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诸多变革，城市文化几乎经历了摧枯拉朽式的推进，民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或者说文化自生能力。即便当城市化达到饱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完成，也并不意味着泥沙俱下的传统乡土就随之消失，即使完全现代化甚至智能化的乡村与我们文化基因写作的乡土不再是同一事物，大众传媒和娱乐泛化对乡村生活完成了深度改造，作家依然会提供原汁原味的乡土叙事。罗伟章的写作，始终是内在于民间生活的，属于内部的观察和思考。如何关涉乡村复杂的人物关系与错综复杂的民间伦理，如何在同一叙事结构作处理不同维度的时空关系以及民间生存样态，《谁在敲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

壹

民间社会的文化裂痕与重塑

乡土中国的文学讲述主要有两种方式：生活化的和精神性的。文学表达和人类学研究的差异在于其文化投射是反向的（弥散和聚合），文学包含自我讲述和他者讲述。当我们把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人类学参考文本，无论将其看作解释的文本还是知识的表征，其有效性的基础都是需要考量的。小说是虚构，其中的地理、人物和事件，并不能逐一在可表征的现实社会中找到印证，但我们依然认为其具备认识和理解乡村生活的对象物特征，是因为小说建构的乡村生态系统和民间文化景观具有表现生活和阐释时代的功能性因素，并且通过个体的讲述，文化的内部景观得以视觉化呈现。

以“门”为题的小说不少，夏目漱石的《门》隐喻个人与社会的隔绝；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象征善与恶、生与死的分割；《谁在敲门》敲的是城乡之门、生死之门和时代之门。“门”既是一种阻隔，又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连通。以“敲门“为核心意象的小说不多，罗伟章的暗含疑问在于“谁”，这个“谁”有判断的迟疑，也是明确了主体依然持有的生活质疑。站在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门外，敲门的是谁？敲门人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城市化进程强化了乡村的离散性，作家面对时代之门，门的一边是漫长的乡土中国历史，另一边是后人类社会乡村愿景，历史与未来看起来都很切近，甚至有着文化意义上的重叠，眼前的故土反而越来越陌生和隔膜—与前后两面都存在断裂的隔膜。民族志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作为一种微观的描述固定在阅读形式中。罗伟章的途径是通过民间生活的敞开，把裂隙和对裂隙的弥合都注人讲述之中。

《谁在敲门》反复强调两代人之间感知的障碍。父子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春明甚至无法很自在地单独和父亲待在一起，尴尬局促，无话可说，这个特别的细节，一再被强调；大姐的讲述和“我”的感知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在对待父亲这个话题上，姐弟二人则心有灵犀，这里作家用的是人类学家式的深描，反复刻画行为背后的意义，运用心理工笔画法为时代构形，以最细微的心理波动来勾画宏大时代的起伏跌宕。象征性决定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文学和文化都是隐喻式的表达，通过文化认知，我们实现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尽管不少人类学家并不认同文化作为帷幕的观念，而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解释实现社会结构的文本分析。威廉.玖尔泰（Wilhelm Dilthey）强调，现实仅仅存在于由内部经验所赋予我们的意识和事实之中，“文化的解释最终要回到个人对于文化表征的学习和记忆，也就是回到个人经验的层次上，这构成了经验人类学的基础。而作为外在文化表达与内在文化理解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就是表征本身”。对于作家来说，这个探究过程应该是充满乐趣和理趣的。《谁在敲门》通过“敲”这个动作，把主客体连接在一起，经验性的描述被纳人理性思考框架，强调的是对生活和时代的肉身处境和思想介人。

贰

民间社会的文化黏性与惰性

乡村社会内部构成是复杂的，不同个体、群体、小型经济组织，其思想观念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代之间、家族内部、社群、族群，正在呈现越来越多元的依存关系，文化的离散趋势不会因智能媒介的快速普及而减缓，现代性过滤掉了传统伦理的非理性沉渣，而现代社会的民间秩序并未因此获得充分的理性，乡土文化的黏性依然存在，民间权力多数时候仍旧是扭曲的。大姐夫的乡村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但他最后的结局也并不意外。作为民间治理的精神遗产，习俗更像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起杠杆作用的是公共讨论机制。全书整体上是不同的人在讲各自的话，乡村话语空间本身具有道听途说属性，小说其实印证了我们对当下乡村生活的部分想象，群体内部的伦理义务在瓦解，而文化惰性却依旧左右着乡村的未来。回顾百年乡土叙事，多突出历史感，但《谁在敲门》强化的是现场感、在场感、现实性和当下性，一个家族的开枝散叶和分崩离析，村民自己讲述的故事，作家难免理想化的预设，都可以作为考察乡土世界的线索——罗伟章试图还原可见的生活现实，同时捕捉那个不可见的心理现实。

学者对民间文化持不同观点，人们创造各种符号来表征社会关系模式，这些符号可能包含文化传统、文化移植、新思想或者这些元素的综合。大姐夫这个人物具有复杂的符号意义，是村民心目中的能人，也是大家族的组织者，在许家，他的地位超过了大哥和城里人春明。作为地方政治模式的寄生者，也是模式建构的参与者，他深谙民间的各种沟沟坎坎，修路、救火、筹粮，为村民解决各种纠纷，在拆迁占地时最大限度为村民争取好处，做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当然，他也不拒绝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家里堆着一橱子的好烟好酒，楼下养着一群活鸡，还有装着现金的厚信封，他认为这些是自己应得的，这个“村级救世主”的一整套人生哲学，是民间文化创造性和惰性的结合体。而早逝的母亲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她长久地横亘在父亲与子女之间，作为话题的怀念里包含着对已逝生活的美化和虚构，这与知识分子对待民间和乡土的文化态度不乏相似之处。

《谁在敲门》中密布着家长里短、琐碎嘈杂的话语，其中包含民间文化的解体与重构，内在的冲突性和稳定性，被破坏的亲情乡情和取而代之的经济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很难实现相互理解，心理结构和物理结构都具有客观性，话语并不给这些经验结构编码，只是形成指示图式。底层社会的情感和行为是民间文化景观的基础，文化作为意义的体系，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文化、社会结构、人格体系是我们开展研究的核心三要素。格尔茨文化理论的基石是意义的公开性、具体性引导人的行为，以象征的方式存在，需经由研究者的阐释才能明晰；作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虚构，把存在于物化象征之上的意义转换为人的行为，从而构成可理解的文化表征。

叁

精英与大众的对视和对话

乡愁的内核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疏离。尽管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关联性，从而建立起认知体系，获得对文化的深入理解。不同主体的讲述具有相互参照和相互指涉的功能。《谁在敲门》中农民、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话语的内部视野和外部视野构成了互文，作家的都市眼光和乡土情感不是内部指涉，主体依旧是以外来观念在剖析异文化，那个被讲述的生活世界和被定义的观念世界在个人与家国、传统与当下、城市与乡村、非典型知识分子立场与典型农民意识之间，构成了四重对话关系。在异文化中理解他人和自身，个人的观察眼光与众人的集体行为，在文化视野里具备了各自的能指和所指。

小说中的村镇、县城、省城、遥远的南方，构成了空间的动线，这不仅是叙事策略，还意味着一种政治和权力，对抗性中不乏妥协。春明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满怀乡愁的异己者和外来者；大哥、大嫂和兄弟春晌几家作为底层弱势群体、典型农民，是乡土文化的承继者和受困者，父亲生病不过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他们的物质窘迫，也照见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晚辈中有读书人、生意人、打工人，也有骗子，他们是乡土社会的背离者和拆解者。加缪、鲁迅、洪峰等作家都写过“奔丧”主题，同样为奔丧归来的春明作为城里人，面对复杂的家族利益关系进退失据:在城市中，携带着乡村出身的自卑；回到乡下，又无法融人家族亲情，作为故乡的“局外人”和大时代的“多余人”，很难摆脱身份认同的困扰。

小说对下一代的观察视角更丰富，较之现代家族小说少了些理想主义色彩。大姐家的儿子李志是一个吃喝玩乐、挥金如土的败家子，整天在街上鬼混，和狐朋狗友打桌球、钓鱼、下馆子。这种“乡村官二代”颇有代表性，有意思的是这对父子的最后结局。大哥的儿子四喜和李志有相似之处，这个活在谎言里的年轻人是时代的另一面，见网友、睡女人、瞒父母、骗亲戚，撒谎就是四喜的日常生活。若把人类行动看作一种文本，文学的任务是建构对这一文本的感性解读。行为及其所构成的象征体系决定着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内部心理结构的索引搭建了现实和经验的桥梁。