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

他把铁皮话筒扔到一边，声音还是很响亮，仿佛在屋檐和土墙上撞出一片嗡嗡的响声。我身边的会计邦邦悄悄说了句：“大叫驴”，又怯怯地闭上了嘴。

会场里骚动了一阵，又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后面望去。

“地主要押进来了。”会计邦邦说。

人群又轰地喧哗起来，许多人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队长骂哑了嗓子，在嗡嗡的人声中，他的骂声只是扔进水浪中的一根干草，浪花一卷就无影无踪了。大院外进来两个扛枪的民兵，又进来一个，扛着的却是个扎得松松垮垮的草人，套着件破得辨不出颜色的衣袍，腰上扎一根朽烂的草绳。仰起布做的脸，那张涂得红艳艳的嘴唇笑得很可怕。嘴唇上用墨画了撮胡子，很像日本人的小胡子，戴的眼镜也画得很黑。

草人被戳在土台上，没有骨头的身子耷了下来，民兵用手把它撑起，它又耷了下来。干脆不管了，扔在地上，像堆破垃圾。

“看看，这就是我们队的地主！”会计邦邦说。

“怎么是个草人？”我一阵疑惑。

“真地主斗不了，真地主刚解放那会儿，就跑到国外去了。我们一直斗的就是这个草人。”会计邦邦卟哧笑了，也许是望见那草人的滑稽模样。他说，刚开始，草人扎得很像很像，是工作组的一个会画画的干部扎的。草人立在台上，寨里人看着它还恨得咬牙切齿，朝那个布做的脸吐口水。会后，草人浑身上下砸满了牛粪马粪。后来，每开一次会，草人就变一次样。成了今天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好在过去的事容易淡忘，地主到底像什么样，也很少有人记起了。

队长多吉讲得很激愤，揭下毡帽扔到桌子上，拳头把桌子擂得咚咚响。桌下的狗呆不住了，呼地窜出来，撞倒了那个草人，溅起一团灰蒙蒙的粪灰。人们又轰地笑起来。

队长多吉像没看见。仍然讲得很激动。

“他讲的是什么？”我问。

“他说，老地主要跑回来了。”会计邦邦说。

“他还说什么？”

“他说，老地主回来了，要杀很多人。”

“还说什么？”

“林彪、孔老二和老地主是一伙了。”

“还说什么？”

“别闹，我还要听。”会计邦邦有些不耐烦的，转过身子不理睬我了。

会开到了黄昏。队长多吉说，晚上电影队要来放电影，《上甘岭》，打仗的，好看得很。可是，我们等到天黑尽了，也没见电影队来。人们有些失望了，三三两两的离开了，场子里只剩下一些兴头还足的男女青年。刮风了，早春的风很冷，带着伤心的哭腔在夜空中旋。队长说，该烧堆火来烤烤，便把那个破烂的草人扔在场中，一敲火镰，鲜亮的火腾了起来。压抑久了的人们兴奋了，又抱来大捆的麦草，往火中扔去，绕着火堆唱起锅庄曲，踏着锅庄步，舞了起来。

我看着一点一点化成灰烬的草人，看着晃在四周的让火烤得通红的单纯朴素的脸，心中涌起莫名的酸楚……

搬进阿嘎的家

刚收工，公社书记泽旺。和文书老刘就来找我，说公社要办特殊分子学习班，学习班的人要住在我的屋子里。特殊分子全是各个生产队送来的调皮捣蛋的人，办他们的学习班，是让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书，改造他们的思想。他们和我住一起，怎么说也不大妥当。

老刘说，他已给队长多吉说好了，我搬到亚书保管室去。知青都应该回自己队里去住。

那天，我下地扯了一天的草，已累得连生火烧饭的劲都没有了，便恳求说：“行行好，我只想睡觉，让我明天再搬吧。”

泽旺书记拍拍我的脑袋，说：“你还很留恋这间屋子，就住一晚上吧。”

我说：“我想给这屋子里的死鬼们告告别。”

他们朗声地笑，说什么时候知道这屋子闹鬼的故事的？

第二天，阿嘎来帮我搬家，他在保管室的种子库房内给我腾了一快地方，安了张小床。我便和一柜柜一袋袋青稞小麦住在了一起。不过，在那里的第一夜，我连眼皮都没敢眯一下，我受到了起码一个军团的跳蚤的轮翻进攻。一整夜，我都在捉跳蚤，那些游击战的高手们，狠狠地咬你一口，吸了你的血，便满床铺弹跳，一眨眼便连影儿都瞧不见了。

早上，阿嘎来叫我喝茶，见我光着身子站在床边，背上胸前全是青的红的疙瘩，便啧啧叫起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屋子，嘴里一个劲地说：“可怜呵，宝贝。”他叫我坐下别动，倒了碗清水，再滴了几滴白酒，在我身上的包块上抹着。那凉丝丝的味道一下就把跳蚤咬过的搔痒赶跑了。

阿嘎说，愿不愿意搬到他的屋里，和他作伴。我当然愿意了，把我的东西搬进阿嘎的屋内，坐在火边喝着热呼呼的茶，我浑身都热呼起来。

阿嘎的屋子也不大，最初，我把铺安在堆满空牛皮袋子的墙角底下。阿嘎说什么也不让我睡那里，说那里空气不好，夜晚还有许多老鼠出来捣乱。我说，那里暗，睡起来才香。背靠柴灶，还可以取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