来的生活之中。

延宕的集体创伤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脱离集体、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西南边》除了关注那些浮于历史表面的、个体的情感创伤与身份迷失,还着重描写了那些隐藏在具体的人物背后,作为底色的凉山彝人的集体创伤。冯良的出身,为她的书写提供了先天优势。她本身就是凉山彝人,母亲及亲属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黑彝。对彝族社会的熟悉,切身的生活体验,以及记忆深处那些鲜活的人物群像,都使她在书写西南边地的群体时,能够轻松地进入,精准地把握。

值得一提的是,冯良与她对故乡的创伤书写不仅血脉相连,还保持着难得的距离感和表达的自由。这与她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不无关系。自上大学开始,冯良便远走他乡。她看到的世界,从一个传统的以血缘和家支为核心的彝族世界,转换到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北京,再到以藏传佛教为底色的西藏。这个跨度,不仅在于地域上的距离,更在于文化的差异。“凉山,西藏,包括我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生活于此的北京,这种种同质异质的文化自然生发于我的生命历程,是记忆,也是想象,不局促于时空的遥远、阔大,保有生动、鲜活的面目、心灵,虽然偶尔会碰疼我,也有尴尬无解的时候,但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显然,彝、汉、藏等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极大地拓宽了冯良的认知世界,拓展了她的想象力和语言的边界。

离乡途中,冯良曾有过多次回望,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凉山彝人的故事,如《一个苏尼》《老阿牛的死》《喜德县》《彝娘汉老子》《欧婆婆传》等。不断的回眸和书写中,一个小说家捡拾起了那些破碎的,关于家族乃至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如果说之前这些作品是冯良对于自我身份的初步审视,甚至还带有戏谑的、自嘲的、反叛的成分,那么《西南边》便是她在自身血脉的反观与回望中对发生于故土的集体创伤的一次集中而彻底的书写。冯良的创伤书写是一个找寻的、隐忍的、诠释的以及探知的“我”,通过探究家庭历史,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个人、家庭的创伤记忆与民族、时代连接起来。

《西南边》的集体创伤书写,首先关注的是凉山彝族,尤其黑彝这个群体。彝族内部有五个等级：兹（最高统治等级,后来大部分被“诺”取代）,诺,曲诺,阿加和嘎西。其中“诺”就是黑彝,“曲诺”是白彝,“阿加”被译为“安家娃子”,“嘎西”被译为“锅庄娃子”。“诺”阶层的黑彝自视血统高贵,不与“曲诺”阶层的白彝通婚,更不与“阿加”“嘎西”及汉人通婚。白彝则相对汉化,思想上更为开明,与汉人通婚也是常有的事。《西南边》一开篇就写到彝族奴隶制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的颠覆与重构。黑彝们做惯了主子,眼看着祖祖辈辈挣下来的土地、森林和牛羊即将被娃子们瓜分;眼看着娃子们即将直呼他们的大名,与他们平起平坐;眼看着黑彝的女儿们将要外嫁给曾经的奴隶娃子,玷污他们黑彝清白的血,“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